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南海县，在清代是自然灾害高发区。虽然当地政府对灾害的防治、赈灾工作重视，但面对众多的灾民及造成的财产损失，政府的救助则显得杯水车薪。于是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通过捐修水利设施、创办社仓、救生送死、输栗捐银等方式开展各项备荒、赈灾工作。民间赈灾活动不但是对政府救济力量不足的重要补充，还促进了当地善风的发展，从而对稳定地方的社会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南海；慈善；灾荒

一、清代南海县主要自然灾害情况

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侯，冬夏两季盛行不同的季风，在这两种季风气侯交替影响下，造成降水量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雨季、旱季十分明显。同时，在每年夏秋之交受热带气流的影响经常遭受台风的侵袭。因此，洪涝、旱灾、风灾等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自然灾害。

洪涝。南海县水资源十分丰富，域内河涌纵横交错，诸如西江、北江干流及北江汊流西南涌、南沙涌、佛山涌、吉利涌、顺德水道等众多水系，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以及交通运输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但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该区域的水灾时有发生。史料中有关水灾的记载随处可见，如乾隆十一年“南海、三水、顺德、开平、恩平等县因大雨水发，有被冲田亩、围基、房舍之处，民屋有倾压淹死者。”[1]乾隆四十九年，南海“五月大水，桑园围溃，害稼伤人坏屋，逾月水退.”[2]咸丰六年，“六月十五日，连日风雨如飓，二十三复连日风雨如飓海水，骤涨民居多被水淹。”[3]据统计，清代南海县发生重大水灾为37次。[4]洪水给当地民众的生命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人畜死亡、房屋坍塌、农田被淹乃至粮食颗粒无收。

旱灾是我国古代社会对农业威胁最大的灾害之一，通常影响的区域范围比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可以数月乃至大半年。严重的旱灾致使井泉干涸、溪间断流、田地龟裂、作物枯萎。虽然南海县地处江河支流且降雨充沛，但受季节气侯、地质条件等因素影响，也无时不刻不受旱灾的威胁。乾隆二十三年，“春旱，斗米钱二百。”[5]乾隆六十年，南海“春旱，饥”[6]光绪二十七年“冬大旱，秋米价大涨”[7]据统计，清代南海县发生重大旱灾次数为26次。[8]

风灾。该区域的风灾主要是由台风造成的。“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海洋上的一种强烈风暴，它常常带来狂风、暴雨和暴潮，对人民生命财产危害极大，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灾害性天气。”[9]在清代南海县是珠三角地区受台风吹袭频率最高的地区，发生重大风灾共有41次[10]。每当台风发生时往往夹杂着暴雨，破坏力惊人。如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二夜，飓风大作，沉舟、拨木、倒屋无算。”[11]光绪四年“三月初九辰刻，大雷电暴风，拨木发屋。申刻，西关河旁猝起烈风，龙气掀簸自杉栏外至顺母桥，倒塌房屋一千五百余家，覆溺船只數百号，伤毙人口数百名，诚巨劫也。”[12]同治二年“七年初一，风雨大作，省河覆舟无算。佛山近南边界倒塌房屋多间。[13]

除了水灾、旱灾、风灾外，该地区还会受到虫灾、冰雹、瘟疫等其他灾害的威胁。虫灾，虽然在该区域发生的频率比其它地方较低，但其破坏力也不容忽视。清康熙二十七年“夏，南海、番禺、三水边禾稻尽遭虫蚀，根苗竟成白灰。”[14]乾隆六年九月，清政府对受水旱虫灾影响的南海、番禺、顺德等26个州县厅的灾民进济赈济。[15]珠江三角洲发生冰雹的频率也较少，但猛烈的冰雹还是会损坏房屋、打毁庄稼以及危害人畜的生命。顺治八年四月“雨雹大如斗，破屋毙畜”[16]佛山镇“卯已二十四年夏，大雨雹，坏民房甚多。”[17]每次灾情发生后，除了直接杀伤人口、造成饥荒以及财物损失外，还会因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而产生的瘟疫。南海九江，道光十三年“癸已，五月，大水伤稼，桑园围溃。七月十六日，飓风甚，雨连四昼夜，水涨益甚，塌屋溺人无数。秋冬大饥，民多疾疫。[18]

