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民国时期丽江洞经音乐的转型与变迁

杨杰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建构与表述一直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严重制约。这种主流话语主导下的“同质化改造”对地方民族音乐的艺术实践、艺术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鸦片战争以来，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国家窘境导致了文化精英对民族传统及国民性的反思，并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下，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以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作为主要参照标准。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最后到1911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乃至五四运动的爆发，向西方学习社会制度，尤其是“科学”“民主”在文化精英群体中奉为能够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在中西文化较量中，原来靠科举考试跻身上层建筑的旧文化精英逐渐处于下风，而推崇新学，并成长于民国时期的新型文化精英成为社会转型的主要推手。丽江虽处边疆地区，但无法置身其外，丽江洞经音乐作为文人音乐，原来的文人阶层的转型注定了这种音乐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型与变迁。在这样语境下，丽江洞经音乐不只是文人雅士闲情逸致的寄托，也不只是民间娱乐、休闲工具，它更多负载了“革命”“民主”“进步”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丽江洞经音乐的政治功能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强化。

丽江文化精英的文化转型

自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历史进程与国家的整体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国内的政治变革、文化思潮、历史事件也对丽江的社会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1840年到1949年近百年历史中，纳西族地区也与内地一样经历了鸦片战争、列强入侵、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变革，这些历史对远在西南一隅的丽江来说，也不再是木氏土司时期的“闭门天子”状态，纳西族民众也积极参与到这些历史进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嘉庆年间，马子云在参加科举考试中破“试经”之旧例，慨然上陈“去官邪，除鸩毒论”，呼吁整顿吏治，严禁鸦片；和耀曾、和虎臣父子将领和耀曾、和虎臣父子远征玉门关，参加过抗英、抗俄、抗法的战争；1905年周兰坪、周冠南父子同赴日本留学；1907年丽江创办了《丽江白话报》，这在国内仅晚于中国第一份白话报——上海《中国白话报》4年，该报鼓吹“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在丽江影响深刻；1911年和朝选等人加入同盟会，参加了滇西起义；王政、木双壁等人发动了黄山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11月17日，丽江宣布光复；王洁修、习自强、习自诚、和朝选等将官积极参加了护国运动，其中共有3420人纳西族同胞加入了护国军；1917年在北京读书的陈可轩等纳西族学子也参加了五四运动；1938年，李群杰、方国瑜在昆明创办了《丽江旅省学会会刊》，在宣传抗日主张的同时，也积极宣传了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抗战中纳西族同胞也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录，当时人口只有13.2万左右人口的丽江县，有3000多青壮男子参加了抗战，而其中30%牺牲。”

而这时期，一批纳西族文化精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积极在丽江及省内纳西族知识分子中宣传党的理论方针，从而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引导着纳西族历史发展进步方向。

1936年，李群杰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组织派回云南建立地下党组织，李群杰担任了云南省工委书记，领导地下党工作；1939年黄埔军校毕业的杨尚志，云南纺织厂工人白菊英（女）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西南联大学生和万宝也在读书期间加入党组织。1948年7月，丽江成立了中共丽江县工委，领导丽江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们通过组织“读书会”“民主青年同盟”“兄弟会”“姊妹会”，创办“开南研习所”“镜湖学校”“安乐补习班”等活动组织，广泛充分动员群众，团结中间势力，从而加速了丽江解放的进程。1949年7月1日丽江宣布解放。这比云南全境解放早了约半年多的时间，也比新中国成立时间早了3个月。

