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真宝

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后来被称为“新诗”的《白话诗八首》，胡适等以“革命”的姿态登上诗歌舞台，鼓吹“白话诗运动”，试图与旧体诗彻底划清界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极端不一样的形态。新诗这棵“寄生树”，它虽然通过翻译学习西方诗歌形式，但毕竟寄生在汉语这个母体之上，先天性地带有传统诗歌的基因。正因新诗同时具备西方诗歌和传统诗歌基因，也不自觉地影响了与之共时性存在并有所发展的各种旧体诗歌体式。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越来越清晰，正在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当代旧体诗词的面貌。

首先，新诗语言的白话化对旧体诗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诗，或称自由诗、现代诗、汉诗，而其最初的名称却是“白话诗”，它是伴随着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而出现的。旧体诗虽不乏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骤风疏）等明白如话的作品，但它根植于文言传统，即使明白如话，也依然秉承了文言词法、句法等语法底色。如韦庄《菩萨蛮》有“绿窗人似花”之句，“在场”的“绿窗”与“人”，与“不在场”的喻体“花”并置，“绿窗”作为“人”的状语，但它不借助任何介词、副词或关联词，与现代句法迥异其趣，而且“绿窗”不仅仅是表示处所的状语，同时还暗示了季节和“人”的身份。《平水韵》《词林正韵》等文言时代语音系统的承载物，提供了旧体诗词平仄、押韵的标准。新诗以不讲究行数、字数、押韵、平仄等为显著特色，旧体诗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