一部深刻而精彩的著作，必然能准确敏锐地把握当下的脉搏，而同时又能由此回归到基本的问题。就此而言，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Hayles）的《我的妈妈是电脑》（MyMotherWasa Computer，下简称MC）正是这样一部杰作。仅从标题上看，这本书明显带着cyborg时代的典型气息，着魔于人类与机器之间那充满诱惑，但又危机四伏的亲密关系，并试图从中探寻真正的未来契机。不过，经过一番深入解读，会发现它在作者的思想演变的历程之中占据着一个关键的转折地位。海尔斯早期的著作聚焦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通，如1986年的TheCosmicWeb：ScientificFieldModelsandLiteraryStrategiesinthe20thCentury，及1990年的ChaosBound：OrderlyDisorderin ContemporaryLiteratureandScience，这些尝试虽然颇有新意，且往往能够深入细节，但其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一方面，它们的关注点大多仅停留于方法论的层面，而未能深刻把握到基本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作者所着重依赖和参照的，基本上都是当时所盛行的自然科学的模式（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而这就使得她的分析往往落入一种将这些模式“单向度”地运用于人文科学之中的尴尬境地。不过，从1999年的《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HowWeBecamePosthuman：VirtualBodies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Informatics）开始，她的研究方向逐步发生了转变。“后人类”这个口号被旗帜鲜明地奉为圭臬，并由此将她之前所关注的种种问题凝聚起来，提升到一个哲学反思的高度。

不过，后人类虽然是海尔斯随后思索的一个基本参照，但与其他同样被归于这个流派中的思想家有所不同，她从未单纯局限于空洞的口号式批判或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始终试图将理论的反思与具体的人文科学的问题及困境密切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