丽江革命的成功与李群杰、和万宝、方国瑜、杨尚志等一批先行者的引导、努力分不开，他们作为较早接受了先进思想文化的精英，能够洞察世界与国内的形势及走向，并深知地方历史文化及民情。他们把党的理论方针灵活有效地与地方族群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起到了唤醒民众、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良好成效。譬如在新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把党的理论政策的内容通过“古凄”“窝孟达”“耆老歌” 纳西族传统的民间歌曲形式进行宣传；同时，通过改编、创造了《团结就是力量》《反三征》《纳西劳喂歌》《我们是解放军》《打罗瑛》等大批融入了时代特色的纳西革命歌曲，这些歌曲在发动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有人说“丽江是用‘劳威歌’唱解放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族群传统对革命及党建的重要作用。如根据云南传统花灯戏《采茶调》改编的《苦牛调》，以生动的族群语言，感人肺腑的艺术表现手法控诉了旧社会的残酷剥削，使人激起对旧社会黑暗统治的惨痛回忆和阶级仇恨：“苦哟似牛苦，代接代，多么心疼哇，吃哟他人吃，当了奴隶哟，农民最心酸，穷人吞苦果，一世传一世，多么痛心哇，魔鬼享乐园。做了牛马呵，农民冤如山。”同时，为了表达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节奏明快、乐观向上的新传统歌曲，如根据迪庆三坝纳西族地区的《氆褂子》改编的《阿丽丽》就是一个典型。这些歌曲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以及合作化等运动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热情的作用，甚至流传到现在仍传唱不衰。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现代文化转型中，团结、动员不同利益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尤为关键。因为他们的人心向背直接关系到其后的庞大的利益团体。但在丽江这样一个有着拥护统一、追求进步倾向传统的地方，族群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同趋向成为社会主流方向，在这一点上各阶层都能达成共识，这既是革命成功的基础，也是传统与时代结合、发展的结果。正如和万宝回忆时说道：

“在党的教育下，先进分子已加入，民青，有的加入了党，参加办民众夜校、读书会等社会活动。社会提供了这个优越条件：首先团结和争取觉悟较早的知识分子，吸收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

“丽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已成为社会上层人物，能争取其中地位较高、思想开明、影响较大的如和志坚(中学校长、教育局长、县长、绅士)、李觉民(省中校长)、李扬铣(县中校长)、木承圣(民教馆长)、和尧安(电报局长)、和德璋(国师校长)、杨超然(工商界)、和集柑(工商界)等人，既在社会上有号召力，也能影响乃至左右习自诚及其他当权人物”。

丽江的和平解放也是丽江文化精英与民众互动合作的结果。而这一时期，丽江文化精英阶层也实现了自改土归流以来的第三次转型：

1.改土归流时期：拥护中央王朝，维护国家统一，热衷吸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

2.辛亥革命时期：拥护资产阶级共和、民主的思想，反对清政府腐败、卖国行径，反对封建极权统治及礼教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积极主张学习新文化、新思想。

3.新民主主义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进步、爱国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后期的腐败、卖国行为，并继承了前期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引导、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

丽江洞经音乐的转型与变迁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丽江又进入到新的历史纪元，民主、共和、自由、科学等观念也传播到丽江，“封建礼教”作为社会进步阻碍力量而受到批判。民国政府也开展了系列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的政治运动，如在丽江就颁发了禁止洞经音乐会举行宗教仪式的官方条例，洞经音乐会只准举行娱乐、庆祝及民俗活动。当时丽江府府长熊廷权将“丽江洞经音乐会”改名为“丽江音乐会”。这为丽江洞经音乐淡化宗教色彩、促进地方本土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其间，原来的旧文人转型为新文化代表人物，对丽江洞经音乐也进行了改造，突出了“文人雅乐性质”。

除了上层统治阶层的倡导外，洞经音乐会的主体——士绅阶层也起到了关键的核心作用。到清末，丽江许多科贡之士接受了维新思想，弃旧图新，努力学习新学，赶上时代潮流。有的亲自赴海外学习、考察，或进省城及外地各类新学校。有的自己年纪较大，即送子弟出外深造，而甘愿为培植子弟承担沉重的负担。丽江于辛亥革命后出国留学较早的“一周三李”(即留日周冠南、留法李汝哲、留日李耀商、留日李汝炯)，都是在其父辈影响支持下成行的。也有的科贡人士满腔热血，参加了革命党。

