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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

2017-11-23赵志明

长江文艺 2017年11期
关键词:堂叔堂姐二姐

赵志明

堂婶躺在床上等死,她那些在世的早就分门立户另过的儿女都赶回来守着。

经历了初开始的哀痛,延长期的煎熬,现在孩子们已经大体能接受至亲辞世的噩耗,甚至多少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

堂嫂和堂姐们忙得不可开交——散落在各个村庄的亲眷们都陆续赶在上午过来张望,一则下午去看病人是不吉的,二则也能在当天赶回去。两个堂嫂得轮流负责管好中午的餐头,按顺序轮到哪家堂姐们就去哪家帮忙,安排人手一大早去街上买菜,然后洗菜做饭忙得团团转,差不多要忙一整个上午,没有个歇时。

在河边洗菜洗碗的时候,她们还要回答河对岸人好心的问询,“人好点儿了吗?”“都这样了,哪里还好得了!”“这么熬着,说不定能挺过来?”“哪里还能活过来呢!”

似乎已经不大相信奇迹,说到底还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觉着好转无望,又给拖疲了。该来的总是会来,期间的等待才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扳着手指头脚趾头计算时日,痛苦而又绝望,产生多少有些疯狂和忤逆的想法:怎么还不死呢?

看起来,作为病人的堂婶似乎已经榨干了孩子们的体恤,说句实在话,他们像是看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只有作为死人的堂婶才会让一家人都得到解放。这才是告别的真正意义,即使心里说什么也不能轻易放下一个人,也要在墓碑上郑重其事地刻下她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死亡的气息在村子上空盘旋萦绕,并且越来越凝重,不仅郁积在活人的心头,连狗子都感受到了。平时村里哪户人家来个把客人,因为陌生,狗子们都会狂吠不已;现在络绎不绝地有生人拥进村来,它们倒都沉默着,好像和死亡这件不祥的事情悄悄达成了协议。

连狗子都不叫的村子总是让人不安的,这意味着要出事。床上的堂婶在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还能四处走动的母亲却越来越紧张。以前只要天气不十分糟糕,她原是要在村里走走的,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在自己门口晒太阳显得落寞冷清,总不如人多的地方那般扎堆热闹。现在她被迫把两根脚杆都盘在了家里,因为我们都建议她在家安老本分地歇歇,倒是觉得受到局促了。

堂叔叫武志红,我们的父亲叫武青松,两个人是供着同一个爷爷的堂兄弟,两家又是隔壁邻舍,要说这也算疏远哪里还有什么更亲近的亲眷,要说处得有多亲热却也是仅限于红白喜事的来往走动了。早些年子女们还互相在初一早上给堂婶和母亲拜年,现在也两免了,不过是看到了尊喊一声,说一句过年好,身体健康之类。

堂婶和母亲是年少妯娌处到老,都说舌头和牙齿再好也有咬着的时候,两个女人隔壁住着,生活中的细小摩擦免不了,日积月累就把之间的关系框出了个大致轮廓。再好也好不成一个人似的,再恶也恶不成天生死对头,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顺气了互相串个门谈点闲天,生罅隙了远远看见也会绕路走。年轻时可能还会扯着副喉咙大声地吵架,年纪大了最多背后讲两句轻描淡写的闲话,言者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无心,听者即使耳朵塘里不舒服,也不至于揪着证人兴师问罪,三面六对那样顶真。这些耳畔风心里气说过去就过去,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生活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一开始堂婶刚觉察出不舒服,母亲还带着嫂子她们去看望过,提着一只蹄髈,拎着点水果,这也是人之常情,总不能空着一双手去。亲人们都以为只是一场小病小灾,人老了身体总会出点状况,没想到变得凶险起来,虽然熬了一段時间,就只怕是大限已然临近。

因为去看过一次,母亲的人情算是尽到了,如果堂婶真的走了,再去吊丧不迟,那已是另外一层的礼节;现在堂婶人虽病重,却是不宜再去,因为母亲年纪也大了,年老的人看望垂死的人,总归是不吉利,也担心堂婶生的是恶病,会过到不相干的人身上,那就更是要注意了。这么说起来,两个嫂子不让母亲在这个节骨眼上外出在村上散步溜达,也是怕她撞上了不洁之物,这是其一;第二呢,考虑到来看望堂婶的人,一多半也都是母亲的下小辈,自然要顺便来看看母亲这个老长辈,毕竟抬抬脚就到的事情。母亲若不在家,让客人摸个冷大门,或者要累客人久等,都是失礼。

