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视域下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

2017-12-05吴秀明

南方文坛 2017年6期

一、当代文学运动特殊性及其史料的历时演变

有学者前几年在谈及古今文学异同时，曾把中国古代文学说成是“自然成长型”的文学，而将五四以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称之为是“目的引导型”的文学①。所谓的“目的引导型”，是指它不是从生活的土壤上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而更多是借助于某种理论的导引或外在强力推促的结果。此论甚当，我深表赞赏，认为是很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中理论占有两卷（建设理论卷、文学论争卷），就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它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新旧观念碰撞之激烈。从此之后，文学似乎改变了原有的轨道，沿着这样的理路推进：即往往先有理论后有实践——先有〈《讲话》〉，后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先有《钟山》杂志提出的新写实概念，后有《烦恼人生》《风景》等新写实小说，带有明显的逆向性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也有观念的碰撞及其文学运动的发生。如唐宋古文运动，它虽与政治甚至与当时皇权的推助不无有关（唐代古文运动倡导的“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的文风，就与唐玄宗的励精图治、革除武后以来的奢靡之风不无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它还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主盟文坛”的领军人物顺应时代社会发展之需，以其不凡的才力和地位施加引领和影响的结果。用台湾学者柯庆明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主盟文坛”的文化精英，“不仅独善其身，自我完成，而且更是能够栖栖惶惶地接引同志，奖掖后进，甚至号召群众。因此他们不只影响久远，成为文化传统中永不熄灭的火炬，而且更是开创了风云际会的时代潮流的吹鼓手。”②而在古代文学领域的概念及阐释体系中，它是将少数居于文坛的“典范”地位，并对整体文学及其走向产生辐射影响作用的文化精英的文学实践活动称之为“文学运动”的。这与现当代文学有关“文学运动”的概念内涵，尤其是以激烈的文化批判方式更新文学观念、推动文学发展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以上讲的是古代文学运动，那么现代文学运动呢，它与当代文学运动又是处于怎样一种关系？与古代文学运动相比，应该说，当代文学在“目的引导”方面与现代文学并无多大的区别，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现代文学“目的引导”的承续和接着说。尤其是与左翼文学及延安文学一脉，更有一种内在的血缘的关系。但稍加辨析，彼此的区别还是十分显见的。这里所说的区别，不仅是指其“目的引导”更突出，指向更明确，更是指它被纳入强有力的“一体化”体制之中，使之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这是当代文学运动不同于现代文学运动的独特之处，也是同样强调文化领导权，毛泽东不同于葛兰西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之，它也自然给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带来了为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所没有的貌态和特点。

有必要解释，此所谓的“一体化”，如作结构主义分析，它是由“高端决策—中介贯彻—底层响应”三个部分组成。这个机制是学苏联的，它已成为掌控当代文学的主导方式。按照主流政治的文化想象和基本设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原本就充满了斗争，加之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所以就使得这种斗争显得更为尖锐激烈；而文艺作为“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重要“大军”，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政治，也为了“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放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③，就更要持续不断地开展这种批判和斗争，并将其上升为带有普遍永恒的哲学命题及其掌控文学的基本方略。这一点，只要参照毛泽东1957年在审阅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所加的上述转引的这段话，以及他对在历次运动中扮演组织者和批判者并最终小赢于对手的周扬所作的“政治上不进展”、“政治性不足”、“下不了手”的严厉批评，就不难可知。大量事实表明，当代文学领域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其实就是“斗争”在被极度夸大了的文学政治化年代的折光反映。当最高决策层感到其文化想象在现实中受阻，无法有效地得以贯彻实施（如要求《人民日报》《文艺报》转载两位“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遭到了拒绝），这时候，他们就从“幕后”直接走上“前台”，诉诸之于政治权力，通过发动运动方式扫除障碍，强力推行。这种情况，在十七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以及反右运动中，均有突出的表现。于是，原来左翼一脉存在的强大的批判斗争思维，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就被有效地继承、放大和激活，并与现实中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缠在一起，成为1949年后文坛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正是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批判，包括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也包括对左翼内部非主流文艺思想的批判，主导政治意识形态最终确定了它在文学领域的文化领导权。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就給我们留下了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别具“中国特色”的体系化的文学运动史料。

