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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社会理论家
——多重视角*

2017-11-27理查德朱利亚诺蒂

体育教育学刊 2017年2期
关键词:女性主义理论运动

理查德·朱利亚诺蒂;李 睿(译)

(1.拉夫堡大学 运动、锻炼与健康科学学院,英国 莱斯特郡 LE113QF;2.丽水学院 体育教育系,浙江 丽水 323000)

运动与社会理论家
——多重视角*

理查德·朱利亚诺蒂1;李 睿2(译)

(1.拉夫堡大学 运动、锻炼与健康科学学院,英国 莱斯特郡 LE113QF;2.丽水学院 体育教育系,浙江 丽水 323000)

《运动与现代社会理论家》以现代社会科学解读体育运动,反映了几次重要的理论转向及相应的理论困境。全书14章讨论以下主题:经典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和经由阿多诺、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立场;莫顿、米尔斯、戈夫曼等杰出的现代北美研究者;跟着詹姆斯和女性主义理论了解“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与吉登斯、埃利亚斯和布迪厄同时代的理论,或破除二元论之后的理论;经由福柯和鲍德里亚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立场。

运动研究;社会理论家;体育运动;理论立场

1 研究缘起

阿兰·英厄姆和彼得·唐纳利[1]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长文,此文详述北美运动社会学的历史,文中观点挑战了学界通识。他们的考察横跨了诸多理论立场,而不是在这些立场之内进行考察。在结论部分,他们提出了一对共生的问题:“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是否有哪种理论立场占据了支配地位?”“以后是否应该有某种理论立场占据支配地位?”两位作者继而对这两个问题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并为运动社会学缺乏富有建设性的话语而黯然神伤。尽管这是北美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但也在其他说英语的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英语世界的运动研究领域,观点敌对的学派剑拔弩张。我们还没看到哪种理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运动“叙事史”是传统的研究方法,采取这一方法的学派势力强大,但也有些学者更爱采用社会学或文化研究视角——这些学派之间矛盾重重[2]。在英国,那些学科背景不同的学者,就靠着互相攻讦来装饰彼此的关系。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让社会科学中的运动研究共同体放弃条块分割,鼓励大家欣然接受理论多样性。为此,本书不再聚焦理论“学派”本身——这些学派既会引发独特群体之认同,又会饱受敌对学派之攻击。与之不同,本书让我们回到特定社会理论家自身的观点那里,回到各个特定理论传统的创始人那里,回到那些对理论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介入者那里。本书有一章内容与众不同,其主题为女性主义。该章考察了诸多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强调尚无占统治地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此章还谈到,女性主义和其他理论传统一样,都牵涉到“后现代”承诺的问题。

2 研究主题

以现代社会科学解读体育运动,本书反映了几次重要的理论转向及相应的理论困境。本书14章讨论以下主题:经典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和经由阿多诺、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立场;莫顿、米尔斯、戈夫曼等杰出的现代北美研究者;跟着詹姆斯和女性主义理论了解“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与吉登斯、埃利亚斯和布迪厄同时代的理论,或破除二元论之后的理论;经由福柯和鲍德里亚的后结构主义立场和后现代立场。

为了节约篇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本书优先关注的对象,我们之所以能以理论的方式理解运动,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运动研究于1960年代创立至今,历史学和社会学为运动研究生成了最为丰富、最为繁复、最为冗杂的理论形式。

尽管如此,在对运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要反映理论深度和理论多样性,“挑选队员”并不容易。莫顿、哈贝马斯、吉登斯、布迪厄、福柯等理论家早已名满天下,选择他们自然不在话下。还有些理论家如葛兰西、埃利亚斯,尽管他们在现代社会理论的世界联赛中声名稍逊一筹,但在对运动、休闲和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显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戈夫曼、C.L.R.詹姆斯两人明显不是理论家,但他们分别开创了理论传统:互动论和后殖民社会理论。有些理论家没能入选,如帕森斯、阿尔都塞、加芬克尔、萨义德,这势必会引发争议。他们没有出现在本书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他们在智识上的贡献,而仅仅是因本书结构而作出的取舍。我们力图获取理论上的多样性,寻找各种理论在运动研究中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尽量遵从出版界的迫切需求。

本书各章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知识背景均不囿于英美世界。所有的作者均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对论域中的特定理论家均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各章意在批判性地检验每位理论家的价值,以用于理解运动实践。为此,这些理论家均遭受了批判性的社会学检验。同时,他们各自的生平经历、智识影响、文化背景也都被纳入思考的区间。

