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汉语新诗的整体状况有一个私人的判断，即这一百年来，中国并不缺少好诗人甚至大诗人，但真正足以与这种状况相匹配的大批评家，则似乎一个也无。如今的诗歌批评家中最优秀的几位，固然可以称得上勤勉称职，却并无足够的机缘与能力走在更遥远的前头，为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提供必要的想象，也无法撬动业已建立的经典格局和评判秩序，重新为汉语诗“立法”。即便水准勉强相称，他们在与这个时代最好诗人的持续“角力”中，无论是赞赏还是讥讽，贴近还是回避，都显得有那么一点无足轻重。但在这份当下最优秀的诗歌批评家的名单中，我愿意将一行列入；并且，以我此刻的判断，他可能是其中最好、最有生长性和最具有大批评家潜质的一位。后半句的断言下得尤其危险，因为它不仅可能直接暴露我自身视野的不足，还会冒犯其他辛勤劳作并卓有成就的同行。

但这种危险似乎也无足轻重，因为它所针对的领域并没有多少关注度。就世俗角度而言，现代学科分工制度下，新诗研究与批评于文学研究领域已然被完全边缘化——何况又逢上这样一个小说和影视的时代，所谓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几乎已经被默认为“现当代小说研究”，哪怕新诗百年取得的成就或许要高出其他文体一大截；哲学研究则一如既往地流露出它对诗的隔膜与弃绝，哪怕心心念念“诗与思”，他们说的“诗”也与这里的诗是两回事。就所谓“性价比”而言，诗歌批评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之事，因为做一个好的诗歌批评家并不比做好诗人更容易，而前者又往往由后者“兼职”：用保尔·瓦莱里的说法，“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因为诗人和批评家一样，都需要在一片混乱中找到那个提炼经验的“严肃的机会”①；本·琼生甚至说只有第一流的诗人才配批评诗歌，这就更为诗人们的自我立法提供了尤为久远的依据。所以，“专门的”诗歌批评家在这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诗歌批评像是一个永远的“副业”。

虽然早年即有《词的伦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那样质量上乘的诗歌批评论集问世，但一行到现在都不是一个“专门的”诗歌批评家。然而，一行又是以上两种情况中的特例：他出身哲学专业，却像哲学系的一个异类或叛逆，对当代诗歌保持着切近的观察和介入；他从事文学研究，还出版过剧作集《戏剧三种》（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却对当代文学的主流文体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疏离；他当然也是诗人，不过，无论是投入其中的心力，还是所取得的成就，似乎都比不上在理论与批评方面的用功和建树——他自己大概也不会认为自己目前称得上是“第一流的诗人”，换句话说，琼生和瓦莱里的话倒过来说，未必成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行不是专门的诗歌批评家，并不是贬抑；说一行暂时还不是第一流的诗人，并不妨碍他是我眼中第一流的诗歌批评家。他的优势恰在于这种现代学科分类标准下的“不专门”，换一个更明确的说法，则是博学和多向度实践：哲学出身赋予了他从经验中提炼概念的能力，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域和框架，而诗歌创作经验则追索着批评活动的本源及初心。有了这三个向度上的精神“基座”，作为优秀的诗歌批评家的一行，才得以成立和成就。

在诗歌批评领域，一行最当行的兴许并不是诗人论——他很少对单个诗人的整体创作进行批评，即使偶尔为之，多少也会显得稳重有余而新见不足——不是文本细读——这只是每一个批评家最重要的基本功——而是对有关当代诗所涉及的问题和理论进行的历时性梳理及共时性整合。换句话说，对于汉语新诗尤其是当代诗来说，一行最拿手的是从现象、经验和作品中概括和提炼洞见。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身上的哲学基因，来让概括和提炼能力越界，而是很好地約束了它们，使之为诗服务。即使是在谈论诗歌教育这一类大问题时，他也没有过度地进行纯理论推衍，而是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操作方案。他的批评抱负和理论野心安放在了正确的地方，不同层面的能力都能够各尽其分。

