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玲

老街老了，已经有200多岁了。

老街，以前的名字叫阿尔古。阿尔古是嘉绒语阿额的变音，意思是河岸上方。乾隆第二次平定金川后，曾于葛尔丹斯、沙耳尼、下茹寨、甲咱等多处地方选址，并将各地的土以相同体称，唯阿尔古的土最重，视为含金最高，故厅治始设于此。乾隆四十四年，改厅为屯，置绥靖屯，屯治于此。

老街位于金川江西岸，原有东、西、南石城门各一。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城门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零散的院落和青石街巷还诉说着曾经的过往。

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没有高楼大厦，大多两层或者三层，像一条龙盘踞在县城的半山腰上。老街的房屋建筑与别处的不同，大多是筒子楼，狭而深，通常是临街面一个门洞，直进去，里面亭台楼阁迂回曲折，少有院。房子一间挨着一间，为了节约使用面积，很多相邻的两家都共用一面墙，房子和房子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从这家屋背轻易就迈向了那家屋顶，这家的树伸向了那家的院子，那家的果落进了这家的院，一只猫可以越过半条街的屋脊追一只落荒而逃的老鼠。

夫家在青石梯子的尽头，有一处小小的院落。

小院门口，有一条狭长的巷子，因地势高低，路面为石梯结构。全用青石板砌成，一块石板和另一块石板之间有微小的间隙，形成了好看的图案。块块石板光滑如镜，尤其是雨后，石梯子像擦了擦脸油一样光洁浸润。临街的门前置了一椭圆的石头，经常有走累了的人小坐休息，时间长了，石头光滑如玉，透着岁月的质感。

青石板路消失的时候我已搬离老街了好几年，等我得知这一消息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所有的青石板都被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泛着苍白光泽的水泥梯。记得那天，我站在老街的门檐下，望着长长的水泥梯，仿佛丢了什么东西一样失魂，那浸着岁月痕迹的青石街没了，连同青石上的马蹄印，石缝间顽强的小草和勤劳的小蚂蚁，都不见了……许是安慰，家门口那块刻有九只燕子的石头居然逃过一劫，保留了下来，硬生生地挤在一大段水泥梯子中间，像个警示符号。关于九燕石，是有一段典故的。据传，乾隆二征金川时军务紧急，飞马报军情，疾驰的马踩死低翔的雨燕拓在了石头上，九燕便以那样的姿势成了永久的飞行状。

但老街上的老人却说，燕子选风水好的地方筑巢，在谁家筑巢，谁家就吉祥平安、人丁兴旺，燕子常栖的家庭，被认为是有德行的人家。

旧时老街的闸子门，在当时算是老街最高的一处建筑了，院内有几百年古榆树。相传，有一年的春天，飞来了九只燕子在屋檐下筑了巢，从那之后，年年春天往返回于此，数年来燕子的只数不见增加也不见减少。这让住在红桥边的石匠觉得非常好奇，怎么就不见增减呢？他常常这样想，在活路不忙的时候，就仔细观察那几只燕子的模样，并用一块青石板把它们飞翔的姿态给拓在了石头上。

石匠刻得断断续续，当他的刻刀刻完最后一笔的时候，已是数九严寒，冬阳暖暖地照在石板上，九只燕子栩栩如生，石匠越看越喜欢。来年三月，老街人左等右等不见九燕飞回来，石匠的心一下变得忐忑不安，接下来的几年，燕子都没有再飞回来过。后来老街修石梯子，石匠把自己雕刻有九只燕子的那方青石，置于了闸子门之前，以此纪念再也飞不回来的九只燕子。

石匠死了，闸子门拆了，燕子的老巢拆了，旧房子也都拆了，就那块九燕石挤在水泥梯子中间，被许多人踩着。我想，等哪天人们又把九燕石踩平了，九燕就又该飞回来了！

金川是四川藏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樞纽，老街则是这个枢纽的缩影。佛教苦感文化、苯教乐感文化、基督教罪感文化以及红军文化为一体的个性化古镇。九燕石的尽头就是清真寺，外墙上白绿两色的瓷砖、琉璃圆顶尽显异域特色，圆顶两侧各有一个中式檐角，门前4根红色木柱，又带有中式建筑特点。据金川县《县志》记载：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时，从陕西渭南调来清军，其中有不少回民官兵，战后留住戍垦，此为移居金川县内最早的回族。继而不少到金川经商的回族，也在这里安家落户。1794年由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集资，清政府补助，修建了这座清真寺。从大门走进去，在厅内有两块写有“四川省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址”和“中国工农红军（33军）绥靖回民独立连连部遗址”的牌子，见证穆斯林与红军心连心。