我们希望用这本文集展现运动研究与社会理论间的互惠关系。运动研究显然可为社会理论家提供生动鲜活的经验领域。在这个领域,理论家可以发展观念、检验观念。此外,在运动研究中的某些领域中,极有可能生成、熔铸并检验特定的理论。之后,我们便能把这些理论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我们今后的目标是让运动研究的分析更为严格,用运动研究成果撬开阿尔都塞所谓“封闭的问题域”。在“封闭的问题域”,研究刚刚开始,观念解答及经验发现就已经被决定了。自然,我们得保证开放的态度,我们得愿意接受意想不到的结论,这样,跨学科、跨理论传统的严肃对话方才可能。的确,能否发展社会理论,比如与运动相关的社会理论,关键就看能否得到意想不到的结论。

3 各章纵览

本书共有14章。我们始于分析现代社会理论的先祖: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迪尔凯姆,然后转而讨论一位相对次要的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如阿兰·英厄姆所称,对我们为何去做某事,对我们为何相信某事,这几位理论家都提供了解答。这些解答都具有开创科系的意义。英厄姆对以上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综合,告诉大家他们各自的概念——劳动力赋予产品价值、理性化、集体表象,压抑——是如何解释运动实践中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英厄姆使用了独特的解释技术才获得了上述的认识。这种技术就是去考察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去考察事件的社会后果。英厄姆的文字反映了对运动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拥有最强的说服力,并建议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透镜解读社会中的运动。

我们继而考察3位最有影响力的北美社会学家:罗伯特·K.莫顿、尔文·戈夫曼、C.怀特·米尔斯。如约翰·罗伊和道格拉斯·布斯文中所示,莫顿主张用适度的“中层”理论来解释特定领域的社会生活,以认识相应的社会模式。而中层理论应聚焦于社会行动的后果(那些后果或者是与行动者意欲一致,或者事与愿违),发现其中明示及暗藏的功能,并考察社会行动后果如何维持着社会结构(正如社会阶级差异)[3]。通过“堆积”,罗伊和布斯展示了莫顿在运动研究中的作用。堆积是指:根据种族类型学,在无意中为运动员划定在球队中的位置。堆积在此通过运动,再生产了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结构。

按苏珊·比勒尔和彼得·唐纳利的研究,戈夫曼因他最早写成的那本《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而成为职业社会学家。虽说学界一般认为戈夫曼是典型的行动导向派(如象征互动论),但他写过很多作品,就是想把迪尔凯姆的社会秩序主题带入现代[4]。戈夫曼强调:在现代社会,个体的个性已然成为最为神圣的对象,因此社会秩序能否得以维持,取决于行为人在共现情形下的互动仪式。或许因为戈夫曼作品被(不公正地)评为风格奇异、方法另类,比勒尔和唐纳利认为:戈夫曼在运动社会学内部的影响,虽然看起来不太明显,但却暗暗地扎根其中。两位作者反对那些对戈夫曼流俗的批评,特别是有人觉得戈夫曼不过是揭露了西方中产阶级礼仪中的紧张微妙关系。

与戈夫曼不同,米尔斯思想激进、展示了专业人士的价值——这都被用于从社会的角度理解运动。米尔斯在短暂的一生中战斗不息。其“社会学的想像力”人所共知,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专属概念。在《权力精英》中,米尔斯分析了运动明星与日俱增的象征意义,但并未授予体育运动本身更多的价值[5]。尽管如此,按约翰·罗伊和道格拉斯·布斯的说法,我们还是能从米尔斯的作品中看出某种“身体情感”,就像我们能从其作品中看出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结构情感和批判情感。以下两位运动研究者的作品展现了米尔斯的社会学原理及其跨学科价值:约翰·哈格里夫斯(见其马克思主义体育运动史)和苏珊(见其对身体、中国及运动的人类学考察)。

在社会分析中,批判的视野不可或缺。我们由此考察西奥多·阿多诺、安东尼奥·葛兰西、还有C.L.R.詹姆斯的理论贡献,这3位都为我们带来富有想像力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按照大卫·英格利斯文中所述:和别的著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一样,阿多诺鄙视那些无脑的流行文化消闲。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阿多诺逃到了美国。可是他在美国也只能看到大众理性化地为“文化工业”所奴役。阿多诺认为:现代运动“无情地训练人以服务机器。因此,无论运动被组织得多么完美,运动都属于奴役的王国。”[6]不过,上面的话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英格利斯能言善辩,他认为阿多诺的文本寓意深刻,假如其理论对手及批评家更多地从字面解读其阴沉的韵文,便会发现此言不虚。就像摩根[7]之前进行的研究,英格利斯对阿多诺的运动观进行了同情的重建:现代竞赛在当下显得过于理性化,受到了种种控制,但在解除这些支配因素后,运动也有可能显现积极意义。