说到诗歌教育，一行前些年就着力于探讨过这个问题，并且出版了一部《论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那时候我对他的阅读和我们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多，看到书名的第一感受是，一行怎么也蹚上了“古典学”这趟时髦的公交车，而且他这辆还是十足的“中国制造”！这种惊诧来源于我之前对他的观察，他应该并无时下中国哲学研究界盛行的那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而对所谓的“国学热”也是深恶痛绝的。及至读完该书方了解到，他这里的诗教，指的是“诗歌教育”而且主要指新诗教育，并非儒家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教化”②。实际上，一行在《德性与自由之间：古今诗教理念》中，尝试将后者与前者之间的关系放在“古今之争”的宏大视野下来看待，即他语境中的（诗歌）“教化”与“教育”的分野，实乃古今之分途：“古典教化理念都将经验的完整性（德性）作为首要目的，而现代教育理念则更看重经验的新异性和独特性（自由）。”③难能可贵的，是站在“理解新诗”立场上的一行，却并不因此排斥古典教化中诗歌对于人之德性及世界整全性的积极塑造作用的那一面，只不过在他看来，这种积极的塑造作用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方式，而“诗歌教育”很可能就是“诗歌教化”在现代性视野下根据变换了的情境实施的自我变革④。但诗歌教育何以可能呢？

2014年夏天在与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的一次访谈中，我问到他关于美国创意写作学科中诗歌教育的问题。这位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着一位从事创意写作教学的诗人妻子的美国当代重要诗人认为，诗歌写作最核心的层面无法传授，但对诗歌的经验和品位（判断力）可以培养和教学，而具体的技艺也可以得到有效的训练⑤。一行的观点或许与之类似，于他而言，基于“诗对于我们经验的开放性”，诗歌教育才成为可能，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就是这种开放性“如何在诗歌教育中被传递给学生”；他并不因为自身的哲学背景而存在一种相关的抑扬式见解，“事关诗歌微妙细节的层面上，即使是最好的哲学也无助于我们形成恰当的文学判断力。”相比于对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推崇，他更愿意强调技艺训练对于诗歌的重要性，而这种训练“是纠正那些错误的习惯和倾向，使个体的天赋以最恰当、最充分的方式实现出来”⑥。这样的观点深契我心。那么结合哈斯和一行的观点来看，能够被培养和教学的判断力、理解力与技艺训练，其实是为不能被传授的核心——或许是禀赋、想象力和可能性——服务的。在新诗教育的操作层面，一行也并没有限于纸上谈兵，而是拿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已经超出诗歌批评的本分，迈向更为广义的教育者（不仅仅是一名高校教员）角色了。这些论述中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表达，将我平素所虑、但又朦胧混沌的一些想法细致地说了出来。

严格来说，《论诗教》并不算一部专门的诗歌批评集，而更像为汉语新诗进行价值建构和争取更笃实的合法性的理论著作，作者考虑着一些宏大的问题，并用当代诗几十年的创作实践来佐证自己的判断。而相反的进路，即从新诗百年尤其是当代诗三十余年的创作实绩出发，进行更为贴近的批评，并从中梳理出某些整体脉络，则体现在他新结集的书稿《诗有时：新诗与历史的经验互鉴》之中。“诗有时”是一个独特的命名，仿造《旧约·传道书》中的句法⑦，植根于日光之下“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传3：17）的语义土壤，让“诗”这个主题词种入其中，生长成独特而茂盛的诗学阐释之林：所谓“诗有时”，以我的理解就是诗这项“工作”有其定时，有其本分。批评亦然。这部书稿中的一些篇章，诸如《新诗与“古今之争”》《新诗与伦理：对三种理解模式的考察》以及《文明视野中的文体问题》等，几乎称得上是《论诗教》中主题的延续，多针对的是“历史经验中的新诗”之论域；第二编则贴合众多当代诗人的作品来进行细读，探讨“新诗经验中的历史”。对诗人及其作品的选取，最能看出一位批评家的初期判断力，而一行在这方面做得简直无懈可击：穆旦、多多、张枣、孙文波、萧开愚、臧棣、桑克、哑石、蒋浩、谭毅，以及新世纪之前的欧阳江河，等等。这份诗人名单也常见之于《论诗教》中的推荐阅读方案，虽然并不能将当世及近世最好的诗人一网打尽，却也没有哪一位被谈论的诗人真正有愧于这个序列。⑧

