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论《一个勺子》的寓言性叙事

王珂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陈建斌以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为我们呈现了隐藏在现实平静之中的残酷诗意与悖谬真相。

一个“勺子”的意象变成一面现实之镜，在形象与意义，虚像与真实的拉锯之中，身份的不断缺失暴露着荒诞的本源，并持续建构着荒诞本身。其中经验与法则的对话，在形象的复制和意义的重叠下，在极端的杀戮与释放里，从残酷走向静默，演化出复调的诗性与节奏。“傻子”这一词语，从完成时态的名词变成述行过程的建构，属性的调转更暗示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与寓言。

荒诞;叙事;影像

1 影像再现：过去、经验与法则

1.1 悬置的自我与失衡的当下

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都有大量的必然经验支撑。当生活的链条被打破后，人们往往通过追溯过往经验，在历史回忆中形塑当下行为。

失衡的一刹那，就会有变化。所以故事总是在打破了平衡时，才会有意思。

拉条子蹲坐在彩色的塑料布下，他给小羊羔看了医生，他去试图找大头哥要回五万块钱。尽管小镇上的锣鼓热闹非凡，可拉条子的生活却并没有什么改变，小羊没有大病，大头哥依旧不见踪影。直到，他递给了傻子一块馍。戏剧舞台上，讲究用动作推进情节，恰恰是这递出去的一块馍，给生活的失衡加了一块砝码，是整部影片成立的动作源头。这一动作，反映出拉条子本身人性之善一面。“善”念，影片中并没有将其描述的伟大或隆重，面对“傻子”的形象时，这仅仅是本能反应，自觉的对“弱者”的一种人性的发散。另一面，在收留这一行为的背后，是害怕冻死在自己家里无法承担责任的被迫。经验的意义不仅仅是可以指导当下，同时还可以预见未来。所以，为了“傻子”不被冻死而负法律责任，他们让他住进羊圈、给他盖上皮衣。拉条子在个人与历史经验对话中，收留的无奈和丢弃的无力形成撕扯，原本平静的生活进入失衡状态。

“雷都不打吃饭的人”这是金枝子对拉条子说的话。“傻子”嘴里发出的唯一的声音，是类似于羊叫一样的“妈”，金枝子从最开始的抵抗排斥到默许甚至一定程度的接受，这一变化是她内心“母亲”经验逐渐被唤醒的过程。儿子被抓，让他们从三口之家到两人独守，得与失之间的落差产生了期待的空间。“身份”是经验系统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傻子”的声音发出后，金枝子感受到了召唤，这是一种身份的对接，同样是一种被搁置的“母亲”经验的寻找。

影片把唯一一次无声源的配乐给了“傻子”帮忙一起干活的生活片段，舒缓恬适的音乐配合着剁柴、编麻绳等生活场景。在个人与过去经验的对话中，拉条子的生活从看似的失衡走向平衡。过年时认领者突然的到来，使得拉条子过去经验的有效性得到升华；同时，一沓钱的赠送，也让拉条子的生活走向另一个失衡。

1.2 游移的经验与“资源化”法则

在共识的镜像中反观不到自己的人们，则是被社会排除到边缘的群体。《一个勺子》在叙事中让个体的经验在成立与失效中游走，完成时代语境从过去到现在的建构。

“傻子”作为显性的线索人物，串联起拉条子周围许多人。代表“资源社会”的大头哥，来自“经验社会”的三哥，代表市场习惯的炒货铺老板和打印店小商，代表基层权力的村长，还有属于政府层面的警官。每个角色都代表一种社会身份，背后对应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在这场对“傻子”的集体讨论中，“资源化”的法则笼罩下，几乎每个人都在遵循假定的共识，他们从未与傻子进行过对话，可却没有人质疑傻子的存在；他们从未理解过拉条子为何甩不掉一个傻子，可却坚信一个成年人是不可能对付不过一个傻子的。收留“傻子”让拉条子成了被现实法则排除在外的边缘个体。导演用每个角色身份符号的显性，与其身份功能的失位，让拉条子走进了一个没有办法解锁的困境。过去的经验因为过去生活方式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资源化”的法则蕴含着新生活的更替。

1.3 缺席的英雄与错位的世界

具体解救英雄的缺席，成为搅乱自我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一波外省认领者来的时候，拉条子自信的问着有没有带点心，还强调自己不是在乎东西，而是在乎礼节。自认为收留了傻子的拉条子，此刻俨然把自己视作救人的英雄。但是，强势的反转让他措手不及，面对一波一波陌生的争抢傻子的人，那一沓被迫收下的钱，反而成了“作恶”的证据。他去寻求大头哥作证，寻求三哥给出答案，寻求警官解决纷争，可是这些所有人都在自己法则下生存，拉条子不是英雄，也没有人能在拉条子的经验里充当英雄。“人生就是这样，想不明白就不要想”。拉条子眼中的强者遇到了更强的人，英雄不在这里，英雄缺席了这场游戏。

