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璇

【摘要】十七年时期贵州少数民族颂歌在深层次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即“神授模式”和“向日葵模式”，這两种模式分别引申出了“保卫战意识”和“父子意识”。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贵州少数民族诗歌；深层模式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1-0243-01

全国解放对于贵州的意义非凡，新中国的建立，使贵州少数民族彻底翻身做了主人，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因此，在全国齐唱颂歌时，汇入了贵州少数民族兄弟的声音，他们在“老远的贵州”，以诗的形式，赞颂毛主席，赞颂共产党。出现了少数民族诗人群体。

一、“神授模式”和“保卫战意识”

（一）“神授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恩，人们像赞美神、感谢神一样，赞美毛主席、感谢毛主席。“有了毛主席，/彝家有了方向。”（《有了毛主席》：彝族诗人吴琪拉达）“金桥是谁架的？/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大军；/九条大路是谁领导修的？/毛主席从北京派来的亲人。”（《毛主席派来的人》：彝族某诗人，姓名不详）类似这样的句子在所有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写法模式化地存在于十七年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人的所有作品中，可以称之为“神授模式”。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模式也是当时政治领域的主题在文学上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文艺理论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一体化”的文学体制迅速在中国建立起来，文学真正成了列宁所说的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配合政治主题就成了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保卫战意识”。由“神授模式”引申出来一种“保卫战意识”。既然毛主席像神一样给少数民族兄弟带来了幸福美好的生活，自然会害怕得而复失。保卫幸福生活，不惜为之而战，就成了少数民族兄弟的共同决心。于是，在诗中普遍传达出了“保卫战意识”。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在《鼓楼》一诗中写道：“‘在这楼上，/多少次侗家饮血酒，/擂响了牛皮大鼓，/掀起反压迫的战斗！//‘多少次硝烟弥漫，/多少次血泪横流，/直到五星红旗插上侗寨，/侗家才得到翻身、自由……”这是“保卫战意识”最充分地外露。只要有“永远跟着毛主席”“紧紧依靠共产党”之类语句的诗作，就都暗含了“保卫战意识”。

这种“保卫战意识”实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战争心理。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无形中划分了两大营垒：一是保卫新生活新家园的人民群众营垒，二是压迫人民群众、破坏来之不易的新生活的阶级敌人营垒。诗人们认为自己是第一营垒的代言人，通过诗歌来表达这一群体的心声。

二、“向日葵模式”和“父子意识”

（一）“向日葵模式”。十七年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人的颂歌中，普遍表达着一心向着毛主席、一心向着共产党的誓言。这一现象固定成了一个模式，可以称之为“向日葵模式”。最典型的如《侗家永远跟着党》：“草鱼鲢鱼要归深塘，/葵花总要向着红太阳，/侗家人人一片心呀，/一心只向共产党。”《跟着毛主席》：“毛主席是太阳，/永远照进彝家的心。//彝家永远跟着毛主席，/向共产主义前进。”

“向日葵模式”也是一种简单的写作模式。这一模式既体现了文学的教育功能，又体现了东方媒介体系的要求。贵州少数民族诗歌作为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学作品，必然要符合媒介的要求。阿特休尔①提出的“媒介的三种体系”理论中，东方媒介体系指马克思主义国家中的媒介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媒介要教育人们去捍卫社会制度、统一观点、协调行动。可以说，“向日葵模式”就是东方媒介体系的要求与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的教育功能相结合的产物。

（二）“父子意识”。“葵花总要向着红太阳”（《侗家永远跟着党》，省侗族文艺工作组搜集），太阳给了向日葵温暖，抚养着向日葵生长。毛主席像太阳，少数民族人民像向日葵。少数民族人民感到毛主席像父亲一样的温暖。

“红云啊，请你停一停，/捎句心里话儿到北京；/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报告：/‘毛主席！多谢你为侗家日夜操心。”（《捎句话儿到北京》，侗族诗人华谋）“是谁关心着我们的温暖？/是谁抚养着我们生长？/是谁使我们地方更加美丽？/是谁指引我们走大家富裕的方向？/啊，是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救星——共产党！”（《可爱的家乡》，苗族诗人阿汪）

从中可以体会到明显的“父子意识”，这种意识普遍渗透在十七年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人作品中的。像“保卫战意识”一样，“父子意识”也是一种质朴的意识。

三、小结

贵州少数民族诗歌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诗歌在深层次上形成了两种简单的模式——“神授模式”和“向日葵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形成，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这两种简单模式又分别传达出两种质朴的意识——“保卫战意识”和“父子意识”。

注释：

①阿特休尔：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有专著《权利的媒介》，其理论属于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批判学派。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8.

[2]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版）[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13.

[3]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