《诗有时》中收录的文章，最出彩的依然是那些对汉语新诗的历史经验和当下成败进行整体梳理的篇目。让人惊喜的地方是，他常能从较为细致的角度切入，拎出一条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的线索。比如，针对新世紀以来汉语诗界的“复古”倾向，他撰有《回到沉郁：中国当代新诗中的古典取向》，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地批评了这种取向中的问题与可能性，甚至为之提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又比如，从谈论“观看经验”出发，他撰有《中国当代新诗中的观看经验》，串联起了一组视角取向的当代诗，并为之找到了文学谱系上更为久远的渊源。而《诗歌中的沉默与细读的使命》和《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这两篇长文，充分调用和体现了一行在哲学、文学和诗上的综合才能，使得他的视角不止于关切到汉语诗歌的现场，还将深心付诸于批评和历史更为深广的领域。其中《比喻的进化》一文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不仅是技艺问题的专题梳理，还是一行之为诗歌批评家，对诗歌写作与阐释进行的最具有本源性的回应。这种回应，从《词的伦理》到《论诗教》再到《诗有时》，是一以贯之的，他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人类艺术创造活动定义为对纯粹可能之本源的领会，而好的诗则是在这种领会中将经验与技艺、个体经验与共同体经验达到相称和共融的劳作⑨。事实上，作为一种阐释式的创作，好的批评也同样是使这些经验达到相称和共融的劳作。

就论精神/理论资源来说，西方哲学和当代欧美文论构成了一行进行批评活动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中国古典诗学的某些理解范式，也为一行所吸收取用。在这方面他堪称能够转益多师。更为难得的是，他取用了古典汉语诗学中最刚健厚实的那部分（当然这不仅仅是诗学，还是先秦学术和正统儒学中好的部分）。比如对“沉郁”的高标，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风化”特质（与之相应，西方诗学则是“光照”特质）的提炼，以及对《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等汉语古典文论范畴中部分概念的借用和刷新，都是这种取用的绝佳体现。更值得一提的是，一行在当代诗批评中对古典汉语诗学的局部激活，不唯对我们理解当代诗及其批评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还能够提醒和刺激当代知识人来抛弃陈腐的文学史框架（这种文学史叙事的建立其实相当晚近，甚至不到百年），重新看待古典汉语诗学的传统以及它的生命力之所在。他对这些精神资源的选择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和对传统的清理。比如他对严羽、王国维二人诗学、词学理论的负面评价⑩，我尤为认同。我曾与友人说过，严羽在很多时候对诗的见识，并未脱出帝制时代一般乡间陋儒的品位。而王国维在词学上的被经典化乃至神圣化，更是近世以来话语建构的结果，它与正统的古典词学基本脉络甚至背道而驰。11

与对汉语古典诗学的认知相匹配的，是他对“感伤”和“情调”的看法，它们在一行的批评话语中，是两个遭到贬损的词。感伤之所以被视为一种低下而肤浅的状态，似乎也应该从情调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贬损）。感伤的反面或许与感伤并无不同，换句话说，一旦历经情调化的压缩，无论是感伤还是欢快，都不过是一种变形了的自恋式流露。所以值得反对的其实是感伤的情调化，或者感伤化的情调。这种感伤性的东西正是汉语新诗初期的特色，而在向现代性靠拢的过程中，它逐渐和“单纯”“热情”及“说教”这一类的东西一起被视为“新诗的毛病”。袁可嘉在1940年代就直接给感伤下过一个定义，即认为感伤就是从“Y而X”发展为“为X而X+自我陶醉，是以部分来替代整体”，“与正常的感情不同处即在它是反自然，不真实，自作自受的虚伪玩意。”12一行对感伤以及感伤化情调的贬抑，在我看来也是基于这种“现代诗反对新诗”13的立场；不过，一行树立的靶子并不限于新诗早期带有较之欧洲而言相对滞后的浪漫主义式感伤，而是扩大到整个抒情诗的感伤主义传统——在汉语内部，他将之视为古典抒情诗的末流；在西方，他将之视为一种同样类型化而不加节制和提炼的情感宣泄——这是个夹杂在真正的古典主义精神与刚健的现代主义精神之间的糜烂地带。