反转的故事走向，让拉条子从秩序里跳出，在经验与法则的对话中，我们不禁询问，究竟是世界发生了错位，还是自我走向了脱轨？

2 叙事书写：对立、消逝和重塑

2.1 符号能指的自我复制

世界总是被符号支撑。每一个符号对于个体的选择都具有重要影响。自我的被悬置需要寻找安放的载体，但符号带来的自我复制所形成的“场域”力量，加剧了个体毁灭的面向。

白色的小羊羔。羊，在地域坐标上，作为西北牧民生活来源的最主要部分，其重要性本就超越一般理解；而通过给小羊看病、穿衣服这些细节的互动，又使得这只小羊超越了牲畜的属性，成为一个具有“人”性的生物；对应“儿子”的失位，具有“人”性的小羊发出的像叫妈妈一样的“咩”，完成了动物到人的身份符号转换。“羊”与“子”的身份在两级符号系统的滑动中完成对接。小羊的符号的建立，在叙事层面具有重要作用，它复制了家庭成员的身份，为后面的杀戮提供更具张力的叙事动力。

红色的塑料帽。塑料帽，是日常生活中用来遮阳的常见物品。在冬天不需要帽子的季节，其实用功能并不强，更多是作为形象的表征符号。影片中的帽子把整个面部遮盖住，个体隐藏在红色塑料的背后，独特的面貌被遮蔽，个体性消散，只留下红色帽檐与外部世界对话，指示出帽子背后所具有的群体性。从被捡来到参与正常生活，“傻子”经历了“戴帽”与“脱帽”的过程；从捡来“傻子”到寻找“傻子”，拉条子最后“戴帽”这一动作，把帽子这一符号背后隐藏的“群类”形象提炼，在复制与再复制甚至自我复制中，完成身份的调转。

傻子。智力低于常人是判断“傻子”的主要标准。标准不是即存的，而是通过话语被争夺建构出来的。因此，个体被他的外貌、行为方式所裹挟，从具有科学判断的生理性傻子成了先验自明的社会性傻子。很多的作品中都不缺少疯癫者的形象，《李尔王》里的傻瓜弄人，用他的疯话道出最真的事实；《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胖傻子，用三句短语建立又解构了一个时代缩影。傻子真的傻么？他却总是能找到重回拉条子家的路，没有镜头交代他走了什么路、看到什么标志找回的家，就像从天而降的注定。傻子究竟是谁？似乎当一个人被认定为傻后，他的来历过去都不重要了，生命空间压缩的只剩下“傻”这一个特质。在第三次拉条子把他绑在荒原上时，公路和天际线在远处汇集，傻子却像耶稣受难时一样，手脚被绑缚在铁丝上。表层上是傻子被绑，在指示形象上又与耶稣受难相似，最后的视觉寓意自然更加丰富，让人不免觉得“傻子”身上所带有的人神共一的超凡性。而后面故事荒诞的走向，更加回应了这一视觉符号，傻子和众人的身份错位，让超凡性更加复杂，被绑缚在荒原上的“傻子”完成了超凡性和普世性的并置。超越个体局限的赋义，强化了身份界定过程中大众对“差异”的重视，“傻子”成为“他者”的符号替代。

叙事里动态表现了个体自我复制逐渐被符号吞并的异化过程。

2.2 超越对立的深层结构

我们习惯在一个故事里通过明确的对立双方，找到价值归属的落脚点。影片则在叙事的另一种方法中寻找入口，它模糊了对抗的界限。

英雄缺席了这场游戏。按照格雷马斯矩阵来说，在一个经典的故事中，应该要有两组关系包括四个面向来推进。拉条子作为主要人物X，大头哥村长等人只能作为非X而不是对立面反X，他们是矛盾但合理的存在。几波认领的“亲戚”出现，使得故事走向完全的反转，反X完成任务。一类形象“缺失”产生的空白，正是某种新思考的种子发芽的温床。英雄的不在场也许说明困境不是与生俱来的，“救赎”也许本就不存在，而是个体一步一步自我绑束成型的。

对手消失在博弈之中。一场比赛中，最让人窒息的瞬间，往往是最后一击之前的沉思、观察和布局。对峙是琢磨心理的图景，所以对峙比搏杀更精彩。拉条子和金枝子在和认领者进行对峙，他们封闭自己，找了警察，甚至为了拖延时间买了烟酒糖茶和匕首。故事的走向已经脱离了“事”的本质了，大家感受到了荒诞，不是制造出的荒诞，是这种选择的唯一性的本身荒诞。俩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搏杀。“他们怎么还不来？”，认领者消失，就像出场一样，毫无理由。这成了一种期待。他们期待最后一个认领者到来，带着瘫痪的老母，能多一个人听他们解释，帮他们找到真相，期待一种对自己的洗白，同时期待得到真相后对傻子的赎罪。答案是较量的结束，所以，认领者没有再出现，或许永远不会再出现。拉条子和金枝子要在这种困惑和折磨中煎熬多久，没有人知道。拉条子的历史经验从失效到崩塌，拯救他的英雄缺席了，现在连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对手，也不见了。拉条子终于开始了审视内心的过程。