于是,堂婶躺在床上等一拨拨亲眷来了又去,母亲则坐在椅子上等一拨拨亲眷来了又去。这些人先去看视堂婶,再来张望母亲,仿佛揭示了某种神秘的关联,说到底母亲早晚也会环缩在床上,接受客人们的看视,和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逐一告别。

母亲是四下活动惯了的人,何况守在家中等待亲眷上门,这与堂婶躺在床上候着人去看视,中间实在也没有多大区别,让她很是难过,浑身不自然。

说起来也难免母亲会有这种想法,在乡下老人都是和儿女分开过的,所不同的是,无非是有老伴还是一人零过,食宿能够自理还是需要旁人服侍照应。堂婶和母亲都是寡居多年,抛开儿女的孝心不提,两个人的境况是相差无几的:都是一人蜷缩在一个小屋子里,空间狭小,不过是一床一灶一桌而已,平时一人走动尚且转身不便,若同时进来几个人便立觉拥挤,光线也顿时黯淡下来。堂婶躺在床上还不觉逼仄,母亲身体好好的,总不能躺在床上待客,当客人来了,她不是坐着,就是站着,这样一来屋子更是填满了。

在那段时间,不管是村人还是客人,嘴里说的最多的就是堂婶,好像迫不及待要开始缅怀堂婶的一生,虽然堂婶尚未瞑目,可是这段将死未死的过渡期恰能提供预习,没有什么比这种缅怀更残忍,也更容易让人满足。

与此同时,多少往事沉渣泛起,有的和堂婶息息相关,有的和堂婶八竿子打不着,既有死去经年的旧人,也有活得好好的生者,陈谷子烂芝麻,檐上草锅底灰,都被翻拣出来。床上垂死的人奄奄一息,正对应着坟墓里的鬼蠢蠢欲动,地上的生者在为一个人送行,地下的亡灵也正在准备着迎接新成员。白天光强阳气重,还不觉得瘆人,一入夜阴风四起,人的汗毛孔就都竖了起来。那些辞世的人似乎都借机跑回到村子里四下逡巡,这可比清明节或腊月里祭祖时要吓人得多。

也许是说故往之事太多且次数太过频繁,每个人都好像被带到了一种情境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张口闭口说的都是和死亡相关的事情,这难道不奇怪吗?奇怪之余,恐惧感也越来越强。外公在母亲做童养媳前就因病去世,我们这些外孙男女谁都没见过外公真容,现在听到母亲回忆起当年的外公,好像他老人家此刻正栩栩如生地和我们坐在一起,不由得紧张起来。还有那些野死的人,那些恶亡的人,那些夭折的人,那些病故的人,那些自尽的人,有些人我们只听过名字,有些人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所有这些人一起重新被语言的魔力重新召唤出来,或者血泊淋漓,或者全身湿漉,或者极尽恐怖,或者幽怨可怜。亡灵何其多哉,挤满了每户人家的每个房间,挤满了整个村子,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叠叠,也有漂浮在半空中的,用鬼眼俯视着人世这一抔小小的角落。

他们可能只是借死亡的契机现身回看人世,虽然仅此而已,却也着实让人心慌意乱。母亲觉得活人不能生活在死人中间,这让她很是烦闷忧愁。自从村里通上了水泥路,把村口的大树砍倒之后,母亲就一直觉得村子少了道重要的屏障,邪魅进村比先前更加容易;以前的老房子门楣上可以用钉子固定一块照妖镜,现在换了水泥墙铝合金门,照妖镜再也没地方悬置,脏东西也就能从容登堂入室,这些都让她没有安全感。

母亲记起家中还存放有一点石灰,于是拎了袋子,去外面路口撒石灰,被人发现拦住了。堂嫂们自然不高兴——因为按照道理,即使堂婶过辈了,也该是由她们来撒石灰,何况现在堂婶还没有咽气呢——为了这事和大嫂还争了点口角。不过问题毕竟出在母亲身上,母亲是长辈,人老糊涂,眼花耳痴,做了点出格的事情,她们也不好说重话埋怨;如果硬要说是媳妇们授意指示的,倒落得小题大做借題发挥的嫌疑。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节,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也就过去了。

