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研究关注叙事作品的结构和功能。叙事作品依靠合理的结构安排，其意义才得以生成，进而参与对社会的建构。蒙娜·贝克（Mona Baker）教授基于叙事“不但描述现实，还参与建构现实”①这一观点指出翻译即是一种叙事建构。翻译研究应该关注译者、出版者等如何建构译作的叙事话语，怎样调节译作叙事和译入语文化语境间的冲突。就文本层面的翻译来看，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尤其明显。在阅读、翻译、审阅的过程中，译者的每一处细节处理都影响到文本意义的生成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

中国的诗化小说兴起于20世纪，作家在叙述中引入诗歌、散文的艺术形式，运用打碎叙事、意象象征、描写等方式，以此最终实现的诗性审美特征同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一样表现出空间化效果。沈从文是继废名之后诗化小说的重要开拓者，《边城》中的田园牧歌图景隐喻作者心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该作品田园诗体裁的形成是基于沈从文的叙事手法如设置闭合地点、回环反复叙事、降低故事发展速率、设置象征意象的合力作用。这些细节元素均是译者在翻译中需要关注的对象。

沈从文的五十多部英译作品中有十四篇为金介甫翻译。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年作为“中国文学经典”出版的《边城》金介甫译本是该作品的第四个英译版本，沈从文作品的第一个海外单行本。作为沈从文的“异域知己”，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与翻译相辅相成，并在新世纪引领沈从文的域外传播。海外学者夏志清早在1960年代便指出沈从文作品中的田园牧歌图景；国内学者吴晓东、刘洪涛等分别对该作家的田园诗体裁、牧歌叙事、湘西文化等作过一定的分析；国内对金介甫译《边城》的研究则集中于讨论其翻译策略以及对文化的传达。

本文研究具体分析《边城》田园时空结构赖以形成的地点设置、时间刻度、意象及象征等叙事元素，进而考察金介甫对上述叙事元素的翻译情况：金介甫利用英语语法的不同功能强调性翻译《边城》中的时间指示，解释性增译其中的文化单位，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深入多样并构成广义上的副文本为作家的传播积累资本，其译序更直接简练地指出《边城》的人性主题。在翻译中，译者需充分考察文本的各构成要素，并利用副文本的叙事功能辅助译作参与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实现“有效译介”。此外，对译作叙事的评估一方面有助于质量的保证和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译作的副文本尤其反映出中外交流的现状与问题。伟大的作品总是以其“超验的品质”②得以流传并经典化，但其民族色彩作为其根之所在不容忽视。

一、《边城》的时空结构

传统叙事理论认为小说是时间的艺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小说家们则重视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巴赫金（M.M.Bakhtin）用“时空体”（Chronotope）来表示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形式與内容的艺术性融合：“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进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③巴赫金认为时空体的构成形式是决定该作品文学体裁的核心方面，并进一步说明田园时空体小说的构成特征：其一，人们世代生活在同一闭合地点，不与外界联系，在这一局限的空间里自给自足。其二，在封闭的地点内，人们每天重复相似的日常生活，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田园诗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得以形成。其三，人们的生活与大自然相结合，并且田园诗作品的语言充满隐喻和象征意象。吴晓东曾简要指出，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或多或少都具有巴赫金的田园诗小说的特征④。《边城》是田园诗体裁的经典代表，细致分析可发现构成其田园时空的各要素：在“边城”这一闭合地点内部，有一条可观察到明确时间进程的被延缓的时间线，其间，沈从文通过设置重复动作、描写、意象设置等方法填满延缓的时间，营造田园时空。这些时间线索、文化意象等要素均是译者需要重点重构的对象，关系到译作的时空构成与意义生成，进而决定了译作怎样作为一种思想参与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地理位置上：书名“边城”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即这里是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小说共二十一节，前三节总领全文，给定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人物、日常生活等。小说开篇第一段便设置了闭合地点：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个小溪，溪边有座白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⑤

第2节第1段接着描写：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⑥

边城茶峒一面是山和城墙，另一面是河流，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小篷船。小溪绕山阻行，外人想进茶峒需先乘船后翻山，而且这里五十多年来只有老船夫撑的唯一一条渡船，足可见其闭塞。山城里的人们自给自足、不关心外界，外界信息也很难传递到这里，“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⑦在该闭合地点内部，整篇小说的情节和对话大致只在四个地点反复发生：老船夫的船上、白塔下老船夫和翠翠的家、端午期间河街码头上、船总顺顺家的吊脚楼上，进一步说明人们世代依附于这里。老船夫生在这里，死也在这里，并且是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这里既是人们的摇篮，又是人们的坟墓。地点的闭合统一为时间回环节奏的实现奠定基调。