与阿多诺相比,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则在绝望的处境下坚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葛兰西是法西斯上升时期的共产主义领军人物,他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待了10年,在狱中他思索当时资本主义(例如福特汽车公司)的本质,及其与经济支配、政治支配及知识支配的关系。尽管葛兰西对体育运动着墨不多,但他也有如下批判性的断言:“足球是个人化社会的典型。足球意味着主动、竞争、冲突,但这一切都是在公平竞赛这一不成文法的规制下进行的。”如大卫·罗的文章所示,葛兰西[8]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主题,从还原的经济主义,转为权力与支配的“领导权”。他思索这种“领导权”是如何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建立的。就此,葛兰西为社会科学中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文化研究自1960年代后期发展至今,主要使用支配与抵抗这对概念进行分析。运动研究者业已反复深入地汲取葛兰西在社会冲突、意识形态控制策略等方面的思想,但我们仍需对他的思想再做阐释,以让他的思想在现时代价值不竭。

在本书所有社会思想家中,西印度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C.L.R.詹姆斯对运动着墨最多、涉及范围最广、公共影响最大——尤其在板球方面。如布赖恩·斯托达特文中所示,詹姆斯面对如下困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又对这项背负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骂名的英国运动充满激情。詹姆斯认识到了这一困境,又成功地走出了这一困境。詹姆斯《超越界限》一书影响深远,该文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板球的观赏特点及历史特性,更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一项游戏竟成了斗争之地:西印度人民反对结构性的不平等,用板球表达其文化认同及文化差异。尽管詹姆斯的研究与纷乱复杂的特定历史时刻息息相关,但按萨义德(詹姆斯从萨义德处获益甚多)的判断,詹姆斯是“后殖民领域的杰出思想家”[9],其遗产的影响将远远超越加勒比海地区,其文本也绝不只是一本板球注释书那么简单。

吉登斯、埃利亚斯和布迪厄是3位社会理论家。他们因努力超越经典社会学二元概念(行动—结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而闻名于世。吉登斯对运动着墨不多,这也导致运动研究者甚少提及吉登斯。虽说在1990年代后期,他成了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这不只是因为他是工党首相布莱尔的参谋。依照约翰·霍恩和大卫·贾里的解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设定了社会结构中的“二元结构”,此“二元结构”引发(毋宁是控制)了个体的行动。之后,吉登斯将其结构化理论的原理与他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相结合,用于评估某些现代问题,如生活方式问题、自我认同问题。霍恩和贾里认为在运动休闲社会学领域,吉登斯的文化主题和社会理论有很大的潜力,当然这也许只是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过度阐释。

诺伯特·埃利亚斯曾经是吉登斯的同事。他在运动社会分析领域及一般文化理论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从1960年代至今,他组建了一个学派,学派由年轻讲师和学生中的抱团人士所构成。这些成员最初来自莱斯特大学,之后来自荷兰。运动在埃利亚斯的作品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之后与埃里克·邓宁合作的社会历史作品中也是如此。采用运动这一视角,也便于阐明其视人类生活为社会过程的“构型”理论。我认为埃利亚斯对社会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文明的进程理论”,该理论在社会科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在运动研究领域更是如此。

在法语世界,皮埃尔·布迪厄是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布迪厄早年在阿尔及利亚做了人类学研究,那些研究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他之后力图消解客观主义—主观主义之理论对立,但在其后期作品中,还是能看到结构主义的痕迹。布迪厄的观点与其他社会理论家不同。他认为社会理论应立足于经验研究,即经验性地研究社会行动者的实践。阿兰·汤姆林森分析了布迪厄影响深远的文本《区隔》,认为此书剖析法国社会,细致入微;在解释社会划分方面(主要是阶级划分),则更是如此。阶级划分因人而异,源于个体在经济水平、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社会资源及社会实践差异。运动在布迪厄的作品中总是占有一席之地,布迪厄认为运动与社会差异本身的再生产紧密相连。后来,布迪厄[10]把对运动的批判性读解带上前台,反对美国个人主义——后者爱用法国“协同主义”支持运动道德、促进社会整合,结果导致国家导向的“乌托邦”社会政策不断出台。

和布迪厄一样,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本国声名显赫。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社会批评家,哈贝马斯的影响力都堪称巨大。不过,哈贝马斯还得把现代性的规范原则重构得更为明晰,这样才能让共同体变得更公开、更宽容、更民主。如威廉·J.摩根文中所示,哈贝马斯视角敏锐,他发现:西方布尔乔亚社会已被“工具理性”所攻占,而不再关注理性中的论辩批判部分。在体育运动中,具体表现为这些游戏在社会及道德的层面上衰落,而竞技中的工具(暴力)元素变得至关重要。哈贝马斯提供了解决方案:寻求某种普世共求的道德话语。就运动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按公共利益来检验事项,而不是按部门利益检验,也不是按竞争能力检验。尽管摩根与哈贝马斯同情共感,他还是建议我们思考以下问题:当我们把哈贝马斯的普世主义立场运用于特定运动项目之“实践共同体”时,这种立场是否过于抽象?

