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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梦背景下清初四僧绘画艺术理论与实践对当代文人画创新的意义

2017-11-23沈名杰

戏剧之家 2017年21期
关键词:文人画中国梦创新

沈名杰

【摘 要】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本文将对清初四僧的绘画艺术理论与实践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对他们的艺术理论中所蕴藏的改革创新精神进行梳理和总结,为当代文人画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梦;文人画;创新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1-0134-02

中国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与崇高追求,中国梦的概念内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这其中“文化自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是中国梦得以逐步实现的文化支撑力和推动力,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执政党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肯定,而这种自信与肯定需要我们广大文化教育工作者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并发扬改革精神,不断推动其创新发展,从而创造出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称的文化成果。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曾经谱写过令世人瞩目的辉煌篇章,我们完全可以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找到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华,同时通过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为当代文艺工作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与飞跃提供帮助,从而最终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为民族文化再次闪耀于世界文化之林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人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部分,自唐代伊始,历经数代墨客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辉煌而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苏轼等一大批诗、书、画的杰出代表,毕生努力将传统文学诗词融入到绘画中,以求在绘画中营造高雅的文学意境,并将诗情画意作为了中国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到了明代中期,文人画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例如山水画侧重于表达画家本人主观情感体验与笔墨情趣,这一时期的画家大多具备良好的诗词、书画功底,且擅于体悟生活和师法自然。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传统文化中的诗词、绘画、书法、印章融为一体,奠定了文人画的基本特征。明朝末期的董其昌更是当时文人画坛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倡导“南北宗”的绘画理论,且主张“崇南贬北”,于是由唐代王维所代表的“南宗”被推为文人画的正宗。随着历史的演进,进入清代以后,文人画开始与自然以及生活相隔离,题材与画法均无突破,而以“四僧”为代表的一批画家,锐意进取,奋力革新,为文人画的创新带来了一股崭新的清流。

一、“四僧”的艺术革新之路及其历史意义

“四僧”作为明朝遗民,心怀国仇家恨,拒绝与当朝清政府的任何政治合作,从而皈依佛门,专心于自己的书画创作与美学思索,其笔下的山水花鸟充溢着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笔墨情趣与意境。

石涛(1642年-1707年,原名朱若极,别号苦瓜和尚、原济等)作为“四僧”之一,在中国文人画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是一名具有革新精神的绘画实践者,也是一名具有真知灼见的艺术理论家,其传世著作《苦瓜和尚画语录》提出了震撼世人的“一画”论,且倡导“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观点。石涛的画作常常是厚重的水墨,显得酣畅淋漓,彰显了画家本人极其高深的笔墨功力,其所绘之山峦沟壑常以积墨、泼墨的技法营造出虚实相生、浓淡相宜的水墨韵味,他大力推进绘画题材、构图、皴法、设色等方面的创新,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经典,其画作与理论对于扬州画派的形成以及文人画的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朱耷(1626年-约1705年,别号八大山人、个山等)是另一名“四僧”代表人物,其绘画题材以水墨花卉、禽鸟为主,常常以粗犷的笔墨、夸张的造型描绘“鱼”、“鸟”等对象,其“白眼”或者奇特的外形背后是画家不屈的抗争精神。朱耷的山水作品意境更加清冷孤寂,其画面中的残山剩水集中表达了画家对于清朝统治者的不屑与愤懑的态度。画家机智巧妙地将“八大山人”的别号以四字连缀的方式写在画幅之上,神似“哭之”又形如“笑之”,深藏了画家内心深处的国破家亡之痛。朱耷在书画方面的杰出贡献对文人画以及大写意画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渐江(1610年-1664年,别号渐江学人、渐江僧等),开创了新安画派,他的诗词与书法俱佳,尤为喜爱画梅花、竹子,其画作常常以新奇的构图、浓郁的生活气息感染世人,这是其深入体察自然,师法自然和长期揣摩的结果,早年时期以武夷山为其游览和研习对象,晚年则游庐山,并长期居住于黄山等名山大川之境,终日悉心体悟自然山川的湖光山色,云海山岚,终将自然的美轮美奂之意境融入笔端,其传世经典《黄山真景册》共计五十幅,皆以黄山的实景为描绘对象,体现了画家以自然为师的精神品格,是对于当时画坛“摹古”习气的一种有力的回击。

髡残(1612年-1692年,別号石溪、白秃等),长期居住于南京,其林壑山川常以秃笔写出,墨色干渴,其意境尤为幽静奇异。髡残在诗、书、画等方面均有过人的才华,擅长于人物、花鸟,尤其精通山水画,其造诣可比肩元四家,章法构图沉稳厚实,笔法严谨繁密。他在学习谢时臣的过程中,吸取了其雄浑宏大的气势,却革新了其拘谨的短处,学习“元四家”和董其昌的时候,又能大胆翻新,变化其法度以适合画面新意,同时主张以书法用笔入画,正如国画大师黄宾虹所述,髡残“能以书家之妙,通于画法”。

二、“四僧”绘画艺术理论对于当代文人画创新的现实意义

当代文人画坛中,也有大批画家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尝试,但对于传统笔墨的理解和传承还不够;一部分作品的画面形式变化多样,但书法以及文、史、哲等方面素养的支撑还不够;一部分作品再现了现实社会题材,但画家个人情感的表达还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从“四僧”的绘画艺术中探寻出路。

“四僧”崇尚自然“大美”,提倡师法自然,强调在作品中彰显强烈、鲜明的个人思想、情感,力图达到情真意切,主张创新和改革。在绘画理论方面,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通篇闪耀着创新意识的光辉,其“一画”论生动诠释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核心思想,亦是道家有关天地宇宙本源论在绘画理论中的灵活运用。“四僧”以传统文人画的笔墨语言为基石,竭力追求画面中的独特情趣、意境以及韵致,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他们的绘画理论和意境的形成并非偶然,因其不愿涉足仕途,情愿避世退隐,全身心体悟自然界的质朴之美,所以反而能让自己的艺术灵感尽情驰骋,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反观“四王”的绘画艺术,虽然其在绘画理论和创作方面声名远播,但其笔墨形式过于保守,不愿创新,这对文人画的发展具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四僧”对于当代文人画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有利于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2]冯骥才.文人画辨[M].上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3]卢辅圣.中国文人画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4]周雨.文人画的审美品格[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5]刘明福.中国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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