《边城》时空体中有两条时间线索：一条是可以辨别故事中的时间在延缓或凝固的历时时间刻度；另一条是在延缓或凝固的历时时间段内模糊的时间刻度，作者在这一模糊时间中设置重复性动作。以此，小说在获得情节进展的同时形成回环节奏。

先看模糊反复时间的营造。作者在第三节描写乡民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生活：“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十年来的端午节都固定不变地吃粽子、赛龙舟、捉鸭子，这便是该小说中模糊时间里的重复性动作。同样具有模糊时间意义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几天前”“明天”“黄昏”“夜里”等模糊词汇。由于每天的生活节奏一致，“几天前”或“明天”发生的事情可以是在任何一天之前或之后，“黄昏”“夜里”也可以属于任何一天。老船夫“五十年来不知渡了多少人……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⑨。这种重复常态便是模糊反复的时间。

细读文本可发现，重复性日常生活的故事情节是缓慢进展的，即是形成回环节奏以及田园时空体所依赖的明确的线性时间，它进展缓慢，且被打碎重新安排。《边城》中可辨认的线性时间是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是从端午节开始的一个多月里。第一、二节没有明确的故事时间指示，作者以全知视角描绘了乡民的田园生活，设置闭合地点，拉开回环节奏的序幕。第三节开篇描写端午节常态，延续模糊反复时间，但在该节末尾读者可分辨出叙述中的现在时间，即故事发生时间的交代：“端午快来了。”⑩接着翠翠的思绪被带到两年前的端午节在河边看龙船偶遇二佬傩送的情景。为此，第四节插叙两年前端午事件的细节。第五节开篇引导读者回到现在（今年端午），该节中间插叙一年前在顺顺家的吊脚楼大佬天保送翠翠鸭子的细节。第六节又回到现在。第七、八、九、十、十一五个小节只描绘今年端午，农历五月初五一整天的事情，事无巨细皆一一呈现。第十二节时间加速飞驰，叙述中的时间由端午后农历五月初六进展到五月十四。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节叙述五月十四至五月十七期间，二佬唱过一次歌引翠翠梦中采虎耳草，接着大佬下茨滩出事故。第十八节，时间距端午已过了一个月，十八、十九、二十节叙述两三天时间内老船夫找二佬、去顺顺家探询翠翠是否还能与二佬成婚，皆没得到回应后生病离世。第二十一节加速叙述老船夫去世后一个月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叙述中可分辨的时间就在端午节及其后一个多月内，但作者详细描写的其实只有五月初五当天（七至十一节）、五月十四至十七（十三至十七节）、端午后一个月的两三天时间（十八至二十节）。有限故事时间内无限的细节描写，与全文无处不在的模糊时间，以及重复性动作一并构成回环节奏。

在这样的时空框架内部，作者用来描写的语言是诗化且充滿隐喻的，例如祖父去世前一晚的黄昏景象的描写便象征祖父在深夜去世，悲剧（挽歌）的来临。一向乐观的祖父和翠翠一个表情惨惨的，一个心烦意乱；自然景象中，黄昏天气郁闷、蜻蜓在水面上飞来飞去、热风四起均是夏天天气闷热、暴雨来临前的征兆。人物的躁动不安和自然景象的表征预示变故的来临。夜里果然暴雨雷鸣，翠翠清晨起床依次发现：菜园被冲毁、渡船消失、白塔坍塌、爷爷离世。这一系列事件象征着在现代文明入侵下，翠翠和爷爷在白塔下坚守的朴实民风、至善人性已然倒塌。此外，该作品中的“碾坊”“河流”“黄狗”等景物、动物都有其象征意义。

在戴维·米切尔森（David Michelson）看来，如果一部作品的“叙述时间高（发生的事件被非常详细地描述出来）”11，那么故事发生的速率则很低，现在的时间维度被不断延展。这时读者沉浸在大量地细节描写之中，不再关心小说中的时间，空间形式开始出现。《边城》作者在延缓的时间段内，设置回环节奏和大量的隐喻性描写，时间和空间实现艺术性融合，时空体及其意义开始出现。