因为这件事,大嫂受了点冤枉气,也没地方出气,干脆就把母亲送到了城里的二姐家,交代母亲在二姐家随便住多久,最好等堂婶死了出殡后再回来。二姐知道堂婶病了,但并不知道这么严重,全家人都已经在着手准备后事。大嫂说堂婶病在床上数着日子过,母亲晚上一个人害怕,二姐也是信的,都说老小孩老小孩,老人年纪大了,心理可不就像小孩子一样嘛。堂婶病了,可能挨不了多久,母亲住得不远,当然会心神不宁。作为女儿的,二姐也希望母亲能上自己家住一些时日。

这么说着,母亲就在二姐家安顿下来,大嫂自回乡下不提。倒是二姐夫心细,隐约听人说起堂婶的事情,觉得这个时候母亲离开村子不是很妥当。他跟二姐商量,想让大嫂还是赶紧过来把母亲接回乡下去。

“歇女家歇女家,什么时候都能歇,偏要这个时候,没来由被人说闲话。”二姐夫好心劝二姐。

二姐有些不高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这个女婿倒做得来事,接丈母娘来歇几天,你还要挑日子不成。”

二姐夫被戳了下,避开这个话头,只是问:“大嫂送娘来的时候,讲什么了没有?”

二姐说:“没讲什么,只讲隔壁堂婶病落床上,娘估计有些害怕,才送来住几天。”

二姐夫说:“这就是了。我听人讲了,堂婶病重得厉害,也就这几天的光景,娘糊涂,撒了点石灰在路口沿,两个房门里的媳妇又为这个事吵了点嘴皮子。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大嫂是由此才把娘打发过来的。”

二姐没考虑到这层,也缓和了语气说:“堂婶病得这么严重了?我倒是没想到。上次回去看她精神头还算健旺的。”

二姐夫说:“年纪大了的人,好只能算是一时一时的,要讲变坏呢,那就是什么也挡不住。我是担心堂婶万一有个不好……”

二姐说:“那也来得及把我娘送回去,捏一个电话叫一辆车的事,毕竟现在也方便。”

二姐夫提醒说:“到那个时辰,忙里急促的,谁有这个闲工夫呢?如果那边没及时通知到呢,到时可不能怪人家失礼。”见二姐有点被说动了,二姐夫又补充说:“不说娘应该待在村上,就是大嫂,实在也是应该去那边帮忙打打下手的。”

夫妻俩又开始劝母亲回去,讲道理给她听。二姐夫不忘开丈母娘的玩笑,说:“听人讲,你跟堂婶——我随你女喊婶婶,你喊就是弟妇——你们妯娌两个几十年不对付,都讲你是老实头人,她是厉害户头,压了你半世人生,时时处处把你气受,现在你才要逃避出来吗?”二姐拿眼色狠狠地剜二姐夫,母亲说:“没有的事。我是在家里待得不自然,但也没想出来住。”二姐夫说:“我知道这是你大媳妇出的主意。初衷是好的,但于礼不合。毕竟人死为大,堂婶万一百老归天,你想想你们这个家门还有几棵老桩桩头在,你那个时候怎么能不在场呢?不说堂婶和你也只是不十分亲热,总还是妯娌伙,就算是隔壁邻舍,遇到这样的大事,也不能抬起屁股跺跺脚就走的。你现在听你大媳妇怂恿,做出这样的表率,这下好了,以后她们的关系,自家门内,房门里面,这些堂兄弟也好,堂姊妹也好,该拿什么尺子来量呢?听我一句劝,老丈母哎,去到堂婶床边坐坐,我估计啊,现在还能让她想张嘴开口讲话的,还能和她说上几句话的,也就你们几个为数不多的老的了。”母亲说:“我也不会讲话,不知道说什么好。”二姐夫说:“有就讲点,没有就是在床边坐坐,陪陪堂婶,也是好的。”