1935年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开的，同时还成立了一支120人的回民独立连。这支队伍主要负责为红军筹集粮款。寺内的陈列室，靠墙摆放着一排玻璃展柜：“金川县回族老红军风采”、“红军发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文告”、“红军在金川的革命遗迹”。

逢斋月，大批的回民前往清真寺闭斋，等不到天亮就有人前往去“倒油”，偶尔听得到祷告的声音，据说信众在斋月里吃饭要两头不见光，即早上天不见亮，晚上等到星星出来才吃，且白天禁喝水。夫家的房子与清真寺为邻，夫家的一个回族邻居，姓猫，大家都叫他猫伯儿，人长得瘦高精干，常围了雪白的围裙戴了白帽儿从大门外就叫进门来：“纪大嬢，纪大嬢在没有啊？”每一个音节都被他拖出长长的尾音，也不等人应，就自顾自走进来，站在院子里逮谁和谁说话，声音尖利而婉转，时不时还伴着比较委婉的肢体动作。末了，极为神秘地从围裙里掏出一个或者两个用油纸封了的油香，仿若珍宝地悄悄塞给某个人，并且反复叮嘱，不要给别人说之类的话。夫家的灶台上或案板上就常有一两个金黄的油香。等到他走了，婆婆就用菜刀把油香切成小块儿给大家分食。油香其实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油炸面食，但清真寺里做出来的却格外的绵软香甜，放很久都不见变硬。我和夫君搬离老街很久了，但偶尔还是会收到一两个用油纸封了的油香，还是记忆中的香甜。

清真寺的斜对面是瞎子龙伯儿的小卖部。每次路过，我总会多停留一会儿。龙伯儿双目失明，对声音和钱的辨识准确率极高。有时候仅仅是从他面前走过，他也会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在他的小卖部买东西，他从不会拿错，找零时决不会把一块找成五毛，有一回我故意跟他说：

“龙伯儿，你找多了。”

他笑笑：“不会的。”笃定地转身进行下一单买卖。

尽管很多老街人都在他那儿买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小东西，但龙伯儿的生意并不是特别好，他也不介意，他喜欢有人听他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点都不夸张，还会卜算，所以他的小卖部门前总会有人。闲下来的庄稼人，自己从家里灌一大盅热气腾腾的茶聚在小卖部门前，或坐，或站。这个时间点在小卖部门前聚集的人，大多数是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刚吃过饭冲了凉趁女人们围着灶台转，他们就各自从家里冒了出来，端着茶杯，趿着拖鞋，踱着悠闲的步子朝龙伯儿的小卖部聚拢。清静的小店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从国家大事说到老街历史，不管是一本正经还是胡编瞎吹，那兴致永远是满满的。有时候，也会为了一个观点形成几派，争得面红耳赤，非得有人打上二三两白酒喝个转转酒才得以平和。

女人们则大多是午后去那里打个半斤本地香醋或称上两斤盐巴顺便就在小卖部前，撩起青布衫子在石头上坐下来，把头上有些松散的头帕取下来，叠在围腰里，叉开手指梳理好辫子，再用头帕裹起来。女人们的话，总是一茬接着一茬，有的甚至就倚在小卖部的木隔板上睡着了。

偶尔有人穿过幽长的青石巷，脚步也是格外的轻，仿佛都尽力不去惊扰女人们的白日梦。

小卖部在老街清真寺的斜对面，是龙伯儿借了老朋友唐伯儿的房子。唐家在外地买了房子而长期不住金川，龙伯儿借了临街的铺面做小生意，顺带也帮唐家看房子。

从龙伯儿的小卖部过去不多远就是灯杆坝。灯杆坝是旧时结社、集会、贸易场所。因在坝子中心栽有一灯杆，上置白鹤而得名。灯杆坝就现在而言仍然是老街唯一宽敞处，不足百平方的坝子里灯杆早已不在。坝子中间有一棵冬青树，枝干上长满了青苔，老街人把它称为“红军树”，说1935年徐向前在这棵树上拴过马。还有两棵老梨树，树荫下乘凉的，经常是吃斋念佛的老年人，她们从家里搬出条凳，三三两两，坐在树下摆着龙门阵或掐着佛珠。