二、Border Town中的时空结构

在翻译具有时空结构的作品时，译者尤其需参照原文的结构框架及文化背景来解读文本，同时也需要调节译本叙事以适应新的文化语境，便于读者根据译作叙事指示投入该作品。翻译即是译者在另一时空语境中重构叙事的过程，贝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尤其要注意体裁性、时间性、情节性等特征，可以多种方式强化或者淡化某一关键叙事元素以调节译文的叙事话语。上文析出的构成《边城》时空结构的各要素既是金介甫在翻译时要关注的地方，也是分析其译文的有效切入点。

首先看金介甫在Border Town开篇引导译语读者产生闭合地点体验的译文：

An old imperial high way running east from Sichuan into Hunan province leads，after reaching the West Hunan border，to a little mountain town called Chadong. By a narrow stream on the way to town was a little white pagoda，below which lived a solitary family：an old man，a girl，and a yellow dog.12

译文中“running east…from…into…leads…”使读者视线跟随“官道”自西向东由四川走向湖南，“after reaching the west Hunan border”进而将读者引入湖南西部边地，“to a little mountain town called Chadong”真正给予读者从喧闹城市到达茶峒山城的体验。随后，“by…was…below which…”简单直接地给定主要人物的家。金介甫采用引导词具有强烈的指示作用，由远及近定位到溪边白塔，白塔下住着的老人、女孩、黄狗。茶峒本就偏远闭合，翠翠的家更远离茶峒，独自依偎在象征“人性”与“文明”的白塔旁边，译者用“solitary family”说明主要人物彻底远离任何商业、喧闹的世外桃源式生活。

这片区域内的人们靠小篷船运输棉花、布匹、桐油、青盐等自给自足。这里的乡民与自然共生共存，对大自然给予的丰收或是灾害均坦然接受。正如沈从文描绘的当凶猛的春水冲掉吊脚楼时他们的反应：

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的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13

金介甫译为：Those who suffered the harm stared right back，speechless over their loss，as if it were just one more unhappy and unavoidable act of nature.14

沈从文选择闭合山城来塑造田园牧歌世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凸显人与大自然共生共存的特征。对于大自然偶尔带来的破坏，茶峒乡民也只是坦然面对，视其为随后就会过去的亲人间的小矛盾。金介甫在早期研究中便深刻剖析了沈从文认为大自然是神圣的思想，因而用了“speechless，just one more，unavoidable”这类表达顺从态度而不是具有抗争情绪的词汇，表现乡民顺应自然的心理。

其次，贝克指出文学作品的“时间性”是阐释文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的时间概念有所不同，因而对文本中的时空排序也有不同体验。不论从文本本身，还是从阅读主体角度来看，“时间性”都参与决定该叙事的意义，构成叙事的各元素“需要被放置于有序的上下文和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才能变得意义明了”15。此外，历史叙事也是文本中时间性因素的一个方面。上述时间性因素均需要译者妥善处理。

《边城》的时空体依靠作者在短暂有限的故事时间里设置模糊时间、描写重复的日常生活。其中可供读者有效捕捉的故事发生的时间都在大部分章节的开头，个别隐藏在章节中间部分；历时故事时间内的模糊叙事则通过一些指示词营造重复的生活常态。

金介甫强调性地翻译了小说中对历时故事时间的指示，有助于译语读者感知到凝缩的故事时间。对比金介甫与戴乃迭（Gladys Yang）的译文则可突出二者的特征。

金介甫在其译著和编著的前言中特别感谢在他之前的沈从文作品的译者，例如戴乃迭、金隄、罗伯特·白恩（Robert Payne）等人，Border Town这一英译名首创者即戴乃迭。据上表可看出金介甫的译文注重传达文本的历时时间刻度：故事从端午开始发生，端午当天的事情详细展现。读者在接受大量细节描写的同时，需要意识到它们都发生在端午节当天、时间缓慢进展，这样时空结构才能生效。金介甫先向读者说明“端午”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单位的具体日期是“The fifth of the month”；由于端午节当天是故事时间的重要标志，因此金介甫用了“It is +端午”的强调句式，强调端午节的现时来临了；此外，第九、十部分金介甫采用的“when、while”句型不仅告诉读者仍然还在端午节的现时，这两个词同时还说明它们衔接的动作发生的共时性，帮助填满现时以延缓时间进度。金介甫的譯文重在时空形式，戴乃迭译本重在简练易懂。现代读者对时间空间的敏感度增强，金介甫的译文更易于在当下激发读者的阅读体验。

