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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2017-11-24

长江丛刊 2017年32期
关键词:经济社会经济发展

姚 巍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姚 巍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难题,也是人类不断追寻并期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虽然取得的成就万众瞩目,但总体经济的增长掩盖了发展领域的不平衡,在城乡、区域、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等领域存在众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推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寻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经济 社会 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含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经济发展的含义比经济增长的含义更为广泛和丰富,它不仅包括财富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经济体制以至制度自身的优化转变、改进与替代,内涵较广。社会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发展囊括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在其内,涵盖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领域,是全部社会机体的进步、递进,即人类社会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运动的实践活动过程。狭义的社会发展是指不包括经济发展的其他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1]它更贯注于“以人为本”,并不是直接反映物质生产状况,而是体现人类的现存状况。

一、全面深化改革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实表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走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使我国过去在经济迅速增长表象下所掩盖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

(一)城乡发展不协调

从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与农村的经济与社会都迅猛发展,但在发展的背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直接导致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差距仍然很大。首先城乡居民的差异表现在收入、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不平衡上。特别是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打工维系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并且还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和歧视,农民工所处的环境艰难,发展也受到阻碍,农民工的地位需要改善。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不完善,还有许多的缺陷,因此会妨碍“三农”的现代化进程,农业本身就是弱势产业,目前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失地农民往往选择进城打工,严重阻碍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劳动力的缺失,以及农业的分配不公,最终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二)区域发展不协调

我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地区发展很不平衡。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属于发达区域,与中西部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有差距,但差距不是很大。自改革开放后,东、中、西部都有明显的发展,经济水平和社会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发达地区因为许多因素和政策的影响,发展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发达水平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内部差距也逐渐扩大,例如同样处于江苏省,苏南和苏北差距就很大,山东的胶东地区和鲁西南、西北差距较大。这些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严重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区域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发展。

(三)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不协调

我国人口众多,增长速率高,因此对经济的增长、资源的开发、环境的保护形成很大压力。虽然我国主要的矿产资源持有量多,但是人均占有量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是人均收入很低;整体环境水平不好,煤矿小作坊导致的雾霾现象仍然存在,环境污染严重,仍在继续恶化,这是我国目前的国情。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已经面临破坏,水资源的矛盾,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短缺问题日益尖锐,这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刻意追求绩效的影响,一些政府和企业,不顾客观条件、市场需要和环境因素如何,无所顾忌地进行不必要的投资、不必要的建设、不必要的引进、不必要的生产,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态链,也致使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不协调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我们需要通过分析影响经济社会不协调发展的历史、现实以及理论原因,不断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促使我国经济社会走向协调发展。

(一)历史原因

自20世纪初,我国就开始了现代化建设,但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苦苦挣扎之中,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物质生产供应还十分艰难。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开始全面的经济社会建设,通过不断的努力探索,尽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社会事业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底子薄、基础弱,加上“左”倾思想影响,经济速度明显落后于世界,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已明显的突现出来。[2]直到1987年提出“三步走战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直到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受现实的局限性影响,在这个阶段上,经历从建国开始的经济社会量变过程才处于到关键阶段,严重拖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问题的积累,导致我国经济社会转变缓慢,从而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现实原因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处在转型时期,经济体制也处在转轨时期,经济社会正突飞猛进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积极探索发展的道路。然而我国的情况也是特殊的,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遇到的困难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是社会结构转型。目前我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我国工业化只处在中期阶段,“三农”问题突出,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仍然亟待解决。二是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分配体制和资源配置还存在缺陷,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经济体制的转轨任务重,困难多,需要积极稳妥的对待。三是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在更广泛,更广泛,更高水平上推动中国的发展。但是,“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都不容易把握好,都面临着风险和挑战。当前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与国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摩擦,国际形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这三大方面是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巨大难题。总的来看,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还是繁多的,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

(三)理论原因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指经济与社会各要素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各要素自身体系的各部分在彼此开放的条件下,互相依存、互相适应、良性循环、有序运行、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它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即整体性、协调性、均衡性、动态性。[3]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却有其各自独立的理论概念。经济发展不仅包括财富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经济体制以至制度自身的优化转变、改进与替代,内涵较广,社会发展是指排除经济发展以外的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既相互克制制约,又相互补充促进,一方面,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保证,这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从而促进社会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经济发展最后也要归根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持、环境支持、智力支持等。良好的社会发展能有力的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破坏经济发展,甚至使经济倒退。因此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学也是社会学的难点问题,理论上的探讨和创新还有待进一步的进行。

三、当前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

(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为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经济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在坚持不断完善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方法。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同时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消除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其次,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高供应质量,改善供应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在结构上注重对质量的要求,使要素实现最优的配置,解决供需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最终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满足民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最后,要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结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环境问题,更不能破坏环境。要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就需要走自主创新之路,多考虑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回收利用等,提高产品的综合竞争力。把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上来,加强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推进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

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以何种方式去管,以何种方式去维护。服务型政府所指的是一个能够公正、公开、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服务的政府,是能够提供优良服务态度和优质公共设施产品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质主要是在体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人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进步。要求政府在管理的理念、制度、职能、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全面创新,实现和谐发展。

简政放权,就是指政府机构的精简,把能够给出的权力下放给企业。简政放权,是民众之所需,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不容懈怠和停滞不前。而实现管理的精简、权力的下放,是政府所应该做到的。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实现简政放权,还要结合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要把工作落实到位,把管理上能够精简的精简了,把能够下放的权力下放了,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排除障碍,铺平好道路。这样,才能释放出政府的最大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三)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社会治理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完善,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社会发展还相对滞后,现在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要抓住社会转型的机遇,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首先,要营造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环境,不断扩大有序参与的范围和渠道,形成社会治理全民都能够参与,人人都担负起责任,互相都去监督的良好局面。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管理分散的个人所需的管理成本是很大的,所以应努力推进社会组织的建设,使社会组织能分担政府压力,成为个人和政府的中介。要积极培育各类适合社会发展的自治组织,通过合作、协商、监督等方式实现社会的协同治理。[4]

最后,要创新社区发展和管理模式。把单一的政府管理社区模式转化为政府、非盈利组织、企业共同合作管理的伙伴关系模式。把可以由社区承担的社会与服务职能交给社区,提高社区的自治程度,社区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简化社区与政府之间的繁琐流程。

[1]魏伟,黄亚玲.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07(11).

[2]苏少之,刘文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历史实践与现实路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

[3]任旺兵,屠新署.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其协调度测度研究[J].市场论坛,2014(04).

[4]陆学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M].武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姚巍(1993-),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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