就这样,大嫂前脚跟刚把母亲送到二姐家,后脚跟又得把母亲从城里接回乡下来,白出了几张车票钱。二姐夫说的那番大道理大嫂也能听进去,她只是人在气头上做事不过脑子而已,都是吃饭米泔水长大的,不可能水米不进,大的人情世故还是懂的。村里人看到大嫂和母亲婆媳两个人上一天才进城,隔天又望见她们回村,都竖大拇指,点评说:“青松老婆做事还是蛮考究的,不得已要出门一趟,在外面也不肯多住几天,只歇一夜就回来了,还不是因为志红老婆的事。她们虽然是堂妯娌,台面上做得倒比嫡亲姊妹还要漂亮,算是给后小辈做了榜样出来。”

几个嫂嫂都心知肚明,免不了脸臊发热。自此,两个嫂嫂也主动去帮堂嫂们打点下手,逢到有长辈竟然亲自过来问候堂婶,堂嫂们也会把母亲延请过去一起吃饭作陪,年纪大的人坐在一起才有话说。老人们的身体好像都长缩了,坐在一张桌子上,腰不直背也驼,慢慢地往嘴里划拉米饭,小口地喝汤,不咸不淡地聊一些故人往事。

难得的安宁祥和,好像被下午的阳光带进堂屋心里,堂嫂和堂姐们就在阳光下忙碌着。阳光通过一扇小窗,也照彻堂婶栖身的小屋。堂婶半躺在她的床上,垫高了枕头,只为了能望见西墙上贴着的耶稣像。灰尘在阳光下浮游跳跃,好像被阳光赋予了生命,暗处空间里想必同样充满着灰尘,但它们都蛰伏着,只等阳光降临,也便欢欣鼓舞。堂婶是耶稣的信徒,对于死亡,她这会儿并不感到畏惧,甚至身体的痛楚也大大减轻了,这完全是因为耶稣的仁慈和爱。堂婶心里默默念着耶稣的名,静静地仰望着墙上的画张,这个降临到中国南方农村小屋进驻一个年老农妇心房的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同样在受难,在怜悯地看着她,就好像有一大束阳光倾覆光顾她的病床。堂婶内心重归宁静,她开始祷告。事实上,自从她信教之后,她无时无刻不在祷告,为着自己,也为了她的儿女。

几天之后,堂婶走了。在她弥留之际,母亲过去相陪着坐了很长时间,她们还特意掩上了门,没有人听到她们的谈话。在那样一个密闭的狭小空间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陪着另一个油尽灯枯的老人,交流着后者留在人世最后的秘密。堂婶的一大圈儿女、外甥男女、孙儿孙女们,都守在外面,他们等待着。

母亲走出来,告诉他们,“都进去吧,跟你们的娘说说话。”孩子们于是簇拥到了堂婶的床前。这样的场景在人世再难重现,代之以的只能是一块墓碑。堂婶将会留下一块墓碑,上面是她和堂叔的红色的名字(因为死后与堂叔合葬一处),下面是一排排子孙的黑色的名字。红色意味着已死,黑色意味着在生。在墓碑上孩子们的名字排列在父母名字的下面,就好像堂婶生前被子女们最后簇拥的那一幕。

母亲说,她与堂婶就算是彻底和解了。

堂婶是信教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前来吊唁的人用鞠躬代替了磕头,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悲伤毫无节制地泛滥。亲人们聚在灵堂前,喝酒打牌,并没有如传统葬礼那样大放悲声。过去很久,母亲还会谈起堂婶的葬礼,言语之间,终于还是觉得信教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要知道,在堂婶初信教的时候,堂婶和母亲一度势同水火,看似要真的断绝来往呢。

母亲和堂婶先后脚嫁过来,父亲是一个农民,堂叔则因伤刚刚退伍。

由于能领一笔伤兵抚恤金,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这笔钱不能吓死人,但也不算少,堂叔一家的日子自然过得比较顺心。等到承包到户,乡里又鼓励搞副业创收,父亲和母亲的吃苦耐劳终于派上了用场,竟然在八十年代率先成为了村里的万元户,受到广播表扬。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堂叔的抚恤金金额一直没有增长,很快就聊胜于无,父亲受到万元户虚名的蛊惑,野心勃勃想要挣更多的钱,也栽了大跟头。

