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刚

（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磁共振，辽宁 鞍山 114001）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成像在肺癌病理类型鉴别诊断方面的应用分析

张刚

（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磁共振，辽宁 鞍山 114001）

目的 分析在肺癌病理类型鉴别诊断中应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和动态增强成像（DCE-MRI）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2015年3月～2017年2月本院收治的肺癌患者86例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经支气管镜活检、手术等病理诊断结果确诊，对其临床影像学资料予以回顾性分析，研究DWI和DCE-MRI的鉴别诊断效果。结果 86例肺癌患者中，不规则或斑片状阴影34例，结节状阴影24例，类圆形阴影 28例；腺癌的ADC值、Ktrans、Kep、Ve均高于鳞癌及小细胞癌者，且鳞癌的ADC值较小细胞癌患者更低（P＜0.05），但二者的Ktrans、Kep、Ve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DWI成像中的ADC值和Ktrans、Kep、Ve值的参考，对于肺癌的鳞癌、腺癌及小细胞癌鉴别诊断的效果确切，值得重视。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动态增强成像；肺癌；病理鉴别诊断价值

城市空气污染近年来有明显加重趋势，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肺癌发病率有显著提升，有数据调查显示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低于14%[1]，预后普遍不佳。磁共振技术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用此技术对肺癌予以鉴别诊断，能够有效改善患者预后、提高生存质量。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研究肺癌的有效鉴别诊断方式，为其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具体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5年3月～2017年2月本院收治的肺癌患者86例，对其临床影像学资料予以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经支气管镜活检、手术等病理诊断得以证实，病理诊断结果显示：腺癌42例，鳞癌26例，小细胞癌18例。所有患者均伴随有不同程度的临床症状，其中痰中带血者42例，咳痰34例，发热10例。排除临床资料不全者、携带心脏起搏器等MRI禁忌证者。本研究中所有入选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伦理学要求。

1.2 方法 MRI成像仪器采用飞利浦公司生产的1.5 T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要求患者扫描前4小时禁饮禁食，嘱患者维持呼吸平稳，检查时要求患者采取仰卧体位，控制头部先进入予以扫描。将所得数据图像上传至工作站，利用软件计算相关参考数值并予以记录。

1.3 观察指标[2]根据DWI影像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并结合DCE-MRI影像结果，记录转运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相关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例数（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F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灶部位及一般形态学特征分析 86例肺癌患者的病灶直径范围包括1.5～6.2 cm，平均直径（3.26±1.09）cm，包括周围型病灶56例，中央型30例。根据病灶的MRI形态学图像上表现为：①阴影分布情况：不规则或斑片状阴影34例，结节状阴影24例，类圆形阴影 28例；②边界清晰情况：边界不清者58例，边界清晰者28例；③其他：存在肋骨转移或脊柱转移者30例，肿瘤邻近部位的胸膜增厚者10例，存在支气管征者22例，另24例未发现病灶转移或其他异常。

2.2 不同肺癌病理类型的ADC值和DCE-MRI定量参数对比对3组所得的相关数据予以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各组间的ADC值、Ktrans、Kep、V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两两对比采用t检验，结果显示：腺癌的ADC值、Ktrans、Kep、Ve均高于鳞癌（t=9.43，7.60，8.01，7.25；P＜0.05），腺癌的ADC值、Ktrans、Kep、Ve均高于小细胞癌者（t=5.07，6.95，9.54，8.90；P＜0.05）且鳞癌的ADC值较小细胞癌患者更低（t=12.50，P＜0.05），但二者的Ktrans、Kep、Ve对比无显著意义（t=0.97，0.68，0.52；P＞0.05），见表1。

表1 不同肺癌病理类型的ADC值和DCE-MRI定量参数比较（x±s）

3 讨论

DWI成像是利用MRI成像检测人体内部的水分子布朗运动，对病理状态下的肺组织水分子扩散差异及组织结构予以定性及定量分析，借此分析DWI图像在不同组织间的信号差异。EPI技术是DWI成像中较为常用的技术，要求采用不同的b值实现多次成像，b值越大，则所测ADC值更接近组织真实水平，更真实反映组织结构特征。多数研究认为，当b值选择在1 000 s/mm²时，可更好地鉴别肺部的良恶性结节，且DWI与PET-CT的敏感度、特异度基本一致。在b=1 000 s/mm²时，MRI检测所得影像的信噪比更高，且可更为清晰反映出不同肿瘤的组织特征[3]，对于肿瘤尺寸大小、肿瘤位置确定和肿瘤类型的鉴别诊断，均有一定的参考和治疗指导意义。在肿瘤组织中，多数细胞有异常增殖现象，此类增殖细胞中的间隙相对小，水分子运动受限而导致ADC值下降，而肿瘤坏死部位的细胞由于结构消失，水分子运动加快引起ADC增高，故可借助ADC值来评判细胞增殖和凋亡情况。

DCE-MRI成像原理是将小分子顺磁性对比剂向静脉血管内注射[4]，随后通过对受检组织不同时间的图像数据予以动态监测，并利用相关数据分析模型予以处理，通过检测对比剂到达组织的时间变化，间接获取受检组织的血液动力学特征。而肿瘤的生长、浸润及复发和新生微血管数量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若肿瘤恶性程度越高则微血管密度越高，此时血管通透性更高，经DCE-MRI检测的Ktrans、Kep值与肿瘤的良恶性有密切的关联性；而Ve则是反应肿瘤细胞排列构成和生长速率的主要指标，由于腺癌、鳞癌及小细胞癌存在不同的细胞生长方式，导致三类肺癌患者的细胞构成存在差异，进而表现出Ve值的测量差异。

本次研究中通过回顾性分析后发现，86例肺癌患者中，不规则或斑片状阴影34例，结节状阴影24例，类圆形阴影28例；腺癌的ADC值、Ktrans、Kep、Ve均高于鳞癌及小细胞癌者，且鳞癌的ADC值较小细胞癌患者更低（P＜0.05），但二者的Ktrans、Kep、Ve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得结果与乔伟等人[5]的研究观点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临床上在针对肺癌患者予以病理鉴别诊断时，应注意参考DWI磁共振成像中的ADC值，同时联合DCEMRI成像的Ktrans、Kep、Ve值，能够较为清晰地鉴别鳞癌、腺癌及小细胞癌，对于临床指导及治疗有确切意义。

[1] 史红媛,田迎,罗松,等.动态增强MRI、扩散加权成像及光学成像联合监测抗血管生成治疗后肿瘤反应的动物实验研究[J].中华放射学杂志,2012,46(3):269-274.

[2] 蒋洁智,李鹍,李卓琳,等.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早期预测肺癌化疗疗效的价值[J].放射学实践,2014,21(8):929-932.

[3] 曾治民,廖琴,蔡婧,等.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及ADC值测量对非小细胞肺癌肺门纵隔淋巴结的鉴别诊断价值[J].中国肿瘤临床,2012,39(10):706-710.

[4] 刘颖.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肺癌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进展[J].实用放射学杂志,2013,29(1):139-143.

[5] 乔伟,庄一平,张晋,等.MR扩散加权成像在CT引导下肺癌穿刺活检中的应用[J].中国CT和MRI杂志,2014,13(7):40-42.

10.3969/j.issn.1009-4393.2017.35.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