需要指出，“一体化”体制的主体是人，它由人来执行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其毛泽东文化忧虑重心的嬗变，随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逐渐得势并取代周扬之后，文学批判运动内涵随之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不仅较之以前更严厉决绝，而且由原有“单一”的外部社会的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向现在“双重”的外部社会的阶级斗争与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的维度转移，并侧重于后者。因此，60年代文化批判较之50年代，更多将矛头指向周扬等当时文艺界的实际领导，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成为那时的主潮。“文革”中被“四人帮”定为“黑八论”的有关理论主张，基本都来自那个时期。这样，在运动过程或后期，再也不复出现周扬曾经有过的所谓的“摇摆性”的“修复”与“修复”的“摇摆性”，而是变得十分刚性。所以批判的结果，一场复一场，大批作家纷纷中箭落马，到了“文革”，除浩然等外，所剩的作家无多。姚文元就是从这个时候扶摇直上，发迹走红，而成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的。他在1957年写的那篇颇获领袖赞赏的《教条与原则》和随后所写的《再谈教条与原则——与刘绍棠等辩论》，与毛泽东此时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之间，是有联系的。至于1964年出版的《文艺思想论集》（1958年曾以《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为书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次），更是全部围绕“修正主义”这样一个关键词来做文章，其锋芒所向，几乎覆盖了革命文学史从创作到理论、从历史到现实的“修正主义”的各个方面，甚至“文革”中文艺大批判的所有主流命题和话语，都已包括在内。而“认为修正主义取代教条主义成为主要敌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思想演进。反对修正主义，开启了毛泽东的晚期历史，是他晚期思想与行动的母题”④，也是他晚年最大的文化忧虑所在。他在两个“批示”中批评文艺界，在最近几年，竟然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⑤，均由此而来。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批判运动的转型升级。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至此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场席卷中国十年之久的更大的政治风暴，不可避免地降临。endprint

新时期以降，由于社会文化转型和文艺方针政策的调整，上述这种“破字在先”的思路，逐渐为重在建设和引导当然也是更加务实的文化发展战略所取代（如通过评奖和立项资助）。事实上，这种思路也为人们所厌恶，不再那么灵光了，在总体上明显趋于弱化。但基本构架依然存在。这从1979年《天津日报》对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和80年代初中期的批判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都不难看出十七年的痕迹，包括运行机制和操作方式。“这就使一个时期内，‘文学运动呈现出忽紧忽松、有头无尾和无规律的情况。”⑥由此也造成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度紧张，使文学史料从内涵到外延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刘锡诚的《在文坛的边缘上》，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从权力拥有者与文艺界之间的根本性冲突的角度对此作了描述。⑦与刘锡诚不同，徐庆全的长达六万字的《〈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一文，则超越亲历者，以更为理性客观的态度对此作了立体多层的梳理。一方面，它还原了这场不是运动却带有运动性质和特点的文学事件，因彼此观点歧异而造成了当代文学内部的严重裂痕，引发了最高决策层邓小平、胡耀邦等的严厉批评，以致最后引起了“国内外的轩然大波”；另一方面，也如实揭示，这一论争虽然激烈但并没有演变成像过去那样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⑧，“在当时，最起码是意识形态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⑨另外，像对朦胧诗、西方现代派、重写文学史、文学主体性以及《公开的情书》《飞天》《在社会档案里》《人啊人》等大小不一的文学现象、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的批判，也都如此。不过，由于80年代中期以后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成为主宰当代中国的力量，也由于社会的主要传媒形式由文学转向大众文化。“这些因素都促使‘当代文学的‘文学运动迅速衰落。1985年后，文学界很少再发生较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及其思潮。那些惊心动魄的‘文学运动，正在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记忆。”⑩

当代文学运动史料是当代文学生成发展及其运动的一种物化形式，也是其运行过程的一种生命印迹。因此，它是动态而不是恒定的，既有前后相续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同时也有彼此相异的历时性和阶段性。我们只有将其放置于整体格局和文化脉络中进行考察，才能对运动史料作出合历史合逻辑的观照和把握。

二、批判者史料与被批判者史料及其他

从本质上讲，当代文学运动是基于对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形势的判断所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至外的政治化运动，它的预设原本就不是对文学问题展开正常的讨论，而是以文学为由解决政治思想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导权问题。因此，不同于上述所说的古代文学运动，它不是靠“激情的破坏”或“政治权力的三令五申”，而是靠“主盟文坛”的文化精英提出的“足为时人及后人仿效与遵循”的文学主张和成功创作所形成的“典范的作用”11；它也不同于现代文学运动，参与讨论的双方是平等的，它基本限定在“文学圈子”范畴，哪怕观念冲突非常激烈，彼此之间都不会也不可能给对方施加文学之外的政治打压，就像鲁迅与梁实秋、周扬等的争论一样。而当代文学运动则不然，因为被纳入“一体化”机制之中，且将文学之间不同意见定性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所谓的“文学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向标”，故而彼此之间是不平等的。当时被指认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或“某某分子”的作家是没有发言权和申辩权的，事实上他们也被剥夺了正常的发言和申辩的機会，而只有老老实实的政治检讨和低头认罪的份儿。这样，文学上的所谓争论，实际上就变成了当时的批判者代表国家政权（包括组织、人事乃至公检法）对被批判者的一种单向的、居高临下的政治宣判。也因此故，它与其说是文学运动史料，还不如说是政治运动史料。