就这样,堂叔和父亲的人生高峰来得早,谢幕得也快。等到改革开放,基本就没他们什么事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折腾,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要发挥余热也被无情拒绝。那几年,堂哥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皮具厂,开始几年还算风光,后面由于各种原因开始走下坡路,根本无力止住颓势;大哥高中毕业后下海做生意,第一年差不多就挣了父亲一辈子的钱,可惜好景不长,一朝倒霉连本带利赔了个精光。

对于这些事——丈夫和儿子们挂在嘴上的事业,母亲和堂婶作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完全插不上话,暂时获得成功的时候没人想起来要表彰她们的功劳,事败之后所有的压力却一股脑儿压在她们身上,加重了她们的苦劳,她们不得已要拼死累活,试图把各自的家庭从一团泥坑里拉回正轨。

作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妇,堂婶和母亲牢记一句话,“不识天有饭吃,不识人没饭吃。”男人们的失败,她们简单归因为没有碰到好人。对于一辈子只在几个村子里走动的女人来说,她们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五公里,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些村子上的所有人几乎都能认识,好人坏人自然一目了然,这句话对她们当然很适用;但男人们时不时去镇上去城里喝酒,甚至到更远的城市和那里的人打交道,认识的人既多且杂,遇到坏人遭受蒙骗的几率就非常大。她们只能怀着惊恐,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从床上爬起来,在灶前虔诚地磕头,嘴里衔着一根稻草,向“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灶神菩萨默默祈祷,希望这个家庭能避开所有的坏人,多交好运,少摊坏运。

在那段时间,她们极其相似的一个任务是生孩子。母亲生了大哥,堂婶生了大堂哥;然后那边是大堂姐、二堂姐、二堂哥和小堂姐,这边是大姐、二姐、小姐、二哥和我,就这样堂婶生了五个孩子,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如果不是突然刮起来的计划生育风,堂婶说不定还会再生一个。

孩子们一连串掉落到地上,嗷嗷待哺,让她们苦不堪言,无暇他顾。孩子们一溜排地在风中成长,两个母亲也在暗暗较劲。是的,暗暗较劲,明里可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一开始她们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成为更出色的那一个,对丈夫失望之后,她们把眼光放到了孩子们身上,期待着儿子们能够有出息,女儿们能够有好归宿。

父亲和堂叔均是异常顽固分子,战场上的枪子炮弹,农地里的稻尖麦芒,都没有让他们有所改变,他们坚信,男娃子要闯,女娃子要囥;男娃子要摔打,女娃子要娇养。虽然在这样的农家,娇养是万万谈不上的,而是变相为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不给读书,上学最多念到三年级,学会读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要被强逼着退学回家,割草放羊养猪;又比如说不让去外面抛头露面,那段时间姐姐们本来都有机会去镇子上的新兴工厂上班,却全被堂叔和父亲拦在了家里,只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再比如说他们坚决反对自由恋爱,认为那是败坏门风,所有被姐姐们吸引来的青年都被轰出门去。

因此,姐姐们都只上了一两年的学,勉强认得几个字,除了小堂姐,其他五个姐姐都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的。虽然母亲们都希望女儿们有个好归宿,但却丝毫没有发言权,决定权握在父亲和堂叔手上,而且他们无一例外地出昏招,至少在母親们看来,是把女儿们稀里糊涂地扫地出门。

大姐和大堂姐年纪相仿,先后许配了人家,由此开始,母亲和堂婶寄望于女婿能给自己争光。从老大姑娘,再到老二姑娘,母亲和堂婶可以说勉强战成平手,虽然每个人偶尔都会略占上风,但时间一长,总体是拉平的。这种均衡让母亲和堂婶得以维持住妯娌之间的一团和气,甚至不时碰撞出友谊的火花,在一方黯然失色的时候,另一方会给予真诚的劝慰,虽然有可能完全只是担心对方会就此完全退出这种小比赛,不想让本已乏善可陈的生活进一步失色。

这种默不作声的攀比终于在小堂姐身上戛然而止。按理说,小姐结婚之后,就会轮到小堂姐,只不过小堂姐比小姐矮了六岁,嫁人结婚还要等上好几年,这让堂婶怅然若失,觉得母亲已然占了上风。让堂婶更受打击的还在后面,小堂姐在十六岁的时候竟然跟邻村一个小伙子私奔了,不说这个小伙子年龄比小堂姐大好多,单单这种让父母颜面扫地的举动,就让堂叔暴跳如雷,让堂婶噤若寒蝉,不敢在堂叔面前提起这个小女儿。