女性主义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甚大。要讨论后现代社会理论,我们先讨论女性主义理论。如珍妮弗·哈格里夫斯的研究所示,女性主义的特色就是:没有产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家,而是展现了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立场。后现代理论思维方式对女性主义思维的影响有些模棱两可:因为后现代主义不太关注现实,一旦大家认识到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即便如此,哈格里夫斯还是相信女性主义仍有可能重建批判性的规范维度,以与当代文化变迁及社会压制形式相适应。

本书最后两章讨论了两位社会理论家,他俩与后现代后结构智识转向关系密切。法国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相互支撑,而不是两种彼此相克的资源。科尔、安德鲁斯和贾尔迪纳专门通过具身和自我的社会政治结构去追溯福柯的“权力分析”。这既意味着通过监视系统造就温顺被动的身体,也意味着制定种种社会政策,以让身体积极主动地“做该做的事”。在运动领域,这就意味着看台上的观众臣服于社会控制,而社会控制要求他们行为有度。而在消费主义话语及新自由主义话语下,这也与慈善赛相关联。几位作者特别关注福柯如下的思考:身体“知识”,种族分化形式,这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法国社会理论家让-鲍德里亚为本书提供了符合逻辑的结论:鲍德里亚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思想最为极端,他觉得社会关系已然消亡了。鲍德里亚一章由本人执笔,尽管我发觉其理论主张的特点就是支离破碎,但他倒是经常援引运动实践中的例子。虽说鲍德里亚的主题是仿真、诱惑、超真实以及社会关系的终结,但他仍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思想体系。不过在运动文化领域,阅读他的方式有所不同。也即他赋予消费以重大的意义,强调体育运动电子媒介对比赛本身的影响。同时,他提示我们:运动文化中会出现更多的“部落”,而俱乐部之间所积下的世仇,以后也不会烟消云散。

[1] Ingham,A.G. & P.Donnelly.A Sociology of North American Sociology of Sport:Disunity in Unity,1965 to 1996[J].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997,14(4):362-418.

[2] Rowe,D.,J.McKay & G.Lawrence.Out of the Shadows:the critical sociology of sport in Australia,1986 to 1996[J].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997,14(4):340-361.

[3] Merton,R.K.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A].On Theoretical Sociology[C].Glencoe:Free Press,1967.

[4] Goffman,E.Interaction Ritual[M].Harmondsworth:Penguin,1967:47.

[5] Mills,C.W.The Power Elit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74.

[6] Adorno,T.Prism[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56.

[7] Morgan,W.J.Adorno on Sport:the case of the fractured dialectic[J].Theory and Society,1988(17):813-838.

[8] Gramsci,A.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M].New York:International Press,1971.

[9] Said,E.Orientalism[M].Harmondsworth:Penguin,1995:351.

[10] Bourdieu,P.The State,Economics and Sport[J].Culture Sport Society,1998,1(2):15-21.

Sports and Social Theorist: Multiple Perspectives

Richard Giulianotti1;LI Rui2(trans.)

(1. Sports, Exercises and Health Science Dept., Loughborough Univ., Leicestershire, LE113QF,UK;2. Sports Dept., Lishui College, Lishui 323000, China)

The book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theory changes and relevant theory dilemma based on analysing the sports activities with modern sociology. The 14 chapters of the book expatiates on the following content: classical theorist-Marx, Weber, Durkheim and Freud; critical theory position of Adorno, Gramsci and Habermas and the Marxist; the outstanding modern North American researchers, such as Morton, Mills and Goffman; racial differ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 based on James and feminist theory; theory in the time of Giddens, Elias and Bourdieu or the theory after the dualism theory; the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of Foucault and Baudrillard.

sports research; social theorist; sports exercise; theoryetical

朱利亚诺蒂(1966-),苏格兰阿伯丁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全球化理论、运动社会学、犯罪社会学。

G80.05

A

1672-268X(2017)02-0022-04

2017-02-13)

译者简介:李睿(1983-),博士,研究方向:体育文科研究方法、运动社会学、传统身体文化、术语翻译。

*本文为朱利亚诺蒂编《运动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导言,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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