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剑杰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华中战场激战正酣，武汉面临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之，大量入川的抗战物资滞留在长江枢纽港宜昌。枯水期到来前，十余万吨物资、数万人员由穿越三峡的船只安全转移至重庆……这一壮举让人想到了两年后欧洲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宜昌，生死存亡

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

1938年夏天，当中日武汉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准备撤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成为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角色——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不含流动人数）。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部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

当时，人口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它們并非等闲之物，而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