这个时候,堂婶更需要母亲的安慰,因为只有在母亲面前,她才能坦承对小堂姐的埋怨和挂念。这种情况下,两个女人还有什么好斗的呢,她们差不多结成了同一阵营,母亲想方设法,甚至撺掇父亲也能相帮着说两句好话,以软化堂叔那颗坚硬冷酷的心。

堂叔始终没有松口,也许他内心早就已经松动了,谁知道呢?小堂姐弃家出走之后,堂叔很快病倒了。战场上落下的旧伤一直影响着堂叔,年轻时就不能干田头的重活,年纪大了之后更是变成病秧子药罐子,到哪都要扶着一根拐棍。受到小堂姐的刺激,堂叔竟然一病不起,很快辞世,这实在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父亲一直以为,一个小病不断的人是用这种方式分摊了得大病的可能性,可以活得更长久,因而总是暗暗羡慕堂叔糟糕的身体。

堂叔似乎是用死亡这种方式默许了家庭和小女儿的和解,小堂姐最终还是得以出现在了堂叔的葬礼上,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后面跟着畏畏缩缩的丈夫。

小堂姐这么年轻就生孩子这件事对堂婶的打击,超过了堂叔的去世。堂婶当初也是在十六岁头上嫁给堂叔的,但那个年代的女人普遍早嫁,开怀也早,她完全没有想到小堂姐在若干年后重复了自己的老路。堂婶自觉在众人三户面前抬不起头,和母亲再也无心恋战。更何况,小堂姐虽然得到了家庭成员的谅解,但兄弟姊妹之间已经生下了深深的隔阂,纵使堂婶在中间一心周旋,也不过只是勉强维持住一母同胞表面的亲热而已,这让堂婶伤透了心。

在乡下,婆媳关系是永恒的主题。如果哪一家的婆媳好到像母女那样贴心,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反常的,是做婆婆的前世修来的福,并不敢奢望这样的福气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自家媳妇能够不无故挑衅,就要念阿弥陀佛了。话说回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婆媳关系不融洽甚至愈加恶化,双方都存在问题。如果不幸儿子有两个以上,而且都讨到了媳妇,大儿媳好比东风,二儿媳好比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做婆婆的好比墙头草一样左右为难前后不是人;如果有四个儿子的,那就更悲惨,东西南北风齐全,每天生活在风言风语中,这种局面下想要家和万事兴谈何容易。诸如媳妇怎么挑刺找茬,把娘家人当宝,把婆家人当草,儿子如何忤逆,有了老婆便全然忘了娘。这种心酸苦楚只能找同病相怜的人哭诉,即使对方嘴口不严,转身就去挑拨离间,让自己家里婆媳关系更加恶化,也容易捏着把柄扳回一阵来,好歹能让自己气顺一些。蟹有蟹道,虾有虾路,婆婆们凑在一起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媳妇们自然不是吃素的,也会心照不宣互通消息。这种家长里短,通过三两人的口耳相传,虽然难免夸张失实,造成无事生非,但总还在可控范围里,没有完全地破坏家庭的平和,不至于鸡犬不宁、鸡飞蛋打。

等到我们的父亲也去世后,堂婶和母亲的相处趋向和睦,她们身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年轻时受过大苦,生育好几个孩子,丈夫的去世让她们成为寡妇,上了年纪的她们像吃水过深的船,饱经风霜,老态龙钟,难堪风雨,行将翻没。无数个晚上,同病相怜的她们会互相串门,反正住处离得也近,转个身就到了,说些媳妇们的坏话,说些死鬼丈夫的往事,直到睡觉的时间到了,她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主人还不忘把门大敞开,以便让泻出门外的光照亮客人回去的路。

这段让人愉快的时光维持了两三年,随着大堂姐丈夫的去世,大堂姐步堂婶的后尘,也成为了寡妇,堂婶开始逐渐疏远母亲,好像两个人再也找不到聊天的兴趣了。并非没有共同的话题,而是两个人渐渐互相嫌弃,母亲受不了堂婶一天到晚长吁短叹,老是埋怨自己命不好,连带着儿女们也多灾多难;堂婶也觉得母亲一天忙到晚,是自找苦吃,不懂得享福。在堂婶看来,三个女儿有条件也愿意照顾娘家,两个媳妇做事也有分寸,并不会太过分,母亲的命比起她来是好多了,完全可以不用这么操劳,坐着享福,也不会饿死。

