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论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特点

董宁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受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限制，民族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民族地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强，内部不具备自我组织和发动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组织与运行，主要是依靠区域外部力量，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补贴及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来推动。民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比全国更为强烈，为实现跨越式、赶超式发展，同时为了政绩的需要，民族地区对GDP的追求比东部更为强烈。

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内生发展；工业化；社会转型

一、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

中国在近现代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中处于落后之地，而少数民族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中又是相对落后的，在社会主义指导下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工业化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主题。在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社会转型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改变了西部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充分享受到了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成果和变化。

民族地区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发展成就，与区域外部嵌入型发展方式有着密切联系。所谓嵌入型发展，就是以统制经济体制为支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以东部尤其沿海地区为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为主要来源地，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帮助型”的发展方式。嵌入型发展的主体、发展所需动力、发展的根据、发展目标的选择主要来自区域外部，而非源自自治地方主体民族的自主发展，发展任务的提出不是少数民族主动选择的结果，往往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当今全球经济是资本关系主导的工业化，工业化在极大地增加物质产出的同时，加速了社会转型，导致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变革。民族地区正在经历着这种变革，各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被裹挟到这一进程之中。由于民族地区工业化程度低，受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限制，民族地区内部不具备自我组织和发动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组织与运行，主要是依靠区域外部力量。嵌入型发展的经济主体并非少数民族，而是由中央政府主导，主要依靠汉族等民族及大型国企等区外组织机构。嵌入型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央直接提供的大量财政资金、对口支援省市提供的扶持资金和国企的资金投入。嵌入型发展的根据主要是考虑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较少考虑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要求。嵌入型发展的目标主要是追求民族地区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嵌入型发展方式是主要依赖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此，嵌入型发展方式不过是东、中部地区粗放型发展方式在民族地区的延伸和表现而已。

二、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

1、以中央政府为发展主体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实现各民族相互支持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我国实行了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坚持民主集中制。少数民族经历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要形式，以对内地制度的复制为主要内容，其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和创新并不是来自于少数民族内部自发的力量，而是由中央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主导。中央政府作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一方面将统制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生产关系移植到民族地区，实行“一刀切”式的制度供应行为，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主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来进行，而非民族地区民间自发产生和实行的。综合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受外力作用的影响，发展的主体为中央政府，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客体性”。

2、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

投资是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必要环节，工业生产以机械化生产为特征，需要一定资金购置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源和其他原材料，即将货币资金转化为生产经营资金，为劳动力的发挥创造物质条件。民族地区原有经济基础薄弱，财源极其有限，经济发展所能依赖的资金来源只能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投资依赖型经济特征显著，依靠投资拉动，民族地区取得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工业化基本上属于政府发动的工业化，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进行工业化投资是少数民族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以西藏为例，藏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中央财政支持。改革开放以后，卫藏和安多都经历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藏区的发展主要通过中央直接提供大量的财政拨款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引擎来实现。倾入藏区的大量投资重点发展以城市为中心的民族区域经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居民的高福利迅速改变了拉萨的面貌，也带动了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1]。

3、依靠国企等区域外部经济力量推动

民族地区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形式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仍然发挥着经济支柱作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民族地区工业中所占比重非常高，如青海省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达80%。国有企业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的贡献上。以内蒙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旗域经济以国有煤电业为支柱产业，鄂温克旗经济的基本面就由国有煤电行业的起伏决定。从地区生产总值看，2011年仅华能伊敏煤电公司这一家国有企业完成的地区生产总值就占全旗地区生产总值的56.5%。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国有煤电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旗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63.2%，国有煤电企业投资的增减对全旗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减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税收贡献上看，仅10户重点税源企业收入占全旗国税收入的97%,仅占全地税局纳税总户数4%的国有企业实现的税收收入占全地税局税收收入的81%[2]。

4、以工业化为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推进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一直实行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扶助政策，帮助民族地区开展工业化。中央政府调拨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加速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区兴起了一批现代化企业。在国家的帮助和发达地区的支援下，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初步改变了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单一的、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覆盖了我国主要的民族地区，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国家优先在民族地区安排了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如新疆塔里木油田、广西平果铝厂、青海钾肥工程、内蒙古大型煤电基地等，从而使民族地区建立了若干重要的资源开发和深加工产业基地，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初步走出了一条立足资源优势、具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5、劳动力主要来自区域外部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中国的五大牧区均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游牧业的人都是少数民族。”[3]现实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布的空间格局，无论是大的地理单元，还是小的地理单元，基本都反映出这种特点。少数民族更多地滞留在乡村从事传统的农牧业，而汉族则较多地集中在城镇从事工商业。受地理环境影响，中国部分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封闭自守的状态，大多从事单一的农牧业生产，进行以物易物的简单商品交换，重农轻商观念深厚，市场竞争意识不强，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往往满足于低层次的生活需要。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较低，加上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性格，一时难以适应现代工业技术劳动，不易接受高度组织约束的企业管理制度，民族地区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职工主要来自于内地。

6、GDP追求比东部地区更强烈

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交通不便利，经济不发达，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全国尤其是东部不同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是跨越式战略和加速战略，就是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不少民族地区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消除贫困状况，增强地区经济实力。因此，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对GDP的追求格外强烈，都以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往往侧重于对经济指标的考量，以GDP作为衡量政绩的首要标准，追求GDP增长几乎成为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政府的唯一的目标。民族地区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7、依靠粗放式资源开发

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资源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民族地区煤炭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丰富，可以为我国经济建设供给大量资源以满足市场需求。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立足西部丰富的资源，将发展现代工业作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资源依赖型特征明显，如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内蒙古等省区，资源型产业在地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采掘、原材料加工等传统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70%，且多集中于石油、煤炭、冶金等领域。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资源优势，以资源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主导力量。

[1]杨思远：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研究[M].新华出版社，2013.（420-421）.

[2]杨思远：国企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J]，载《国企》，2012（9）.

[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史二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