灯杆坝过去有许多只容一人错身的巷道，地名分别为复兴街、中和街、半边街、育才巷、箭道子。这些巷子在街道里绕来绕去，如果不是很熟悉又没有人指引，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

灯杆坝的对面有一幢全木结构的老房子，几个烫金大字“中共大金省委”挂在临街的门面上，房子有两层，楼梯内设，从外观上看是整幢，进了屋才看见有楼梯引向二楼。整座小木楼都有人工精雕细琢的刻花，细密的小方格子，连光亮都不容易进得屋里，一把生满铜锈的锁挂在木门上。

这是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经过此地时建立的“中共大金省委”和“格勒德沙共和国中央政府”，历时一年多，近3万红军驻留金川，十万军士转战以金川为核心的周边各县，在金川地方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

据金川县志记载：“为了融合民族感情，中共大金省委提倡藏汉通婚。省委三名干部分别与藏族和汉族姑娘成了亲，省委书记邵式平同志与苏维埃妇女部长、藏族战士杨秀英，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中权政委与周山姑娘三琅木初、格勒德沙中央政府藏族主席克基与汉族姑娘唐连长成亲。”

战争时期的婚姻，跟时局一样动荡，三对夫妻中，没有一对善终。李中权与周山姑娘三琅木初在部队迁移中走失，克基的爱人汉族姑娘唐连長在一次战争中失踪，邵式平与杨秀英的情缘倒是持续得久一些，但最终也是劳燕分飞。

杨秀英是金川角木牛人，生得好看，典型的嘉绒美女。红军长征到金川时，两千多金川儿女加入红军，不少金川女子积极入伍，她们剪短发、着军装、扛枪扎绑腿，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各部队中负责筹军粮、护伤员、押俘虏，在金川两岸的大小战场上，在阿坝草地、甘南草原、黄河岸边、西征战场，都留下了她们英姿飒爽的身影。杨秀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唱歌、跳舞、组织活动样样在行，没多久就当上了苏维埃妇女部长。时任中共大金省委书记的邵式平总是不遗余力地教她读书、写字，时间长了，两个青年人暗暗滋生爱慕情怀却也都不捅破。杨秀英是土生土长的金川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金川，关于爱情，从来没有一个女子敢去想象。杨秀英只是觉得愉悦，天是那样的蓝，水是那么的清，抬起头就想微笑，就连母亲的唠叨也变得格外亲切。她每天都早早起床，把自己收拾清爽，脚步轻盈地跑向指挥部，开始新的一天，两情相悦的日子总是不够用的。

1935年的11月，邵式平和杨秀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有情饮水饱，新婚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红军在金川休养生息了一年多以后继续北上，邵式平和杨秀英辞别父母，随部队行至小金却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孝顺的杨秀英连夜往金川赶，与夫君约好待母亲病好后再去追赶大部队。不曾想，杨秀英回到家后母亲病重，伺候了几十天以后仍无力回天，等安顿好母亲的后事，大部队已经不知所踪。红军撤走后，地方势力卷土重来，杨秀英成了搜捕的目标，她乔装改扮在小金等多地帮人洗衣服，背柴，隐姓埋名靠打短工为生，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黑暗无助的岁月。

解放后，邵式平当了江西省省长，曾派人到金川找到了杨秀英。在得知邵式平已有家室后，杨秀英虽是深感遗撼却非常包容地告诉来者说，请转告省长，谢谢他的深情厚意，杨秀英心领了，我已经不便再打扰他的生活了，他好好的就好。寻访的人走后，杨秀英大哭了一场。战争年代，消息闭塞，生死未卜，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原谅的。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感情，实则在内心早已坚不可摧，杨秀英此时的放手大气华丽云淡风清，淡化了自己若干年血雨腥风的坚守。杨秀英终究是把名震一方的“邵阎王”、“邵大哥”深深埋在了自己的心底，自此，鲜少提起。

绕城隍庙往新街走，在新街与老街的交界是徐向前指挥部，1935年10月（农历乙亥年九月）至1936年7月（农历丙子年五月）， 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今金川县金川镇安顺村居住达10个月之久，先后在红五军团团部和张百川家、马显华家住过，张、马两家房屋已不见踪影，只能依稀看得到一点点原来的样子。

