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阳

摘 要：《荷兰人》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作家阿米里·巴拉卡的代表作。在这部戏剧里，巴拉卡通过简单的场景、人物和故事情节向人们展示了黑人反抗种族压迫这一斗争的艰巨性，以及他们通过融入白人文化来实现自我身份定位的不可行性。然而，跳出种族斗争这一问题的桎梏，戏剧中所有人物在紧张的故事情节推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惑、茫然、焦虑甚至是暴躁和残忍，都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社会二战后社会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的无信仰状态，而戏剧也就在作者巴拉卡的无意识中流露出了他对超出种族问题的、关于后现代社会人们生存状态这一问题的思考，从而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阿米里·巴拉卡；《荷兰人》；种族问题；流浪者；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3

一、引言

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1934—2014）原名勒鲁伊·琼斯（LeRoi Jones），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和政论作家，是美国黑人革命戏剧和当代黑人文化艺术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黑人文学特色，利用音乐、舞蹈、神话和口语等黑人文化努力探索黑人文学的新形式和新技巧；而在内容上，他的作品更是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社会黑人群体所遭受的种族压迫和歧视，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黑人种族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他们反抗压迫、争取权力的热情。用黑人批评家金伯利·本斯汤的话来说，“巴拉卡进入美国人的意识不仅仅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而且是作为一次值得注意的大事件”。（95）

1964年，外百老汇先后连续上演了巴拉卡的四个剧本：《盥洗室》（The Toilet）、《洗礼》（The Baptism）、《荷兰人》（The Dutchman）、《奴隶》（The Slave）。其中，《荷兰人》是巴拉卡的代表作，剧本的篇幅虽然不长，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但是它却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向世人揭示了美国黑人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摧残和迫害，有力地抨击了美国的不平等的种族制度。1964年3月24日，《荷兰人》在纽约的外百老汇上演，随后受到了西方戏剧评论界的高度赞誉，并荣获当年的奥比奖。专门研究美国戏剧的英国学者毕格斯比称赞它是“黑人作家所写过的最好的剧作之一，也是当今美国剧坛最感人的作品之一”。（239）然而，仔细阅读戏剧文本，如果跳出种族问题的范围限定，就会发现在种族问题背后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即美国社会在二战后社会价值分崩离析的无信仰局面导致人们困惑、焦虑、暴躁、游离的生活状态。剧本中对人们这种无家可归、无根可依、找寻不到生活出路的“流浪者”形象的描摹，扩大了作品的叙事空间，使得作品充满了人文精神。

二、流浪者：黑人不可避免的命运

作为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黑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遭受到来自白人社会的压制和迫害。一方面，他们努力向白人社会靠拢，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白人认可；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自己始终难以被白人社会接受，而自身作为黑人的种族特性也在白人社会价值理念的冲刷洗礼中逐渐模糊，不再能够为他们承担起确立自我身份这一重任。这种在白人主流文化和黑人种族文化之间的游离现象注定黑人将是一群“流浪者”，难以在美国社会中找寻到出路。《荷兰人》反映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题即使如此。

在《荷兰人》中，黑人“流浪者”的生活状态集中体现在主人公克莱身上。作为一名黑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注定被定格在底层。然而，他却不甘心如此，而是努力工作，处处向白人社会靠拢，以期能够消除自己身上的黑人烙印。为了向白人社会靠拢，他甚至在很热的天气里也穿着扣得严严实实的窄肩夹克。在他的潜意识中，黑人身份是一种不能曝光的尴尬身份，而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才是令人向往的。然而，他的一切努力在以卢拉为代表的白人社会面前都只是徒劳。卢拉就像是那个邪恶的荷兰船长，或是传说中靠美色吸引海员的塞壬女妖。她对克莱种种向上层社会进军的努力极端厌恶，时不时在克莱面前表现出作为一名白人的优越性和对黑人的不屑一顾，并通过自己的美色一步步实现对克萊的控制，最终杀害了克莱。在戏剧的结尾部分，当克莱意识到自己极力靠拢白人社会的努力都是徒劳时，他才发现自己作为一名黑人那种不可磨灭的种族意识，并愤怒地呐喊出了黑人的种族自豪感；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他还是没能逃脱出白人社会对他的绞杀，黑人种族特性此时已经无力赦免白人社会对的死刑判决。从克莱身上，可以折射出美国黑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对于自己的种族特性，他们难以割舍却又不愿承认；对于白人社会，他们努力靠近却又难以融入。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在自身种族特性和白人社会之间摇摆不定，成为了一群难以找到自我真实身份的“流浪者”。