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包罗万象，情况复杂。它不仅涉及高端决策、中介管理和处于底层基层一线的众多知识分子，而且还涉及政治、历史、传播、管理、批评、接受，涉及运动的生成、发展、高潮、结束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里限于篇幅，也囿于视野和笔力，为便于讨论，我主要拟从文学运动的主体即人的角度着眼——文学运动往往是将人分成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对立双方，从这最基本的特点出发，对当代文学运动史料试作钩沉和分析：

（一）作为批判者的一种运动史料

它主要由这样两部分构成。一是高端决策层针对运动的有关讲话、批示、报告、发言、通信等。如毛泽东在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胡风问题、丁玲问题的内部指示，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对周扬送审的第三次文代会报告的修改，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和按语的删改处理，周恩来、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高层核心或重要领导的相关讲话、报告、批示和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并不直接诉诸之于文字），凡此这些，它都毋庸置疑地成为指导和引领每场运动的最重要“指示”，处于史料链中的最高端。二是遵循这些“最高”指示精神，对被批判者进行批判的史料，包括一般作家学者，也包括身份比较特殊或有话语权的中介人物撰写的批判文章，如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姚文元的《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等。这方面的史料很多，每次运动之后，都有史料结集。其中比较典型的，如批胡适时，有《胡适思想批判资料》（8册），批胡风时，有《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资料》（6册），反右时，有《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等。如果篇幅允许的话，可开出长长的一个清单，它可以说是构成运动史料的主体，以至形成一种独特文体。从存在或分布情况来看，这些史料主要散见于党史、大事记以及领袖人物的文稿、选集、回忆录、年谱、年表，也有的已散佚。洪子诚说，1957年中国作协批判丁玲、冯雪峰时，三个月内召开了25次会议，最初参加者二三十人，最后的大会竟有千余人之众，几乎当时所有的作家都发言批判，还曾汇编成册发给大家，但后来均被收回，至今未见出版12，大概就属于这种状况。当然，近些年来，因诸多因素的促成，这方面史料也陆续有所披露。如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告诉我们，在1958年中宣部召开的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康生曾点名批判游国恩和王瑶，说他们“没什么实学，那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13，这对当时“拔白旗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说北大中文系学生在统一了思想后，不到一周，就写出了七篇批判文章，《光明日报》还刊登了《北大中文系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长篇报道14。当然，其中有的因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有关讲话和指示），迄今还被封存在密度级别颇高的档案馆里尚未解密。endprint

上述诸多史料中，毛泽东的批示和源于1966年的《纪要》显得比较特殊，有必要在此附笔稍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批示，较之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自然显得零散，有时甚至简洁到了不过寥寥数语。然而，当代文学因高度的政治化和中国所独有的决策方式，不仅使其“高居这段文学史顶层，犹如一根巨绳，串联和撑持文坛几三十年”15，而且还对文学运动起到了为其他同类史料所没有的权威性的作用。如在1955—1957年的批判胡风和反右斗争中，通过持续频密、不断加码的亲笔批示，一举扭转事态发展——将运动纳入自己预设的轨道，“迫使相关系统认识到，来自他（指毛泽东——笔者注）对文艺任何表态都不能视为个人好恶，应该奉为行政指令乃至文艺政策”。尤其是晚年的批示，“日益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从开始的穿越了固有程序直接构成政策，以至于后来甚至也穿越了政策本身，使之因时、因地制宜，随时、随意加以变化，出内入外，造化无羁”16，往往片言只语，就达到了对文学及其运动驾轻就熟掌控的效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文艺领域的绝对权威的建立。有关这方面，李洁非在《文学史微观察》一书中有专章分析，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唯一而又最翔实最具深度解读毛泽东批示的有关著述。如果说毛泽东批示是对运动进行即时掌控，那么《纪要》（全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文革”的典型性文本，它对当代文学及其运动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尤其是对30年代革命文艺的全盘否定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所作的被“文艺黑线专政”的判断，不仅为“文革”十年扫荡一切的大批判运动（如批法批儒运动、评《水浒》运动）提供了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更为荒诞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用更为彻底否定和砸烂的方式，将以前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批判在现实中又作了复制，并且推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结果，致使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令人扼腕浩叹和沉思不已的历史悲喜剧：“因为批判‘文艺黑线，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但是，在周扬执文艺界之生杀大权的时候，文艺界所发生的一次次批判和斗争，作为文艺批判对象的人物和观点，又为‘文艺黑线论的出台，作了某种预设和铺垫。”17