徐帅坐阵金川县城，由红五军团固守此地，所辖部队有王树声部、李先念部、徐深吉部、桂干生部、董振堂部、黄超部和李彩云部，还直接指挥金川省军区、绥靖军区、金川独立师。

1936年7月，红军北上，徐帅离开金川县境。在临离开金川时，他把“红军国家药店”的医生杨武之夫妇托付给张百川关照护理，因杨本身年迈体弱，其夫人染病不能行动，张百川当即答应，并请徐帅放心。为了表示对房东张百川的感谢，徐帅将自己常用的一只铜壶（现为二级保护文物）赠送给了张百川，还握住张百川的手说：“以后革命胜利了，你来找我徐向前。”红军离开金川后，后山反动势力和国民党武装卷土重来，残害红军伤病员和革命干部，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杨武之夫妇的安全，张百川星夜护送他们离开金川，取道丹巴，一直送到小金。后杨武之夫妇以其高超的医技，在小金行医，从未暴露其红军身份。

1984年，已是83岁高龄的徐帅，依然怀念金川，特派人到金川，看望了他的房东张百川和马显华，可惜两位老人已辞世多年。客人在金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万高的陪同下，与年近百岁的张百川夫人合影，并摄了像，还对张百川夫人说：“徐帅他老人家至今还挂念着你们。”

红军在金川驻留一年零三个月之久，金川人民为红军补充了数以千计的兵源，支援了粮食、牦牛，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和全国解放以后，多次讲述并高度评价了藏羌人民的革命业绩，赞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为“牦牛革命”，并一再表示：“我们是欠了番民（当时对藏区人民的称呼）的债，欠了债是要偿还的。”（原中顾委委员天宝同志证实，主席曾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讲过，对他本人也这样讲过。）

2012年10月15日清晨，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将军一行从北京飞到金川，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瞻仰并参观了父亲徐向前长征时的指挥部——一幢全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属指挥部兼生活间，三间房，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红军在金川作战示意图”，左侧挂着粗白布缝制的文件袋，两张大方桌并接，五条高板凳，长方桌上放着一张作战图和一根示意棒组成一个十分简陋的指挥部，堂屋左边是元帅的住处，右间是更小的一间指挥部。楼上陈设同楼下基本一致，左边住宿、中间议事厅、右间是个陈列室，陈列了一些当年元帅用过的铜壶、军用壶、马灯之类的东西，十分的简陋。从楼下到楼上无论建筑还是物品摆放都保存着当年的样子，阳光从窗外直射进屋，在斑驳的光影中呈现一种古朴和宁静，完全不能想像这里曾经的血雨腥风与刀光剑影。

在元帅指挥部旧址，张百川之孙把当年徐帅赠给张百川的铜壶回赠给了徐小岩将军，徐将军再把这把铜壶捐给了国家。老人们拉着徐将军的手，讲着那段红色岁月里的红色记忆——当年徐帅教本地老百姓唱歌“天上的星星多，没有咱红军多，大家真快乐……”因为徐帅是山西人，口音较重所以百姓老听错词，老是把“真快乐”唱成“真乖啰”，他就一个一个地教，教完还在房前墙上挥笔疾书“来了徐向前，大家过个快乐年”。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根扎在百姓心中，到现在老百姓道来还如数家珍。徐小岩将军非常感慨，他也伏在父亲当年指挥作战的长方桌上饱蘸深情地写下：“金川革命老区”、“弘扬长征精神，加快金川老区发展。”

面对热情的百姓，徐小岩说：“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叮嘱我们，不要忘了老区的人民，有机会时一定要重返老区关心老区建设和发展，今天我替父亲圆了梦，回到了这里，感受到老区百姓的真情和热情，这是红军精神根植到百姓中间的体现和延续。希望这种精神在金川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8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川作为革命老区也日新月异。周围的建筑变了，指挥部没变；一代人离开了，但他们留下的感情没有变，战争岁月里的生死相交，厚重的革命情谊，又怎能不深深牵动老百姓的心？

老街的木格子窗还保留着以前的样子，走过老街的人老得再也找不见。当年的指挥部已被列为国家二级文物单位，烧水的壶打马的鞭都在展馆里安静地躺着，茶水咕嘟声犹在，快马加鞭人已远。属于红军的药店、商铺还安静地立在老街的土地上，城隍廟的老戏台摇摇欲坠，破了的蜘蛛网悬在风中，欲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