这一场没有“黑白”双方的对立，所有的故事发生在“灰色”部分，英雄的缺席，对手的消失，我们一直询问挣扎的究竟是什么？

2.3 重塑叠置的意义回环

不同的历史情境造就了不同的概念解读，所谓的“强”与“弱”的差值，也许会在语境的不同中产生变动。羊皮衣、羊圈、红色帽子，这些曾经是“傻子”的所属符号，在结构的末尾转移到拉条子身上。形象上的重叠暗示了身份意义的回环，历史的发展造就了我们的身份“变成”什么，而不仅仅“是”什么。“傻子”被拉条子暴打，拉条子被大头哥暴打，强弱中的权力对于概念的争夺总是没有止境的，谁知道在另外一个时空，大头哥会不会如同此时的拉条子和彼时的傻子一样，被暴打呢？

对立的消逝，符号的复制，身份的重塑。故事在线性的次序里逐渐揭开被遮蔽的裂缝，进入呢喃式的探讨，宣布荒诞寓言的落地。

3 审美反思：身份、他者与寓言

3.1 述行与追问的身份迷宫

对于身份而言， “是”的采纳和“成为”是一个过程。在一个简单的身份指派过程中，包含着想象的共识和自我利益的分割。

信息缺失下先验性的判断。个体的历史产生巨大信息断裂，可裂缝并没有阻碍身份指派的完成。历史信息的匮乏使我们认可当下局部的真理，在一种假定共识下，约定俗成的提供身份。很多的作品中都不缺少疯癫者的形象，《李尔王》里的傻瓜弄人，用他的疯话道出最真的事实；《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胖傻子，用三句短语建立又解构了一个时代缩影。《一个勺子》里的傻子神秘的出现，却又迅速的消失。傻子究竟是谁？傻子真的傻么？当一个人被认定为傻后，生命空间压缩的只剩下“傻”这一个特质。

基于自身利益下“他者”的建构。在想象的共识下，制造出一个“他者”，塑造成我们的对立面，试图用集体利益将“傻子”与个人进行区隔。差异的起点或许本就是不存在的，正是为了建构起自我的主体性而手动描绘出了界限。对于身份意义的争夺，正是为了判定界限两边的阵营。故事失控的走向，粉碎了一部分人的想象的身份，击垮了他与众人共享的一套集体特征——是个体与社会生存法则相矛盾后，产生的大众意义上的“傻子”。 “傻子”不是一个完成时，它是一种述行。

导演从一种大众神话的嫁接，在美学意义上展示了现象生成的过程，通过身份的追问与更替，将故事寓言最大程度移位到一种事实残酷。

3.2 “他杀”与“自杀”的文化隐喻

古兰经中有宗教先祖易卜拉辛遵循神的旨意，杀掉自己的独子以祭祀神明；希腊神话里有阿伽门农把自己的女儿祭献出去为了重新让海面吹起可以航行的风。“杀子”这一母题因为具有伦理悖论和精神磨难双重刺激，一直是故事创作的重要情节。父母往往对孩子具有占有权，年龄越小，占有越绝对。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承载着我的抚养，一定意义上，你就是我，我难道还没有决定我自己的权力么？但是占有又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孩子毕竟是独立的个体，是一个像极了本体自身的他者。所以，“杀子”的复杂性就体现出来，这是一种“自杀”，又是一种“他杀”。

杀戮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较量的结束。 “他杀”与“自杀”并置在主体身上， “你在其中，又在其外”， 这是双重人性的纠缠。自杀与他杀的交织里，“一个傻子”被重塑成型，导演再造语境，通过“生命之轻”，阐述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易卜拉欣在挥刀杀子的一瞬间，天时出现，告诉世人，这只是神的考验，替代祭祀的羔羊早已备好。神话故事毕竟只存在于书本里，在“自杀”与“他杀”的两个面向中，我们在影片中只看到了无尽头的绝望。《一个勺子》用一场杀戮换来最后身份的置换，在极具张力的审美反思中，一个寓言被完全呈现。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这是聪明人给出的聪明意见。在这场英雄缺席、敌人消失的故事里，导演从未试图解锁答案。本就是一个错位的世界，在正与反的撕扯下已产生了多级空间，是非判断的有限性已经开始让位于探索再创造的无限性了。这像一个浪漫的失真的寓言，我们都在这个故事里，用语言为现实做最佳注脚。“傻子”从未走远，傻子就在每一刻形成。

[1] 郭彤.论电影《一个勺子》的意象表述[J].电影文学,2016,(04):118-120.

[2] 王雪璞.论析电影《一个勺子》中的荒诞派传统[J].电影文学,2016,(04):121-123.

王珂(1992-)，女，汉，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戏剧影视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