二、民间采用的荒政措施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虽然清政府对受灾地区采用了蠲缓、赈济、平粜、安辑、抚恤等赈济方式，但对于众多等待救助的灾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甚至有些赈济方式对于灾民来说并没有直接的救助作用。如蠲缓虽然可免除灾民的田粮，但对于连饭都吃不上的灾民来说，更谈何交租。而且灾后租还是依然要交。因此，当地不少民间组织及富绅利用对当地灾情和灾民所需的了解，因地制宜施行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救济方式，为受困灾民提供生存的空间，同时采用一些备荒手段以防治或减少灾害带来的破坏。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与河道的浚通

水利设施的修建不仅可以保证农田灌溉，同时也可以减少水旱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因此灾前备荒或是灾后重建水利设施建设都关系到该地区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历来备受当地政府及百姓重视。在南海县，不少民间组织、商铺及个人积极捐资并组织人手进行加固堤围工作。如道光九年五月“大水桑围基溃。邑绅伍元薇捐筑修基费三万三千两。”[19]乾隆年间，南海县李云先后捐银二百八十五两。陈俞徴捐银三百五十九两，修建堤围。[20]还有当地不少商铺也积极参与其中。据光绪《桑园围志》记载：乾隆八年“横基水溢凡三决（缺）口，各堡筑复。”此次修筑有沙头堡、九江堡、简村堡等共73间商铺共捐银二千四百七拾两六钱六分。[21]此外，对河道进行经常性的浚通也既能达到防灾减灾的功效又可促进商业运输的发展。如佛山涌“袤长二千八百三十丈，衡自十三丈至三、四丈不等.……商贾以为财源，而藉余滀以灌田亩，通舟楫以便行旅，其尤彰明较著者也。顾岁久湮塞。”在嘉庆二十一年，“李茂才荣邦就其所居观音堂一带，清浚四余丈，以费绌而止。”四年后，道光元年，全镇绅士商民共同捐资九千九百多两洋银，历经五个月才完成对佛山涌的浚通工作。[22]光绪八年，全镇共捐洋银一万两有奇，其中商户共捐资八千五百两一十二钱四分二厘。[23]

（二）义仓与族田

设置备荒粮仓是中国传统社会应对灾害的主要措施。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广东储粮备荒的三种仓储形式。常平仓多由官方创办及经营，随着清代吏治的腐败，积弊非常多，已经越来越不能完全胜任救灾赈济的角色。这时，不少富户、乡绅无偿捐赠，创办了义仓或社仓，同时还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据宣统《南海县志》载：从乾隆至光绪十一年期间，南海县共创办义仓有14所，主要分布在九江、沙头、佛山等地。[24]其中佛山义仓最为有代表性。

佛山是我国明清时期四大名镇之一。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而名闻遐迩。据嘉庆二年《广储义仓碑》载：早在乾隆四十八，乡绅陈梦先等人劝捐六百余两银，在佛山汾水正埠官地两旁建铺出租，以租金作公费之用。后于乾隆五十五年，乡绅劳潼筹议将该铺部分租金买地建仓，积谷备赈。至乾隆六十年六月，买麒麟社街屋地正式建立义仓二座。同时也制定了《佛镇义仓总录》对义仓人员、租金使用、赈济要求及粮食的存贮等进行管理。[25]商铺的租金和“各富绅殷户、盐洋茶等商捐签银两[26]是佛山义仓资金来源的保证。自佛山义仓建立后先，后对多次受灾百姓进行赈济。据《佛山义仓总录》记载，嘉庆十一、十四年，道光十一、十三、十四年，义仓均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其中道光十一年的赈济规模最大，从二月廿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共向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名贫者发放了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六石零一升五合米。另外，还向流丐发放了四日的粮食，共计一百二十二石五斗五升。[27]