这些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新型文人群体在洞经音乐的转型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如周霖、周善甫兄弟曾在40年代尝试把古词填入曲牌演唱，在当时传唱一时。这一时期，谈经会、皇经会、乐会3种不同阶层的洞经音乐组织同时并存，皇经会由中小业主、一般文化人、手工业者、小康之家的阶层组成，因谈演皇经而名，该会在周霖当会长，杨德润当召集人时对洞经音乐进行了一些改进，参加者以青年为主，且到后期平民化特点很突出。三者的宗教色彩已经淡化，而娱乐、休闲功能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以平民阶层形成的乐会组织把洞经音乐与民间的婚丧节日的民俗相结合，由“文人雅乐”转型为“民俗音乐”过程中，促进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民间化进程，使其从丽江古城向周边农村地区扩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丽江洞经音乐组织已经遍布城乡，多达40多个乐队。

这一转型对族群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由于受激进思潮的影响，把一些传统文化视为“封建迷信”“封建礼教”而予以“革命化”改造，从而使传统文化出现了巨大的文化变迁；其次，作为族群中的中坚群体，他们并未一味地排斥、消灭传统文化，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与新时代、新思想相结合，而为革命、现实服务的宣传、动员工具。譬如上文中提到的革命思想与纳西族传统民间歌舞的有效结合。而丽江洞经音乐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文化功能及意义的重大变迁：原来上层建筑中的仿汉文化性质的“文人音乐”以及民间的“娱乐休闲的大众音乐”逐渐向政治化的宣传、动员工具转化。

民国时期丽江洞经音乐虽然世俗化、民间化、娱乐化趋势增强，但其主流仍以上中层社会主持的洞经会、皇经会为主。因为这两个乐会中集中了丽江大部分的统治阶层及绅士阶层。如任洞经会会长是当时任丽江行署专区专员习自诚，皇经会会长是出身“教育世家”“三代圣贤”的周霖，这两个乐队组织中集中了丽江政界、文化界、教育界、商业界的知名人物。其中不乏拥护革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明人士，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有着密切来往。因为作为同一地方、同一族群的成员，在地缘上、血缘、人缘关系上都有彼此交织的社会关系。如已经加入党组织的和积柑与习自诚、和志坚（时任丽江县教育局局长）都有亲戚关系。中共丽江工委就通过这些有利的社会关系影响、动员乐会中的上层人物，以促进革命的发展壮大。丽江洞经音乐团体成为革命的动员、宣传对象，而对这一族群艺术的彼此认同、感知又成为交流、沟通的重要文化基础，因为在“文化人”“知书达礼”这一层面上大家都能达成共识。另外，当他们的行为上升到族群团结及国家的进步、前途这一意义所指时，就具有了“为生命请命”“为进步、光明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在这样语境下，丽江洞经音乐不只是文人雅士闲情逸致的寄托，也不只是民间娱乐、休闲工具，它更多负载了“革命”“民主”“进步”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丽江洞经音乐的政治功能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强化。

余 言

我们一般说到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凋零，往往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文革”相联系，其实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考察，传统文化的命运与国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弱国无外交”，同样，弱国无传统，国将不国，传统文化也朝不保夕，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才有一代代仁人志士奋起救亡图存。从这样的历史视野中考察更能清楚地看到国家与地方命运的关系，丽江洞经音乐也概莫能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滞后，而经济发展的滞后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的失败残酷地说明了中国不但技不如人，更关键的是制度不如人。反思自身文化不足及国民劣根性，向西方学习他们的制度、文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突出文化表征。反对封建迷信在民国建立伊始就已经响亮地喊出来了，地处边疆的丽江颁发了禁止洞经音乐会举行宗教仪式的官方条例，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高高在上的文人雅乐直接向民间音乐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往往同革命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起初的反封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时期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丽江洞经音乐及其主体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丽江洞经音乐不只是参与了构建地方历史的进程，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有机构成。

[1]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纳西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2]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护国运动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4]灏之.纳西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参见：http：//blog.stnn.cc/tititony/Efp_B1_1001496277.aspx.

[5]和志武.纳西族民歌译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6]丽江县革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7]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调查.玉龙山，1996 （1）.

[8]李世宗.古城科举旧话//和湛主编.丽江古城.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