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来看，这种批判者史料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从事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学者，他们对于运动，最初是抵触或很不理解，但迫于形势，最后也不得不参与。如李劼人在批判《草木篇》时，开始还为流沙河辩护，认为对其的批判“是很粗暴的”，但结果大出他的意料，他很快公开检讨18。当然也有比较“聪明”或绝顶“聪明”的，揣摩领袖心理或上级领导意图，投其所好，将其视为往上爬的机会。如上文所说的姚文元。二是受“破除迷信，挑战权威”政治文化的影响，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青年学子对老师或同窗所作的批判。钱理群自述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班级批斗会上，为了与右派“划清界限”，曾两次上台发言，“慷慨陈词”地对右派有关民主和自由进行批判，结果在客观上“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向了万丈深渊而以自救”19。他由此后悔不已，并对置身的“一体化”体制进行反思，再次提出了“拒绝遗忘”的问题。

（二）作为被批判者的一种运动史料

被批判者运动史料量大面广，它不仅牵涉俞平伯、李何林、巴人、萧军、艾青、舒群、白朗、阿垅、彭柏山、黄源、陈学昭、绿原、牛汉等一批“现代”作家学者，涉及王蒙、刘绍棠、李国文、邓友梅、陆文夫、高晓声、张弦、方之、白桦、公刘、张贤亮、邵燕祥、流沙河等一批“五七”作家，同时还包括丁玲、冯雪峰、夏衍、周扬、茅盾等权重一时的文坛领导。因为在“一体化”下的“目的引导”，谁都无法保证永远“走在金光大道上”，即使像周扬这样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随着60年代毛泽东文化忧虑的转换，他也开始受到批判，并被指认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最后打倒批臭逐出文坛。从史料形态上看，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被批判者在接受批判的过程中或事后自己撰写对批判表示臣服的“检查交代”，如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丁玲在中国作协主席团等会议上痛哭流涕的“深刻检讨”等。它名曰“自我检查”实则是“自我批判”，以这样的方式为运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提供依据。当然，这些“检查交代”是政治指令的产物，并非是被批判者的自觉自愿。作为一种史料形态，它与批判者史料之间也不是平等的，而在实际上是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当时之所以将其刊登在报纸杂志上，主要是为了发挥其“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也是近年来开始引起关注的一种史料形态。从内容上看，这些“检查交代”大多夸大其词，无限上纲，表现出了明显的自谑倾向。当然，如同批判者史料一样，它也是分等级的，其中最严重也是影响最大的（而这又与被批判者的知名度，特别是被高端决策层的点名批判有关），往往就刊登在最高级别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文艺报》上，在全国范围进行批判。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80年代，比较典型的当数围绕着朦胧诗引发的三次“崛起论”的讨论。张笑天、徐敬亚因在这次批判中为朦胧诗辩护，只好“遵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等检讨文章。谢冕所在的北大相对较为宽松些，但为了对上有个“交代”，也不得已采用了“访谈”这样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进行检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批判者根据批判的需要，对被批判者以往言论或文章中有关观点进行“摘编”，作为“罪行录”供批判用。如1964年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时，《文艺报》在该年的第八、九期合刊上，就专门编辑了一个《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目录和标题上使用的超大字体，也表明这些材料的重要和邵氏宣扬“中间人物论”问题性质之严重。事实上，在公布该材料的引言中，《文艺报》编辑部就明确将“中间人物论”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20。有意思的是，当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变化，这些被批判的史料不仅完全倒了个，有的還成为运动史料的“新经典”。如孙绍振为朦胧诗“欢呼”，在80年代曾受到严厉批判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进入21世纪以后，不仅普遍受到推崇，甚至还被刊登于《文学评论》这样的权威刊物，作“修改及发表始末”的版本学考察，认为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的长河中具有标本的意义”21，其“原稿本”还被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种大起大落、断裂式的变化，令人感慨，也极具讽刺意味。也有的被批判者为了“将功赎罪”，积极主动地上交有关私人书信，而批判者出于策略考虑，也是为加强运动批判的力度，往往不惜将这些私人书信公之于众，并作断章取义的增删修改。如舒芜交信即是。这就使被批判者史料掺杂了不少虚假的东西，显得相当复杂。由之，它不仅关涉运动史料的真实性问题，而且也向我们提出了运动史料研究的伦理问题。舒芜交信之所以至今还众说纷纭，重要原因即此。endprint