除了故事情节之外，作者巴拉卡还通过场景设置来塑造黑人这种“流浪者”的形象。巴拉卡这样设定故事的开幕情景：“一个男子坐在地铁中，手里拿着一本起皱的杂志，眼睛却空洞地看着上方。时不时的，他还会茫然地看看右边的窗户”，“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这里的意思是说，只有他的座位是可以看到的，车上除了他之外的一切事物都被整体看作是一列完整的地铁”。作为唯一可见的开场人物，克莱感受到的是孤独和无助，他空洞的眼神更是进一步揭示了他对生活的茫然和困顿，他的这种缺失生活信仰的“流浪汉”形象也就跃然纸上。

克莱“流浪者”的命运不可避免，一方面是由于以卢拉为代表的白人阶级对黑人群体的迫害这种社会现实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有克莱自身的原因，因为“从一开始他对白人的妥协性便暴露无遗”，“他不主张暴力解放自我，而是长期以来将自己的愤怒和痛苦埋藏在对文学的关注以及对成功的渴望之中。”（李鸿雁，67）正是克莱身上所体现的黑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得他们在面对来自白人社会的迫害时一味地迎合和忍耐，最终造成了自己被白人社会绞杀的结局。这种在白人社会和自身种族特性的夹缝中无根可依的生存状态是种族压迫的社会现实和黑人自己的软弱妥协共同造成的，他们“流浪者”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三、流浪者：一张普世的人物素描

黑人克莱“流浪者”的命运值得我们同情，但不能由此而将戏剧的意义限定到反抗美国社会种族迫害这一个主题之上。事实上，戏剧中的其他人物同克莱一样，也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流浪者”。

卢拉作为戏剧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她同克莱一样也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流浪者”。从剧中她浮夸的语言和轻佻的行为中，很容易将她想象成为一个妓女，但是作者并没有在戏剧中明确地赋予她这种身份。作为一名白人，她对黑人的鄙视很容易理解，但是鄙视黑人并不等于一定要将自己遇到的黑人置于死地，而卢拉却这样做了，这显然是她在一种极端情绪状态下的不理智行为。而在戏剧中，她在地铁上近似疯癫地唱歌跳舞虽然可以看做是她为了吸引克莱的有意行为，但是如果单纯是为了杀害克莱，任何一个简单的理由都已足够，此时她疯狂的歌舞更可能是她自己在痛苦迷茫的生活状态下的一种发泄。可以说，卢拉自身的痛苦和焦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她杀害克莱的行为，社会对黑人的鄙视使得她的谋杀被进一步合法化了。至于造成卢拉这种极端情绪的原因，作者巴拉卡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文本中进行猜测。戏剧开始卢拉要求克莱带她去参加克莱朋友的聚会，在其后来与克莱的文字游戏中，她曾这样要求克莱：“你靠近我的脸，对我说‘我爱你，要多说几次，哪怕是轻声低语也行”。在邀请克莱与自己一起跳舞被拒绝后，她转而对克莱破口大骂：“你不是黑鬼，你只不过是一个肮脏的白人”，并指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对克莱说：“站起来对着这些人大喊大叫吧，就像对着这些绝望的脸尖声喊叫些没有意义的垃圾话那样”，而且她自己接着就对乘客大喊大叫。从卢拉的这些言行中可以看出，她对生活、对爱情是充满渴望的，只是某些原因造成了她在戏剧中极端暴戾和狂躁，她的厌恶不只是针对克莱，而是针对整个社会。在戏剧的结尾，卢拉命令其他乘客在把克莱的尸体扔下车以后都下车，而其他乘客也都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只是这种无论是对黑人克莱的胜利，还是对白人乘客的主导，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她的狂躁不安；她依然漂泊在痛苦和挣扎中，在接下来的一次又一次谋杀中扮演着她“荷兰人”这一流浪者的角色。

