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朱彬

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宋代一部重要的诗话，对元、明、清的诗话与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比前人的诗话，《沧浪诗话》的创新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严羽提出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如“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另一方面，《沧浪诗话》具有体系性，严羽从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来阐述自己对诗歌本质、诗歌写作、诗歌批评、诗歌内容的观点。本文旨在结合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章，进一步探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诗经》“隐蔽”的原因。

一、对《诗经》“隐蔽”的体现

（一）在《诗辩》中的体现

《诗辩》中对《诗经》的“隐蔽”主要体现在严羽的诗学主张之中。如“以禅论诗”说中，严羽认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所谓“第一义”是指符合严羽最高诗歌价值标准的诗歌。并且，严羽把《诗经》排除在了“第一义”之外。

在“熟参”历代诗歌作为写作前的准备时，严羽提出先“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其次便是晋、南朝、宋时期的诗歌，接着是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在这里，严羽排列出“熟参”历代诗歌的顺序;而汉、魏时期的诗歌被认为是优先学习的对象，在汉代之前的《诗经》则被“隐蔽”。

对学习诗歌写作的人来说，“识”的培养也很重要，严羽指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识”是指写作者应该具有的与诗歌相关的知识，严羽仍然推崇汉、魏、晋和盛唐的诗歌。具体培养“识”的做法为“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学习《楚辞》而非《诗经》，体现出严羽的诗学主张。

在《诗辩》部分，严羽对《诗经》的“隐蔽”主要在上面几处出现。通过对这几处的梳理，可以发现严羽对《诗经》在某种程度上的“隐蔽”受到其诗学理论的直接影响，后文内容中会具体论述这种做法的原因。《诗辩》部分可以说是《沧浪诗话》一书的核心部分，里面涉及许多关于诗歌本质的观点，对考察严羽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诗辩》中严羽没有直接谈论《诗经》，而是以一种较为“隐”的方式把《诗经》给“遮蔽”了;严羽没有直接表达自己对诗经的态度—认同或者否定，这需要在他的具體诗学理论和诗歌写作中去考察。后人往往容易“断章取义”，在这里拾得只言片语就认为严羽对《诗经》的“否定”，这种做法极为不严谨。

（二）在《诗体》中的体现

纵观《诗体》部分的所有内容，可以发现关于《诗经》的论述仅限于这个部分的开头，并且作为严羽对中国古代诗歌源头梳理的材料之一;《诗体》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严羽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或体制的划分。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严羽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在于《诗经》，肯定了《诗经》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较为客观公允的。张健先生认为，严羽承认《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也承认了其诗歌理论源头的地位，而在严羽的诗学理论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关于《诗经》的理论主张，这需要进一步去探讨。

“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对四言诗的起源，在传统诗学中认为四言诗起源于《诗经》;而严羽则认为四言诗起源于汉楚王傅韦孟，这一观点很明显受到了前人的影响，在《文章缘起》《文心雕龙》中都有相关论述。张健先生认为严羽受到了梁任昉《文章缘起》的影响，梁任昉在《文章缘起》中只言秦汉以后的诗歌，自然也就不包括《诗经》在内，而在《诗体》中的体现便是严羽否定了四言诗起源于《诗经》。严羽否定四言诗与《诗经》的关系也是学术界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其中又涉及了严羽的诗学理论。严羽的《沧浪诗话》体系性和逻辑性较为完备，看似独立的五个部分之间，又服务于严羽的诗学理论。总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深入到严羽的诗学理论之中。

二、浅析“隐蔽”的原因

（一）审美立场论

“审美”是多维度的，审美立场贯穿于作者写作的文章之中，直接体现便是个人理论观点或者主张。从作者的审美立场来分析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诗经》“隐蔽”的原因，也是近几年关于严羽对《诗经》态度研究较为常见的一个切入视角。

张元昕在《试论〈沧浪诗话〉审美立场的得失—以〈诗辩〉开篇之立〈楚辞〉而弃〈诗经〉为例》提出：“作为经典的《诗经》及其审美立场与政教功能都与严羽心目中的审美无关，所以为了纯乎纯诗学的理论体系的合理建立，就不能把《诗经》立为诗歌的源头。”《诗经》的政教功能在汉代不断被强化，同时被列为儒家经书。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学理论强调的是诗歌的“艺术性”，而非诗歌的政教功能，合乎于一种“纯艺术”的诗学观，落脚点在于诗歌的审美。

在这篇文章之中，学者张元昕还借用郭绍虞先生的观点来进一步例证严羽诗学理论的“艺术性”，“案沧浪此说，亦时人习见之论……沧浪只言熟读《楚辞》，不及《三百篇》，足知其论诗宗旨。虽主师古，而与儒家诗言志之说已有出入……盖沧浪论诗，只从艺术上着眼，并不顾及内容，故只吸取时人学古之说，而与儒家论诗宗旨显有不同”。儒家论诗的宗旨是“诗言志”，重视诗歌的教化和社会功能，诗歌的艺术性与情感性让位于政教功能;严羽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而非诗歌的内容，这也可以理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不学习《诗经》的原因。

从《诗辩》部分得出“严羽的努力未能挽救‘诗道之不幸’，更未能让‘盛唐诸人’的‘气象’重行于世”的结论需要进一步反思。学者张元昕通过对《隋书》编纂者的写作理念和唐诗特点的分析，认识到唐诗“文之为用”与“文之为美”的完美结合的特征;而严羽仅关注诗歌的“文之为美”，当然也就不能重现“盛唐气象”。但是，严羽的诗学理论是否挽救了“诗道之不幸”可以深入探讨，严羽的诗学理论对纠正当时诗坛的“时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对元、明、清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不可否认《沧浪诗话》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起到的作用。仅以唐诗的标准来看，严羽确实未能挽救“诗道之不幸”，但是从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的脉络看来，严羽的诗学理论自有其合理性。