就价值判断和整体论述而言，我基本认同一行的这些分析，并且认为在内部清算感伤主义的流毒，甚至是汉语诗朝向未来、获得生长性的基本保证。但在一些涉及细节的判断和论述上，可能由于视角和理解进路的差异，我持有部分保留态度。譬如，在《抒情诗与情感教育：一个大纲》以及《回到沉郁》中，我无法认同他对晚唐诗之为古典抒情诗“末流”的判断，以及将之和感伤情调完全画等号的处理方案。因为作为一个全称的“晚唐诗”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独属于晚唐诗的问题，而是所有包括唐之后至近代的古典抒情诗的共有问题，而且晚唐诗中并不乏符合我们的价值判断和认识基准的第一流诗歌。我不确定，在对晚唐诗进行“全称审判”的时候，一行的评判依据是否如他自己所提倡的那样，是基于对这些作品贴近而扎实的阅读，而不是基于相对泛泛的印象或文学史对这个时期的老套提炼。我的保留态度还体现在他对柳永的贬抑和对胡兰成的推崇上，这个说起来相对复杂。细节的探讨将永远无穷无尽，或许只能留待以后。

2016年岁首于沪上

【注释】

①[法]瓦莱里：《文艺杂谈》，300页，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②当然，在该书第一编第二节《德性与自由之间：古今诗教理念》及附录《什么是教化》和第三节《抒情诗与情感教育：一个大纲》等部分中，作者多有涉及“诗教”一词的古典内涵，即“通过诗歌来进行教化”。

③一行：《德性与自由之间：古今诗教理念》，载《论诗教》，4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一行对古典诗教（化）和现代诗教（育）的辨证态度，亦可与姜涛的观点相参照。姜涛认为，“（古典）‘诗教指向的是一种有机的文明教化，而非一个孤独的、疏离的自我。相形之下，發端于浪漫主义的现代‘诗教，则恰恰是一套‘疏离的系统，它奠基诗人与庸俗大众之间的双向厌恶，强调的诗对沉闷现实世界的挣脱，强烈地反对‘常识而追求‘奇境。这套‘诗教产生于对所谓‘现代性否定与肯定的辨证张力之中，自有不可穷尽的伟大之处……”参姜涛：《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兼及文学“嫩仔”和“大叔”们》，载孙文波主编《当代诗》，192、19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⑤茱萸：《诗的职责：专访罗伯特·哈斯》，网易客户端，2014-8-23；《生活周刊》，2014-10-21，有删节。

⑥一行：《理论退位：作为技艺训练的诗歌教育》，收录于《论诗教》，13页，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版。

⑦即“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传3：1-8）

⑧当世诗歌批评家里，也有不少好手，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多少都会拘于人情，或者惑于眼力，让自己的笔下掺入为数不少不值得被批评的诗人，产出一些不咸不淡并无创见的“评论”文字。

⑨参见一行：《诗：技艺与经验》一文中的具体论述，收录于《论诗教》，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版。

⑩参见一行：《诗歌教育的基本途径》中的具体论述，收录于《论诗教》，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版。

11关于此话题的专业论述，可参看罗钢：《“被发明的传统”——〈人间词话〉是如何成为国学经典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12袁可嘉：《漫谈感伤——感伤的公式是：从“Y而X”发展为“为X而X+自我陶醉》，见《论新诗现代化》，207、2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13此处的“新诗”特指汉语新诗早期具有浓厚感伤与浪漫主义情调的阶段，并非我们通常所谓、包括了后来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流派甚至“今天派”以降之当代诗的整个新诗/现代诗传统。

（朱钦运，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