当然，也有的不服或不那么服的，在检讨时带有某种辩解的成分。如钱谷融针对《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受批所写的“自我批判提纲”，就具有这样的特点。针对批判者的“人性论”指责，他往往只是抽象地承认自己“颇有人性论的倾向”，而具体行文，则巧妙地引用毛泽东《讲话》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有关“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并不否定人性的存在”的论述，引经据典，不断地使用“我以为”语式，为自己的“人学”观点进行辩解；而不是为了过关，“一味的苟合取容，一味的随风倒。”22与之相似的是王瑶，他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面对来自学生及其他方面的严厉批判，不得不曲折委婉地使用“虽然……但是”的“但书”体来进行应对，这使其“自我批判”或“检讨书”，“文字极为缠绕，问题也就模糊化了”。至于此前他所写的有关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和“烦琐哲学”的批判文章《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形式主义与自然主义》等，则皮里阳秋，需要细辨方能体会23。其他像冯雪峰、张光年、林默涵等有关检讨交代，在被迫承认所犯“罪行”的同时，仍有自己的坚守。这也说明，被批判者之间也有人格品格之差。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敢于进行质疑的。如吕荧在批判胡风的会议上说，“胡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北京日报》的记者戚学毅因为不愿违心批判揭发好友刘宾雁，就在批判会现场跳楼自杀。他死前的几天，曾对韦君宜说过：“我读过黄秋耘那篇《锈损了的灵魂的悲剧》，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灵魂受到锈损。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24这种现象尽管很少，但它毕竟也是一种存在。出于对历史和历史正义的尊重，我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发掘和整理。

需要强调指出，上述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会出现身份交替转换的情况。因为运动频繁，政治又充满诡谲，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它总要寻找和设计具体的批判对象，所以每次运动都会导致不少人的罹難。这就使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难以永恒，今天的批判者，明天很有可能变成了被批判者，反之亦然。有的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扮演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双重角色。如冯雪峰、胡风在被批判的同时或稍前，向萧也牧与《文艺报》发难，给予其“致命的一击”，但没想到不久，自己也变成了被批判对象，并迅速升级为全国最大的“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最富意味的是郭小川，作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他在参与领导的各种运动中，立场坚定，所向披靡，表现了很强的斗争性，深受陆定一、周扬等人的赏识。但因创作了有违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眷恋个性解放“小我”的《望星空》和《深深的山谷》等抒情诗、叙事诗，也受到了严厉的内部整肃，而陷于难以排解的角色危机之中。为此，这也给当代文学史料平添了为过去任何时代史料所没有的纷纭复杂，使之在本体构成上往往显得很“矛盾”。应该说，这样的情形在当代作家学者中绝非个案，尤其是在运动频仍的十七年，更是相当普遍。由之，它也给嗣后这代作家学者有关“文集”“全集”的编纂出了难题。笔者在主编《王西彦全集》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这也提醒我们，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当代文学运动史料时有必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路，既要注意每个个体作为批判者留下的史料（在当下，这种史料往往被人们刻意回避），同时也要注意每个个体作为被批判者留下的史料（在当下，这种史料往往被人们有意强化），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而不是以偏概全，不加辨析地听信和使用那些有选择的所谓的“回忆录”。否则，就有可能为史料所误，从而导致对历史的简化甚至歪曲。

当然，这样说决非有意暴露某些所谓的“不光彩”的历史，颠覆现有文学史已被大家认同的基本秩序，而是意在强调尊重和还原复杂历史的一种评判思路，反对对历史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非历史的纯化和洁化。大量事实表明，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包括批判者或被批判者自身，也包括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某种程度上，它们自己或彼此之间还有一种继承关系。谢泳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以北大中文系在“双反”运动中批判林庚为例，提出了当代学术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批判者继承现象”：就是在中国已发生的学术运动中，批判学术权威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同一学术领域的学科继承者，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并没有因为批判的原因发生完全决裂。相反，“在这些人后来的学术成就中，他们反而倾向于认同自己早年批判过的现象，这说明在政治运动和学术训练中保持了一些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批判的一个附作用是批判者在熟悉批判对象时，受到了被批判者学术的影响，当流行的政治观念过时后，批判中熟悉的学术专业会保持下来。”25应该说，此类现象在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中也有存在。

