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祺发

水墨的存在，似乎总是处于风口浪尖之上，随着时代的脉搏不停地运动，见证水墨背后的文化变迁过程。近代以来，水墨不断被水墨之外的因素干扰太多。从康有为的“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到吕澂的“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极加革命”；从陈独秀的“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到蔡元培的“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再到徐悲鸿的“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等等一大拨文化人士、中国画家无不被卷入这场滚滚洪流当中而不知其言行之利弊。若今天来看，这些文化学者、中国画家的呐喊无疑使传统水墨的演变逻辑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当代水墨已经不在传统水墨演变逻辑这条线上，溢出了水墨画的范畴，向当代艺术越来越靠近。

对于“中国画”名称的出现，足以证明西学东渐的影响力，使其原本坚守自给自足的中国文化演进思维的国人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当然，对自身文化产生质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而是与国运紧密关切。文人以往对西洋画的评价是“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到后来蔡元培鼓励中国画家主动学习西方科学“实写之佳”，中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既有提倡传统主义的，也有坚守引西润中的，更有鼓吹完全西化的。“中国画”名称的诞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目的就是想保存国粹，不想被西画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