卢拉能看到克莱在黑人身份和白人社会之间的挣扎和痛苦，并给予克莱这个“流浪者”致命一击，彻底断送了他的美国梦。然而，她看不到的却是自己同克莱一样悲惨的命运，她同样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分崩离析的社会中找寻不到生存的意义和方向，成为了一个白人形象的“流浪者”。正如达尼埃尔所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达尼埃尔，157），卢拉眼中克莱的挣扎形象也折射出了她自身的困顿和痛苦；当她在这种困顿和痛苦中迟迟找寻不到出路的时候，她把所有的苦闷发泄到了和她同样命运的克莱身上。她杀害克莱的残忍做法必将受到谴责，然而她的苦闷和痛苦却由于戏剧叙事的模糊性而往往被人们忽略。作为和克莱一样的“流浪者”，她同样值得读者关注和理解。

另外，剧中除了克莱和卢拉之外的其他人物也同样值得关注。地铁上的乘客作为一个群体，在剧中呈现出了一种冷漠无情的形象。随着卢拉和克莱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化，他们时而“以一种不确定的兴趣打量着这两个人”，时而“转过头接着看报纸或是向车窗外望去”，但却都保持沉默，甚至最后按照卢拉的要求把克莱的尸体扔下了列车。同乘客一样麻木不仁的还有剧末出现的黑人列车员。作为一名黑人，他没有在克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相救，更是对随后上车的黑人小伙所面临的危险没有任何的提醒或暗示。此外，戏剧中还出现了一个和卢拉一起跳舞的醉汉，戏剧对他醉酒的原因没有任何交代，但是他那种又喊又叫的疯癫状态却流露出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顿潦倒。这些小人物作为主要人物的衬托，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并同主要人物一同折射出了人们普遍的生活状态：在这个冷酷的社会中，人性的温暖没有了，大家彼此冷漠、孤立、充满恶意，而最终每个人都只能在挣扎和困顿中痛苦地生活着，成为了一个个毫无寄托、失去灵魂的“流浪者”。这种“流浪者”的形象也因此超越了黑人群体，进而成为了一张普世的人物素描。

四、流浪者路在何方？

卢拉和克莱以及剧中的其他小人物代表的是美国社会在二战后人们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于卢拉而言，她“代表着对被殖民者实施压迫和剥削的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她的性吸引力只不过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物质的象征符号，白人主流社会正是利用这些诱惑来控制政府和有色人种的。”（石瑶，35）而对于克莱而言，他显然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所诱惑和操控的对象。虽然二人在表面上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但是二人的生活状况却大体相似：他们都在资本主义物质社会中找寻不到生活的依托，不能确定自己在生活中真正的角色，从而成了一群四处游离的流浪者。剧中的其他人物同样也是如此。事实上，这种生活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人們“深受感觉的缺乏、边界的模糊、顺序的混乱、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困扰”（鲍曼，151），渐渐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变得焦虑不安甚至暴躁癫狂。