三、需要正视的观念、方法与史源问题

在所有的当代文学史料中，运动史料所占的份额是很大的。过去留下来的史料，相当部分的都属于此。近些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在这方面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并已影响到文学史写作。这些运动史料，就总体而言，目前尚处于搜集整理而非研究的阶段；即使是搜集整理，严格地讲，也是刚刚启动，在点与面、宏观与微观、时间与空间等方面还有很多遗漏，在思维观念方面也有不少有待改变和调整的地方。总之，已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问题不少，不妨可称之为是“初级阶段”的一种研究吧。

那么，对于当代文学运动史料研究来说，怎样寻求新的突破呢？这当然比较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讲得清楚，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以为以下三点有必要引起重视，这也可以说是影响和制约当下运动史料研究的关捩所在。

首先，在观念上，注意历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反对对历史作非道德或反道德评价的同时，又要对历史道德化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保持必要的警惕。历史与道德关系是一个老话题，但它对本文研究却具有相当切实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述所说的这些运动史料，就其内容而言，颇多是负面的，包括批判者按照当时的政治预设，利用手中的权力话语，对批判者所做的简单粗暴的批判，也包括被批判者迫于形势，为求自保而所作的不诚表现，乃至作出有违伦理道德底线的不类行为——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大批判运动往往有意无意地激发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身上的非道德因素，它也很容易引发我们的道德愤怒，对之产生道德评价的冲动。然而，如果这种非道德的现象普遍产生，成为一种常态，恐怕就不能仅从个体品质上进行解释。洪子诚援引日本丸子真男的话，指出当代政治生活中“道德与权力关系”的实质，就是在两者无法分辨的时代，“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26这相当深刻。我这里想要补充的是，权力也不是无限的，它本身即是历史的产物，应该将其纳入历史的进程和脉络中进行考察，也只有纳入历史的进程和脉络中，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拿十七年批判运动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来说，他在这方面自然很主动，牢牢地掌控着话语权，但为了实践他的“从属论”和“先破后立”的理念，有时也不得已从“后台”走上“前台”，亲自直接对文学进行强力干预。他在60年代所作的两个批示，“文革”后期对文艺的调整，本身就反映了其无奈。他不断修改自己撰写的文章，这也说明形势频变已超出了他的预想，面对不断加码的批判斗争中，他自己也显得不无尴尬。以之观照当代文学运动，将其归结为“整人”与“被整”关系，进行褒贬分明的道德评价，就显得简单化、表浅化了，也不那么符合事实。由此及彼，想到了学界至今颇盛的一种“阳谋论”的解释，这就是将频仍的运动和斗争看成是某一人物虑周藻密运用政治权谋的结果。“其实，这是另一种神化，好象真有人可以神机妙算、图迥天下”，它反而“可能大大降低对那段历史的解释的有效性，甚而落在索引的境地，总想挖掘秘闻、内幕来找动机”27。据黄秋耘回忆，1957年5月在邵荃麟家聊天，二人畅谈文坛百花齐放大好形势时，突然接到周扬给邵打来高层指示“要转了”即要求马上刹车、进行反右的电话指示，“不到二分钟，他（指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28这也提示我们不能过多从政治权谋和伦理道德角度看取当代文学运动，而应将思考的目光更多投向政治权谋和伦理道德背后的“一体化”机制，从那里寻找更为内在本质也更警世策人的东西。前中国作协秘书长、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张僖说过：“我们经常谈到某些人左，某些人右，根据我在作协多年工作的体会，所谓左和右，除了每个人的思想和人品之外，决定的常常是政治因素，是周围的环境造成的，是当时形势发展所决定的。”29他的话，触及当代文学的深层内核，值得三思。endprint

说到历史与道德关系，似乎不能不提晚年复出的周扬，这也是新时期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人物，围绕着他，牵扯出历史与现实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一般来讲，对于周扬晚年复出直至去世这段历史，学界和坊间大体意见比较接近，这就是对他为当年批判运动给许多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在各种场合频频道歉都给予好评，甚至将其视为是新时期文坛“解放派”的首领。相反，对邓力群尤其是对胡乔木，因为异化问题上与周扬的相左表现，则给予颇為严厉的批评。然而，人们在作如此贬褒分明评判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点：（一）正是这位文坛“解放派”的首领，他在新时期拨乱反正的重要关头却固执地坚守原有“从属论”立场，其思维理念显得不无保守；相反，倒是胡、邓力促对“从属论”的扬弃。而这一点似乎被所有的人都遗忘了，有关史料也处于被漠视的状态，这是否反映了我们史料研究中某种伦理主义取向呢？（二）异化问题发言是导致周扬晚年命运急转直下的一个节点，也是新时期重要影响很大的一个事件。现如今人们谈起此事，往往都对周充满同情，而将全部的责任都归咎于胡。但返回历史现场，从80年代初的大的政治背景和组织化程序来看，胡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因而它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甚至更能反映和体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流政治的集体意志。据吴敏的《周扬年谱简编》（1980—1985）披露：在1983年10月批判“异化”问题的后期，“周扬在中顾委小组会作检讨，胡乔木、邓力群认为可以了，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么长的文章，内部检讨几句就完了？”30这也启示我们，坊间盛传的所谓“革新”与“守旧”太简单，用这种二元对立和道德化的批评解释不了复杂的历史。不能因为周扬晚年道歉而享有历史评价的豁免权，将道德评价置于历史评价之上。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所说，无论如何，用从私人性格角度对人物所作的道德评价代替从精神角度所作的历史评价是不适当的，“因为世界历史所占的地位高出于道德正当占据的地位，后者乃是私人的性格”，“‘世界历史在原则上可以完全不顾什么道德，以及议论纷纷的什么道德和政治的区分”，“‘世界历史必须记载的，乃是各民族的‘精神行为，而‘精神在现实外界中具有的各种个别的形态，可以委以于各项专史的记忆。”31