珠江三角洲是封建宗法势力强固的地区之一。[28]族田作为维护宗法制度的物质条件，随着宗法制的发展而不断膨胀起来。据民国廿三年（1934）陈翰笙先生的调查，南海县族田占总耕地面积的40%。[29]在《广东通志》中对族田有这样的记载“民重建祠，多置祭田。岁收其入，祭祀之处，其用有三；朔日进子弟于祠，以课文试童子者，助以卷金……；岁给以米，有贫困残疾者……；遇大荒又计丁发栗，可谓敦睦宗族矣。”[30]由此可知，族田的其中用途之一是在荒灾之年可最大限度地保障族内成员的生活。据《南海金鱼堂陈氏族谱》载：“昔我玉京太祖经营数十载，幸而财产益丰，相传数代，岂料连年饥馑，迨到各房家产消乏……”[31]南海县劳氏宗族“田产房舍，……集汝辈拾而分之，使各管业，容膝可安，足蔽风雨，淡泊可味，稍免饥寒”。[32]利用族田对宗亲族人的救助也该地区民间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各种慈善机构

到清中后期，随着西方社会集群、结社思想和社团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出现了合群结社思潮，超越利益取向，以共同社会目标和信仰为纽带结成的社团如各种善堂、善社等层出不穷。在南海县共有慈善组织34 所，其中以“捐医施药、施棺义葬、赠粥施衣”为宗旨的有15所。这些慈善组织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佛山镇务滋堂“光绪丙申，时疫流行，聘请专门医生疗治，活人无算。”[33]1878年4月，粤省风灾，爱育堂施棺施药、打捞浮尸。1898年，广东饥荒，广仁、爱育合办平粜，分设二厂；崇正与广济、东华合办平粜。1898年6月，粤省疫症，各善堂施医。[34]

（四）个人参与赈灾活动

除了上述具有一定组织性的民间备荒、赈济外，个人行善也不容忽略。当地不少心怀慈善的富户、绅商也纷纷向素不相识的灾民伸出援手。其中最常见的赈济方式有输栗捐银、施粥赈济以及救生送死。

输粟捐银，是清代时期该地区灾后最常见的民间救济方式之一。刘倬，忠义乡人，“乾隆戊寅、戊戌，岁饥，皆竭力倡捐，买米与各绅士赈济。公厰有漏给者，倬夜率僮仆持米分给。”[35]李圣时，石门人，“康熙辛未岁饥，捐榖三百石。”[36]梁世祥，金瓯堡人，“道光癸已饥，捐米三百石赈恤之。”[37]崔彤光，沙头堡人，以商贾起家，嘉庆十八年“西潦決围淹没田庐，衰鸿遍野。彤光捐千金为赈恤费。……岁有饥凶、疾痛，施米鬻分药。”[38]

施粥赈济，是清代南海地区较为常见的民间救济方式。因为可以用较少的米谷煮成稀粥大规模地赈济饥民，使得善行得以长久持续，并且这样方式也最直接、最见效。潘壁光“咸丰五年，粤大饥。壁光捐资倡赈设厂长寿寺煮粥以食，饿者躬泣。”[39]梁应棠“道光间大饥，哀鸿遍野，乃恻然。捐钜款，设粥厂累月，难民就食以万计。[40]

救生送死。每次灾情发生后，除了造成财物损失外，还会直接杀伤人口，为救治伤员及防止瘟疫的蔓延，不少慈善组织及个人施以援手，对受伤的灾民进行施医赠药。管镇乾“道咸间，设馆佛山施医赠药……光绪元年四月，五斗司属飓风塌屋人多伤弊。四年三月，城西大风旋继以火，死伤尤惨……。乾皆齐药赴救多所全活。辄费钜赀当事，酬以多金并却不受。”[41]而對于灾民的尸体，当地不少善长人翁出资施棺收殓。方志里这样的记载层出不穷。如尹泳“已卯疫盛，人多死。泳棺数百具，于东北两门外购地为义冢。”[42]吴升运“赈饥施棺，各义举必捐赀。”[43]

