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

伟大的批评家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也超越时代

朱东润

立场不一，对于万事万物也要看出不同形态。

在我的初稿写成以前，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后，郭绍虞先生的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陆续出版。此外还看到许多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诸位先生治学的热忱和撰述的价值，深刻地引起我的钦服。但是我对于我这本书的责任，一切由我自己负担。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讨论一切事物的时候，有一般的局势，有各殊的立场。因为局势相同，所以结论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场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种不同的形态。这本书的内容，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有异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当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只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见地。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写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时代或宗派，是一种不能辩护的疏忽。在全书中，我曾经指出刘勰、钟嵘所处的时代，我也曾指出对于当时的潮流刘勰如何地顺应，钟嵘如何地反抗。我曾经指出元以后江西派几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评者如何地奋斗。至于明代秦汉派和唐宋派的递兴，清代神韵、性灵两宗的迭起，桐城、阳湖两派的相关，我相信我也曾经指出。但是我不曾对于每个时代加以特殊的标识，而对于每个批评家，纵使大众指为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认是某宗某派，我很难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称。一切都是出于有意。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这是一个矛盾，然而人生本来是矛盾的。刘勰承受宋齐以来的潮流，然而刘勰不满意宋齐以来的现实。严羽承受南宋以来的潮流，然而严羽不满意南宋以来的现实。假如我们承认刘勰、严羽的超越时代只是一种特例罢，但是钟嵘较之刘勰更加超越，方回较之严羽也何尝不超越?我们怎样解释呢?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导。宗派会有固定的规律，甚至也会有因袭的恩怨，然而伟大的人生常会打破这些不必要的规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韩愈和李翱不同，黄庭坚、陈无己和韩驹、吕本中不同，李攀龙和王世贞不同，方苞、刘大和姚鼐、曾国藩不同，我们又怎样解释呢?也许有人指出他们之间大同小异，所以不妨承认宗派的存在。倘使他们的中间只是大同小异，原不妨这样说；但是谁能保证他们的中间不会是小同大异呢?因此，在这些情形之下，就时代或宗派立论，有时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时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难。所以，我决然放弃时代和宗派的标题，在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这是一个尝试，也许可以得到读者的容许。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给以分别的叙述。批评家论诗论文，有时采取不同的立场：韩愈是一个例，袁枚自称论文严而论诗宽，更是显然的一个例。所以分门别类的叙述，确实有一种便利；但是这里，和上面一样，也有相当的困难。苏轼论诗论文论词，都有他的主张，我们不便把整个的苏轼分隶于三个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较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困难还要增加。刘熙载的《艺概》，论诗，论文，论赋，论词曲，论经艺，我们更不便把整个的刘熙载分隶于五六个不同的篇幅。中国文学批评史究竟不是文论史，诗论史、词曲论史的联合的组织，所以我决意放弃分门别类的叙述；除了仅有的例外，在这本书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个的批评家，而不是每个批评家的多方面的组合。

黄庭坚手札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中国是一个富于古代历史的国家，整个的知识界弥漫了“信而好古”的气氛。五四运动以前，一般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运动以后，除了打开窗户，吸收一些外来的空气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学课程里，文学史的讲授，只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因此即是讨论到中国文学批评，一般人只能想起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最多只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11世纪以后的著作，几乎逸出文学界的视野，这不能不算是骇人听闻!有人会说文学批评的原理，刘勰、钟嵘已经说尽，其余只剩一些枝叶，用不着过分注意。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每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这当然是一种意见。但是我的意见，是应当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密的叙述。也许这里讲得太多一点，但是我们对于一千年以来的历史既然无法加以“革除”，我们的生活同样地也无法超越近代的阶段，遥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么即使多知道一点近代文学批评的趋势，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费。何况纵使这本书“远略近详”，其他主张“远详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广博的读者当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