其次，在方法上，注意微观实证与整体会通之间的关系，谨防对细节作孤立割裂式的处理。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就其属性而言，当属宏观史料。因为它所涵盖的内容，借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关系当代文学方向与道路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不避政务繁忙，有时候甚至绕过中宣部直接插手干预，为什么丁玲在80年代创办《中国作家》时，惊动了中央书记处领导乃至总书记胡耀邦的原因之所在。如果不广泛搜集掌握这些史料，就很难进行研究，甚至会产生误评，也不符合运动“由上而下”、带有层级性展开的特点。正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高度重视宏观史料，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构架。然而，构架性的宏观史料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不可能也无法取代其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与宏观的构架性历史结伴而至、缠绕在一起的是丰富复杂的日常生活，它们不仅成为运动史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其生成发展产生更为内在的深刻影响。这也是过去史料研究时被忽略了，近些年来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并还在继续发酵的一个新的热点或向度。如沈从文晚年的精神危机，过去往往都归咎于外在政治的打压。的确，郭沫若的点名批判，文代会的冷落，北大的大字报，所有这些，是很容易让我们按政治抵抗的方式对之进行解读。然而，从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和解志熙等学者近年来披露的大量史料得知，批判只是诱因，还有一个重要的也是更为直接的因素，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又如杨沫夫妇在“文革”中相互检举贴大字报，给对方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给自己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内心伤痛。还有郭小川日记所述的处于运动漩涡中心，为批判与否以及如何批判，而自我的内心撕裂。凡此种种，它让我们看到了主流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无法覆盖也覆盖不了的小历史、边缘史、民间史乃至福柯所说的异托邦的历史；看到了由外在激烈的大批判运动已渗透到家庭、朋友、同事等一切人际关系的里层细部，并由此引发的家庭、朋友与同事的新的矛盾冲突，当然反过来，这种家庭、朋友与同事的新的矛盾冲突，也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运动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它们彼此之间是互渗的。这一点，在经受后现代史学和新历史主义大面积、多渠道辐射影响的今天，相信人们不会毫无所感。

有学者在谈及现代书话史料时曾提出“文学群落”概念，意思是说，与自然界的生态群落相似，文学的存在也呈现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学生态群落，在这个“生态群落”中，亦有“乔木”“灌木”“草丛”等不同等级的层次的生态链32。当代文学运动史料也有一个“群落”问题。如果说处于“一体化”高端、对运动起决定作用的最高指示决定决议讲话是“乔木”，那么在“乔木”之下，居于中介管理和底层作家学者就可看作是“灌木”与“草丛”。这里当然不是作价值判断，贬低“灌木”与“草丛”，其实恰恰是这些处于中介管理与底层作家学者的所作所为，才构成了当代文学运动的错落有致的“文学群落”，为我们更加全面立体地反映当代文学运动，尤其是将运动由外在的社会政治斗争引向内在的精神心灵层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它也告诉我们，当代文学运动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而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绝对和纯粹，只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在发声，即使是“一体化”时期也不例外；只不过其他的声音以“潜在”或非均等的方式存在，它具有自我的文化和心理的逻辑。现在需要做的，关键是要超越固有狭隘封闭的线性思维，全面还原和呈现因政治、观念及人事诸多因素，被当时排斥或遗忘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史料，包括当时被批判而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同质性”的史料（如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材料），也包括今天看来错误或有问题的“异质性”的史料（如朦胧诗讨论反对“崛起论者”的史料），并将其与“乔木”式的史料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有的还将其列入抢救的范围，采用特殊方式给予发掘保护。从研究方法角度来讲，重要的在于将史料（尤其是微观小历史的史料）纳入“通古今之变”的阐释体系中，强调它与整体系统的关联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对话。完整意义上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是宏观大历史与微观小历史的有机结合，在属性上，则融涵了同质与异质两种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一体化”概念是有局限的，它在反映和概括文学与政治同构时，往往容易将与政治以外的史料忽略了，一定程度地将当代文学及其史料简单化、平面化了。洪子诚也因此故，在后来坦率地承认“一体化”概念及其论述是有局限的，认为“‘一体∕多元的这种‘对立项的设置显得僵硬、绝对，尤其是其中的价值判断过于简单”33。事实上，在一体化的总体格局下面，“文化领域的‘分层的现象，不同力量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消失”，并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中对此“进行了某种辩证式的自我修正。”34endprint