堂婶确实被各种揪心事围绕着。

大堂姐又结了一次婚,堂婶看不出新女婿有什么好,至少在她眼里大大逊色于前一个女婿,但大女儿有一双儿女要抚养,没得挑,只能认了。

二堂姐夫据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了很多钱,二堂姐回娘家,每次都哭诉,要离婚,让堂婶心痛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小堂姐像生老鼠一样,又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夫妻俩合力勉为其难地拉扯着一窝孩子,生活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为这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儿,堂婶真是操碎了心。

大堂嫂和堂婶个性不合,平时都不怎么说话,连带着孙子也和奶奶日见疏远,让堂婶心里很不是滋味。

二堂哥和二堂嫂婚后在城里谋生活,难得回来,堂婶也实在是见不得二堂嫂光鲜的打扮,又听说儿媳妇还去溜冰场跳舞,总觉得这个媳妇是留不住的,心里堵得紧。

加上年轻时经受的各种罪和累,堂婶的身体越来越差,生病六痛时,身边又没有一个嘘寒问暖的人,堂婶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有时深夜一个人摸黑去堂叔坟上哀哭,不免又要被村人暗地里笑话,遭到媳妇公开的埋怨。

这种种事情和情绪相催,堂婶急需找到一个慰藉,要不然怎么活得下去,于是在别人的指引下,她信教了。

堂婶信教,简单而又奇怪。

说简单是因为根本无需堂婶准备什么,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几乎没有积蓄,但只要人走进教堂,和教友们坐在一起,内心虔诚地做礼拜就可以了——在堂婶身上,或者在任何一个快要崩溃绝望的老妇人身上,从来都不会缺少虔诚;说奇怪是因为堂婶一开始对耶稣确实一无所知,而在她信教多年后,她对她的主的认识依然似是而非,就好像当年她嫁给堂叔,对堂叔也是一无所知,生活多年之后,对堂叔的认识也是一团模糊。

不管怎么说,堂婶通过信教找到了依靠,她的病差一点不治而愈,心情也开朗了很多。至于堂姐们生活如何,堂嫂们态度怎样,她似乎统统看开了,虽然面对主的时候,她说不定是要为这些暗自祷告的。

不仅风雨无阻周复一周地去镇上做礼拜,堂婶还联络了一帮教友,有的是同村的,有的是邻村的,都是住得比较近的,她们定期轮流在每个教友的家中集会,唱经,做祷告,显得非常热闹。

堂婶成了积极分子,开始在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中间宣扬教义,发展教徒。

母亲是她第一个极力发展的对象,无奈母亲坚决不为所动。母亲的理由很简单,她无法像堂婶那样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做礼拜上,她还要养活自己,深觉还有能力避免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母亲不愿意入教,生活中却很迷信。在堂婶看来,向死去的亲人或者神仙祈祷好运是可笑的,人怎么能向这些东西祈祷健康、平安和财富呢?只有上帝是万能的。在母亲看来,无论是死去的亲人,比如自己的父亲和丈夫,还是家里的各路神仙,像门神、灶神和六神,都是能够保佑一家老小的,母亲对耶稣一无所知,怎么会向这个耶稣低声下气地祈祷呢?

于是,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互斥对方为迷信,觉得对方的行为又蠢又坏,简直不可理喻。看见母亲在外面焚香烧纸,堂婶就会绕得远远的;在堂婶唱经的时候,母亲同样也从来不愿意走得更近。

母亲和堂婶的各种小把戏,她们的较劲,她们的和睦,她们的怄气,不过是她们为了让自己的人生不至于偏航而设置的小小坐标而已。她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來陪她们走完人生。抛开大同小异的经历,她们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映像,互为参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她们乐此不疲呢?也许在她们心里,早就再清楚不过,所有这些都是空中楼阁,而她们经营在意的一切无非镜花水月,人生难免山穷水尽,人世间的些微差别不过是殊途同归。

责任编辑 吴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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