金介甫对原作中以重复的日常生活为代表的模糊叙事也忠实传达：

祖父必很诚实邀请这熟人过碧溪岨喝个够量。……老船夫也从不吝啬，必很快的就把葫芦递过去……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他想买肉，人家却照例不愿接钱……屠户却照例不理会他……祖父必到河街上顺顺家里去。16

金介甫译：Grandpa would earnestly invite his friend to Green Creek Hill to drink up… The ferry man would not be tightfisted - hed hand it right over… Many a shop owner would give him zongzi and other treats… Hed go to the long table where meat was sold and ask to buy，but they wouldnt take his money… but the latter would ignore this… Grandpa would go to Shunshuns house on River Street.17

原作者使用“必……必……照例……一定……”这类词汇强调行为动作的习惯性与反复性，在可捕捉的时间刻度里让读者感受到这里日常生活的重复不变，帮助形成小说的回环叙事。但这样的词汇在英文中不容易复现，金介甫在处理这类结构时均使用“would+动词原形”表示“习惯”“总是”，再现模糊的时间及动作的重复性，这相较于之前的英译本是独创且有效的。由此，金介甫在译文中重新建构回环叙事的基本特征。

《边城》时空体的维持及牧歌叙事功能的实现也依赖于小说中隐含的历史叙事，在翻译中，该作品借助历史叙事表明的边城的安宁和外界的混乱这一对立项也要让译语读者感知，促使译文参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叙事。《边城》中可捕捉的历史叙事如下：

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这些住户中，除了一部分拥有了些山田同油坊，或放账屯油、屯米、屯面纱的小资本家外，其余多数皆为当年屯戍来此有军籍的人家。）18

金介甫译：Chadong and its environs were defended by a lone battalion of garrison troops reorganized from the Green Standard Armys farmer-soldiers of yesteryear. They were joined by almost five hundred resident households in town.（Apart from those who owned fields up in the mountains or tung oil presses，and small-time capitalists who gave out loans for tung oil，rice，or cotton yarn，nearly all the others in the town were on the military payroll，descended from households brought in to garrison the area.）19

金介甫通过研究表明，绿营军是1796—1935年间清朝为应对苗民暴动而组建的，实施军事屯田制方案。更具体的历史背景为：清朝末年“百日维新”大范围裁汰绿营军，建立西式新军。由于镇筸、永绥等地处偏远封闭山区不受维新影响，绿营军得以存在并与屯田军混合被统称为筸军，广义上属湘军的一部分，由湘西镇筸人指挥。1915年至1918年间，筸军在参与讨伐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过程中大量扩军，并于1915年至1935年间在田应诏、陈渠珍先后领导下形成湘西独立的“军事王国”。正是因为对湘西筸军的历史做过深入调查研究，金介甫才明确地将“绿营屯丁”译为“the Green Standard Armys farmer-soldiers”，让译语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中的“屯丁”即是亦军亦农的军事屯田模式，进而明白《边城》中的军民混居状态。译者所增补的“a lone battalion of garrison troops”则强化了湘西的偏远与独立自主。此外，船总顺顺也是历史叙事线索：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20

金介甫译：The man in charge of the docks was one Shunshun，a character whod spent his time in the rank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n led a squad as a sergeant in the famous Forty-ninth army regiment at the time of the revolution.21

顺顺的身份变化暗指晚清绿营军解散，筸军参加大革命后发展壮大。文中的“革命时期”主要指辛亥革命时期，金介甫并没有明确译出可能是为了与原作表现形式一致。此外，“什长”存在于旧时军制，“五人为一伍长，十人为一什长，百人为百夫长”，金介甫对什长并未加以解释容易让译语读者不明所以。

《边城》中的历史叙事表明，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变革，而茶峒军民混居，生活安宁和谐。在历史叙事的烘托下，小说的牧歌主题得以强化，而这一干净祥和的牧歌世界也令世界各国居民向往。为了充分实现译文牧歌叙事功能，译者还需要对填充时空结构的文化单位等元素进行重构。