最后，在史源上，注意横向空间的拓展，在开发本土资源的同时融入台港澳及世界华文文学新质，实践大陆本土与域外他者的相互建构。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当事人的迁徙离散，包括批判运动在内的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至今还散落在域外，等待我们开发和利用。如老舍名著《四世同堂》在美国遗失的英文原稿不久前被找到，译出并刊于2017年第1期《收获》杂志。也有的因频繁的运动或政治等原因被毁损，由大陆移至台港澳及世界各地，而在域外却有保存，甚至有相当完整的保存。如“文革”小报、民刊等。——所以，难怪有人因此批评说，“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学”研究却在国外。陈寅恪当年在解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时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5（这也是陈氏所说三个“三重证据法”之一），杜维明近年来所说的“文化中国”不仅包括中国人、华人，甚至将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外国人也纳入“三个意义世界”的范畴36，就涵盖了这层意思。它也体现了现代开放的史料观，符合当代文学史源跨区域跨文化乃至跨语际的特点。

当然，本文之所以提出问题，主要还是指大陆运动之对域外的辐射影响，在他们那里因政治或文化差异所作的评价，与当时的大陆截然不同。而对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以往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往往将其视为“敌对”或“反动”，一概予以排斥否定。古远清在《大批判运动中的两岸文坛》一文中指出，50年代初，我们举国上下在进行大批判运动时，胡秋原在海峡那边的台湾，曾不无夸大当然也不无寄意地将当时正在展开的“胡风事件”，称为“是争自由的山洪暴发之第一响”。而胡适呢，面对大陆批胡运动结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辑）及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三十本、计三百多万字的大批判文章，他不仅全部读完，“在有些地方作了富有谐趣的批注”，而且还“将其看作是自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对自己另一种方式的抬举和宣传”37。这为我们认识和评价运动史料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它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从事包括文学运动在内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应注意的一种品格。詹姆逊说过：“每一个社会构形或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事实上都同时包括几种生产方式的交叠和结构共存，包括古老生产方式的残余和幸存，现在被归于新的生产方式而在结构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同时也有潜在的与现存体系不相协调但尚未生成自己独立空间的预示倾向。”38而要更全面客观还原和呈现“交叠和结构共存”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就必须超越单一狭隘的本土迷思，建构和确立本土与境外互为参照的思维理念。“关注本土，恰恰要在本土与境外的互为参照中完成，在跨越本土的观照中返观本土，這样才可能走出文学史‘迷思。”39

当代文学运动史料是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殷鉴不远的特殊教材，还是作为对已然历史印迹的真实记录和抢救性的发掘，它都有必要引起我们重视。这种情况，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和当事人的陆续离世，特别是随着整体社会由阶级斗争向重建和谐的转型，而在当下似乎有意无意地被人遗忘，以至出现了某种集体性的“失忆”，它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现有的文学史，一般都大幅度地压缩或淡化上述所说的这些文化批判运动。这种压缩和淡化虽然可以理解，并且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合理性，但从历史的反思和历史真实的还原，从历史的长时段和史料的完整性的角度来讲，我以为很值得商榷。因为面对这些浸渍着沉重历史负荷的事实，如果刻意回避或压缩和淡化，那么就存在着遗忘的危险。须知，这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资源。它只有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当然，叙述负面消极的历史，不是为了控诉和报复，而是出自民主政治和社会和谐的需要。它涉及我们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也对每个研究者人格、伦理、心态提出了挑战，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注释】

①张志忠：《序言：严谨而生动的学术灵性》，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②何寄澎：《北宋的古文运动·柯序（柯庆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③转引自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25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李洁非：《典型文坛》，136页，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9-1999）》（下），51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⑥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22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刘锡诚：《在文坛的边缘上》，55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下篇，322-43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224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⑩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22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何寄澎：《北宋的古文运动·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