剧中人物这种“流浪者”的生活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具体说来，剧中人物的生活揭示的是美国六十年代那段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当时，美国社会刚从二战中走出来没多久，却又陷入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越战促使了美国人的觉醒，也造成了他们抗议、不满甚至是失望颓废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和如火如荼的黑人反抗运动进一步深化了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使得美国人一直怀有的美国梦逐渐破灭。在这种充斥着失望、沮丧和颓废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无秩序、无方向的迷失状态，并出现了“迷失的一代”。在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不管是被压迫的黑人群体，还是主流社会中的白人阶级，都不可能摆脱生活的困顿和迷茫，他们无根可寻、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面对资本主义的滚滚巨浪，正义、平等、博爱、理想和信念在现实生活的磨蚀下全部化为虚无，后现代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中心消解、意义缺失的混沌状态，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人们注定也将逐渐失去生活的方向，成为一个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巴拉卡在戏剧中向我们袒露了这种“流浪者”的灵魂之余，似乎并没有给这些“流浪者”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甚至在戏剧结尾处，又一个黑人青年上了地铁，卢拉必将继续她疯狂的谋杀行为，而这位黑人青年也会成为下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克莱。然而，巴拉卡通过《荷兰人》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他所塑造的“流浪者”形象则是对后现代社会所摧毁和抛弃的人文理性的呼唤（王岳川，289-90），正如他自己在评价《荷兰人》时所言：“这部戏剧讲的是在美国想要成为一个人并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这种状态是多么艰难……人性——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人性——在美国社会是不需要存在的”。巴拉卡以一种近乎夸张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焦虑、迷茫、困顿的“流浪者”的灵魂；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流浪者”的形象塑造，作品向摧残人性的社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从而显示出了强烈的人文意识。如果社会能在这些质疑和挑战声中作出些许改变，那么“流浪者”也许可以找到寄托自己灵魂的地方。

五、结论

英国学者鲍曼曾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观光者和流浪者的社会，不管是作为生活中的成功者并主动作出旅行决定的观光者，还是作为生活中的失败者而被迫漂泊的流浪者，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不停地旅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思想上的；“流浪者是观光者的他我”，他“是讽刺漫画”，“揭示了虚假美丽背后的丑陋”。（鲍曼，6）巴拉卡的《荷兰人》虽然是以种族问题为题材的戏剧，但是剧中的人物不论种族，却都呈现出精神幻灭的“流浪者”形象。因此，作品已经不再局限于黑人反抗种族压迫这一单一主题，而是上升到了对后现代社会中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真实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的叙事空间被扩大到了一种普世的高度。精神幻灭的“流浪者”形象流露出的是作品对人性的强烈关怀：“这个世界不光有传统意义上的罪恶，而且现代文明社会所认同的‘真与善上面也有荒诞”。（石云龙，119）

尽管巴拉卡抛弃了自己早期对文学作品非政治化的坚持，成为了一个为黑人民族主义战斗的勇敢斗士，但是作为一名作家，他对普遍人性的关怀却是超越种族的，即使他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是从黑人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他对人性的关怀还是会在无意识中从他的黑人种族主义作品中流露出来。而对于《荷兰人》这部戏剧，他更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对超越种族的普世人性的关注。尽管巴拉卡笔下的“流浪者”前途依然未明，但是通过作品可以看到他对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呼吁；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不仅各个种族之间平等共处，更重要的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找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至此，《荷兰人》这部戏剧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反抗种族压迫这一单一主题，而是彰显了作家对整个人类的深切关怀和对整个社会的无限思索。

参考文献：

[1]Benston， K. W.. Imamu Amiri Baraka （LeRoi Jone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8.

[2]Bigsby， C. W. E.. The Second Black Renaissance： Essays in Black Literature.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0.

[3]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 孟华编译，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李鸿雁. 解读阿米里·巴拉卡戏剧《荷兰人》中的神话原型.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4月， 第28卷第2期.

[5]齐格蒙·鲍曼.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郇建立、李静韬譯.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6]石瑶. 埃米瑞·巴拉卡独幕剧《荷兰人》解读.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6月，第28卷第3期.

[7]石云龙. 荒诞畸形警示世人——解读奥康纳笔下的“畸人”形象. 当代外国文学， 2003.

[8]王岳川. 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