无论是个人、地方家族或慈善组织，他们参与赈灾活动其出发点可能各有不同。个人通过参与救荒活动借此提升自己在乡里的威望，或希望获取政治身份和地位。地方家族通过救助族人以维护家族的声望和加强了族人的团结。而慈善机构则可通过参与救助活动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并逐渐成为官府与商民之间的中介，对地方事务进行干预。虽然出发点各有不同，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善举毕竟是对国家社会救济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一定的补救作用，使灾民减少颠沛流离之苦维护了当地社会的稳定，而且也多少促进当地社会的向善之风，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五）促进当地善风的发展

面对灾荒，各种慈善机构、家族或个人大多都积极投身于救灾行动中，除了缓解灾民的痛苦外，还给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所产生的社会劝善及行善风气，对调动和组织更多的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救助活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在地方区域和家族门系中培养了一股向善之风，将他们行善事迹载入地方志或家训中，以教化后人，使慈善思想和活动深入人心，能够产生较强的慈善氛围和舆论，对人们的活动产生一定的引导。此外，“社会劝化”是慈善组织善举其中一部分，向民众宣讲圣谕通过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事例以及讲解、借阅善书，使更多的民众得到感化。如两粤广仁善堂“以宣讲圣谕，举办一切救灾各大善举为宗旨”[44]从而达到“以兴善举以厚风俗而励人心”的目的。

（六）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

一个城市要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防止偷盗匪乱。明清时期珠三角地区工商业发达“百货贸迁，尤为我等云集之区”。[45]而作为广州府府治所在地的南海县，吸引了众多商人前来寻找发展商机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失业人员的流入，出现了“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的现象。[11]（265）再加上当时自然灾害濒密，于是在该地区常出现游民乞丐，以及当地本身的贫民，这么一个庞大的饥寒交迫、游离不定的群体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古训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此话不无道理。于是当地不少绅商、家族或慈善机构伸出援手对灾民进行救助，使灾民得以喘息生存，以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达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控制两极分化心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目的。1907年，因受前年水灾影响，粤省各在米价飞涨，人心惶惶，抢米事件是有发生。于是省城各善堂联合香港东华医院组织了“省港善堂商会平粜总公所”，公所组织各善堂垫款从安南购入米石5450余万斛，对灾民进行救济，之后抢米事件逐渐平息。[46]

（七）对国家救济力量不足的补充

清代是我国历朝救灾制度最为完善、执行也最为严格的朝代，主要是通过报灾、勘灾、发赈三步来完成对灾民的赈济。尽管制度详备，但受吏治、国家财政和粮食划拨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的救济往往难以满足灾荒救济的需要，特别是在清代末期国家衰败之时，政府积极倡导和要求民间社会乐善好施、舍财纡难。如1878年省城遭受台风袭击，官府交给爱育善堂办理赈恤之事。1880年，粤省大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官府又饬爱育堂董办理赈务，并声称“该绅董等如有劝办办难，欲籍地方官之力，本部院与督部堂身当为之饬遵。”[47]由此可见，民间慈善组织在地方救灾恤难事务中扮演着主角，政府只能依赖于地方慈善组织施赈。

此外，个别绅商及慈善机构对生活所在地的实际灾情和灾民的实际需要的熟悉，在实际救灾中，不仅能对国家倡导的行为进行变通，而且还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行开展一些救济活动。比如，道光辛卯年的水灾中，当地商人梁玉成捐栗逾千石。听说灾民中有不少伤亡，于是“命子九图，梓以疗世。复购地，瘗佛山吉祐等处露骸千数百具。”[48]这样的民间赈济显然能够起到弥补国家救济之不足，真正造福于灾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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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万涛（1973-），女，汉族，广东省南海人，本科，佛山市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