译者在翻译中可以通过省略或添加文本素材以“抑制、强调或者精心安排原作中的隐含叙事话语”22。金介甫不仅通过添加汉语拼音解释中国文化单位，还借助译入语叙事元素进行翻译。译者在所有小的文化单位第一次出现时均添加了解释：如“光绪……年”译为“During the year in the reign of the Guangxu Emperor，1875-1908…”；“粑粑”，“baba corn cakes”；“胡琴”，“huqin fiddle”；“粽子”，“zongzi dumplings”；人名天保译为“Tianbao（Heaven Protected）”；傩送，“Nuosong（Send by the Nuo Gods）”等等。当这些文化单位在下文再次出现时，译者直接用拼音翻译以回归中国文化，同时避免了译文烦琐。采用拼音与英语并置的解释性增译方法让译语读者强烈感知到陌生文化并深刻理解，在重构田园时空的同时有效促进中国文化的异域传播。

译者还多次借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叙事元素来翻译以便于读者理解。例如“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金介甫译为：“In a game of chess，the chariot-the rook-moves one way and the horseman-the knight-another.”将中国象棋中的车和马类比西方的战车和骑兵，便于文本意义、中国文化在异域的理解与传播；金介甫把在溪边通过向船家介绍水手来谋生的人形象地翻译为“wharf rat”。这种借助译入语叙事元素的翻译方法更便于译作叙事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

三、Border Town副文本的辅助叙事

副文本不仅指作品的前言后记，也包括对其的文学评论、宣传等，为正文本（故事文本）的解读提供场域。文学作品叙事功能的实现不单单取决于正文本，还依靠副文本根据文本主题、时代、语境的要求进行叙事调节。翻译文学作品的副文本的“导读”功能更强，能够给予读者先见印象，影响译作能否在异域被消费、能否在译入语语境中实现建构功能。印在首页的译者序尤其能够直接有效的影响读者。

源自西方的“牧歌”（Pastoral）术语在流传中超越其在古希腊时期指牧羊人纯粹快乐的生活的概念，逐渐被赋予政治、文化寓意。在后发国家的文学作品中，牧歌指“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23。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边城》将牧歌叙事推向顶峰。该作品有力地展现了城市与乡村互为“他者”的概念。这一高度艺术性的边地文化书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不断引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自私、野蠻人性的反思。

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如《沈从文笔下的社会与文化》（Shen Co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等作为广义上的副文本，深入介绍该作家的人生历程，作品内容、思想观点等。例如金介甫指出筸军经常以传奇的色彩出现在沈从文的作品里，《边城》等作品中出现的“千总”“百总”的称呼源自军事屯田制这种旧的军事制度，并考证沈从文笔下的傩戏、对歌求偶、饮酒文化描写的民俗来源。对于“虎耳草”这一象征意象，他指出“沈从文在《凤子》中已通过象征手法写过虎耳草，这种野花既象征爱情，又代表有潜在危险”24。这一系列沈从文研究均为沈从文在西方的传播积累资本。

在Border Town首页的译序中，金介甫首先以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及文艺思想的变迁为大背景，简述沈从文在文坛地位的起落变化，接着指出沈从文喜欢在文学技巧上创新，《边城》代表了沈从文的抒情文体和现代牧歌主题。他援引沈从文在1930年代初宣称的将这部作品“献给农人和士兵”来说明该作品“不为那些追从主流话语的思想家们所用。其后数十年主导中国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均认为《边城》是对他们的农村阶级斗争思想的轻蔑”25，并指出《边城》曾经被禁。这段阐述必然会引发对中国政治历史感兴趣的西方读者的关注。

金介甫译序的中后部分对《边城》也有深刻的审美层面解读。他告诉读者茶峒坐落在作者的家乡——湘西，这是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边界地带。因此有学者争论翠翠代表了土家文化，也有学者说翠翠是苗人，金介甫指出翠翠这一黑美女形象的创作灵感源于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地理位置及人物形象的考证使得文本的真实性增加，更加吸引读者。另外他也从西方文论角度分析文本中的象征意象，说明在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下，沈从文描写的翠翠的梦和白日梦充满象征，“天保和傩送分别象征着翠翠的自我和本我。”26金介甫对于该作品的主题做出如下解读：沈从文在1936年就责备过商业主义、流行文化，以及当代文学中的政治，他声明他只想要建造一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边城》即是这一希腊小庙。该作品引发人们对沈从文倾心的主题：“人性”的深思。