学者张元昕在《试论〈沧浪诗话〉审美立场的得失—以〈诗辩〉开篇之立〈楚辞〉而弃〈诗经〉为例》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严羽审美立场得失的论述也很详细。但是，如果仅仅从《沧浪诗话》中《诗辩》部分内容去研究严羽的审美立场是否会显得研究视野的狭隘呢？对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诗经》“隐蔽”问题的探究在学者高恒的《严羽对〈诗经〉的态度新探—以〈沧浪诗话〉和严羽的创作实践为考察中心》中显得更为严谨和全面。

（二）新“诗道”论

持有此观点的学者代表是张健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张健的观点则在其《沧浪诗话校笺》中可以窥见，宇文所安的观点可见于《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所谓新“诗道”论指的是严羽建构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儒家诗道的新诗学理论，两者的区别在于对诗歌政治功能的强调：传统儒家诗道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其认为诗歌应该服务于社会政治和道德教化;严羽的新“诗道”强调诗歌的“艺术性”（或者审美特性），类似于一种纯艺术的诗学理论，诗歌的情感性是重点。严羽的新“诗道”旨在构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诗歌写作或者批评的价值标准，其贯穿于整本《沧浪诗话》中，在《诗辩》中最为集中体现，尤其是在“诗者，吟咏情性也”的部分。

关于严羽新“诗道”论的争论集中于是否反传统，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严羽的新“诗道”与传统儒家“诗道”是二元对立的，严羽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诗学理论的新体系;部分学者认为，严羽的新“诗道”是在汲取传统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当时诗坛弊病的纠正，两者之间是继承的关系，但严羽又有所创新。后者的观点较为客观公允，严羽的新“诗道”论强调诗歌的审美特质，尤其是诗歌的情感性、艺术性，如果考察《诗经》最初的出现，那时其作为“经书”的地位还没有被凸显，其本身的情感性仍旧很明显。只是到了汉代后，《诗经》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强化，情感性让位于政治性，不代表《诗经》本身不具有情感性。综上所述，我们應该辩证地看待严羽的新“诗道”论，既要认识到其创新之处，也要了解其与传统诗学之间的联系。

三、再思考严羽对《诗经》的态度

（一）后世评论家观念的时代局限

严羽对《诗经》的态度一直都是《沧浪诗话》中争议性比较大的议题，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也比较多。大致看来，对这个议题的争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严羽对《诗经》是否定的，由于其作为儒家“经书”，或者是其政治功能对审美特质的遮蔽;另一种观点认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诗经》的“避而不谈”，是因为《诗经》不符合严羽的诗学理论主张（严羽强调诗歌的艺术性、情感性），但是在严羽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可以发现他的政治诗、战争诗中都贯穿着现实主义传统，这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

不同时代的批评家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在传统儒者看来，严羽的做法是不被认可的，对其进行了激烈批判;而对某些学者来说，严羽认识到了诗歌发展的弊病，及时纠正了不良的势头，对元、明、清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天，对严羽的考察需要科学的方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和确定相关的研究对象，摆脱前人观念的束缚，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去思考这个议题，值得当下学者做的地方还有很多。

（二）《诗经》传统在严羽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如果仅从《沧浪诗话》去研究严羽对《诗经》的态度显然是不够严谨，他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和诗歌创作都是重要的考察材料。严羽现存的诗歌可以查阅陈定玉辑校的《严羽集》，考察严羽诗歌创作主题对研究严羽对《诗经》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严羽的诗歌主题有战争、送别、关心民生、思乡和志向表达，而战争诗歌和关心民生的诗歌则受到了《诗经》传统的影响—描写现实，表达人民内心的情感。严羽写作了大量有关战争的诗歌，比如《塞下绝句》《塞下曲六首》《从军行》《出塞行》《关山月》《塞下》《有感六首》等，在这些诗歌中严羽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塞外环境的艰苦，以及战争带来的苦难。在《诗经》中也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诗歌，如《采薇》《六月》《江汉》《常武》。严羽有着博爱的情怀和文人的历史责任担当，他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在《避乱途中》和《庚寅纪乱》中对民生疾苦的揭露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体现出严羽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在《诗经》中反映统治者压迫和民生疾苦的诗歌也有很多，比如《硕鼠》《伐檀》。通过对严羽的战争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的梳理，可以发现严羽在诗歌实践创作中对《诗经》传统的继承，借用学者高恒的观点：“严羽对《诗经》的态度其实是以‘用’示‘尊’，即在实践中运用《诗经》而表示自己对《诗经》的尊重。”

围绕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诗经》“隐蔽”的这个问题，通过对其《沧浪诗话》《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和诗歌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严羽对《诗经》的态度是复杂而暧昧的。“复杂性”在于严羽自己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中对《诗经》态度的差异，如果仅从单方面去考察而得出结论则是片面性过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建构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强调诗歌的审美特质或者艺术性，对纠正南宋诗坛推崇“诗法”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对后世诗学理论和诗歌写作都产生过影响。严羽写作《沧浪诗话》的目的之一也在于纠正南宋诗坛的弊病。然而，在严羽写作的诗歌中，可以发现他具有关怀现实和民生疾苦的情怀，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对传统诗学优良传统的继承。综上所述，严羽对《诗经》的态度显得有些“暧昧”，但是，从不同的立场来看又是如此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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