此外，金介甫還通过副文本叙事保证译作在世界的在场。他在译序中不仅将《边城》与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Yoknapatawpha）类比，还将其与在西方传播已久的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作比较，认为正是《大地》的“激进式”成功促使了邵洵美和项美丽（Emily Hahn）在1936年首译《边城》。这两部作品均描写中国的普通民众的诚实、勤劳。“翠翠的内心世界要比阿兰更真实，后者遭受了比性别歧视更多的磨难。”27这同时也是在世界文学场上对中国“农民”形象的重新构建。金介甫强调，《边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上都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另一方面又破坏了环境，同时促使人们朝着欲望膨胀、自私自利、失去信仰的负面方向发展。牧歌叙事赞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歌颂人性的朴实善良，与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高压力、快节奏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类田园牧歌式的文学作品在译介传播中，契合世界各族人民对高度文明、深厚人文关怀、淳朴自然的生活的向往。

四、结语

文学文本的细节问题在阅读和翻译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恰恰是这些细节在不断地调节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联，参与塑造文本意义。因此，在翻译中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构成并准确传达尤为重要，影响该译作能否有效传播。《边城》中的每一个文化意象都参与建构其田园世界，金介甫是基于对文化单位和象征意象的认知和忠实翻译，才得以重构牧歌叙事。此外，副文本如引言、后记、封面、封底等具有强烈的叙事功能，是译者及出版者需充分利用之处。引言、后记、封面、封底直接参与塑造该翻译文学作品的形象。但不论译者还是出版者，都要遵从一定的社会行为准则。

译作作为一种叙事也应该接受“评估”28，对译文内部结构是否合理、完善，素材使用是否连贯、人物形象是否一致，原作者的风格有无再现等方面的评估，一方面保证该译作的质量，同时也为后续翻译提供经验。此外，对副文本进行研究别具意义。译者及出版者的序言往往反映了翻译该作品的“充分理由”29，即译者或出版者基于何种理由，价值观认同该叙事并予以翻译出版。而其“充分理由”的形成往往取决于其文化背景和知识构成，以及他们所处社会的主流叙事。为此，文学作品以什么样的形象在异域传播，相较以往有无发生改变等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翻译作品的副文本，尤其反映出中外文化语境的差异及交流的现状。

金介甫的译序大致从三点展开：一是沈从文笔下的政治历史文化，二是人性书写，三是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和象征意象等。该译者的沈从文研究出发点即“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历史”30，这也说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从属于‘地区研究或‘中国研究，更多着眼政治意识形态的意涵，往往将当代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的社会学文献来阅读”31。虽然近些年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更加多元，但政治取向性依然明显。金介甫另外两个方面的侧重，一方面凸显了该作品的“人性”意涵是一种伟大的“超验品质”，成为其经久不衰的动力。另一方面，民族性特质是一部作品多重价值的根本所在，金介甫同样没有忽略该作品特有的地方文化。

总体而言，翻译文学促进文学系统以及整体社会系统的更新与发展。翻译作品能否参与叙事，以何种意义参与叙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出版者（本文主要讨论译者）作为主体如何建构该文本。对翻译的内在运作体系和叙事评估的意义的认知，为具体推进中外文学交流提供借鉴。

【注释】

①Bruner，Jerome.“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in Critical Inquiry，Vol. 18 （Autumn 1991），p.5.

②Damrosch，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 135.

③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27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吴晓东：《边城世界的虚构性》，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

⑤⑥⑦⑧⑨⑩13161820沈从文：《边城》（汉英对照），杨宪益、戴乃迭译，7、15、31、31、9—11、35、15、81—83、19、25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1戴维·米切尔森：《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见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1.

14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10.

15Baker，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Routledge，2006，p.51.

17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59-61.

19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12.

21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18.

22Baker，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Routledge，2006，p.114.

23刘洪涛：《〈边城〉与牧歌情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24Kinkley，Jeffrey C..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16.

25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vii.

26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ix.

27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p.vii-viii.

28Baker，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Routledge，2006，p.141.

29蒙娜·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赵文静主译，2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Kinkley，Jeffrey C..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viii.

31季進：《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为例》，载《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张卓亚，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