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吴健康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文丨 吴健康

赵乃康一生扶危济困，养孤怜寡，泽及多方；钻研郑学广博精深，时无出其右者；著书修《续遵义府志》等，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是赵乃康先生逝世七十五周年。夏末秋初之际，无意中在友人处得到先生女公子赵珣写的长篇回忆《我的文昌宫》，捧读之余，唏嘘慨叹，对先生的认知更为细致深切，于是不揣敝陋，乃对先生之行述略作铺陈。

大仁爱 倡郑学

先生名恺，字乃康，自号牂北生，老家在南乡平水里（今播州区西坪镇桂山村）。6岁时随父母回遵义，住文昌宫（今遵义市中医院旁）。

先生早年受业于遵义名儒鞠子清，后师事郑珍之子郑知同。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设广雅书局，招郑知同去任书局总纂，不料两年后，知同客死广州，他的儿子师惠扶榇回遵义时，也在途中病死。

先生见知同逝后，儿孙辈贫困零落，郑家所遗之孤孀弱女，枯守老屋荒冢，生计艰难，便慨然己任，时时周济，赈弱恤贫。

知同次子师万，早年就业于四川，为衣食奔走，后来客死他乡。先生多方寻访，终于在四川嘉定寻得师万十余岁的遗孤郑昌，出资接来遵义。到遵后，先生为其申请政府资助，安排入学读书。在先生的帮助下，郑昌后来进入浙江大学当旁听生，学成后继承名儒遗绪，在遵任教，受到人们称道。

先生一生扶危济困，养孤怜寡，泽及多方，尽管自家亦有不敷之时，对族中子弟贫无所依、衣食不周或远乡求学者，都尽力帮助，卧房不够，就住在书房里，往往楼上楼下住得满满的，这些孩子大多白天在省立三中上学，下学回家挑灯夜读，深受先生之勉励而勤学。

先生是那种受人滴水之恩而思涌泉相报之人，他对恩师郑知同及其父郑子尹先生学问一生服膺，钻研郑学广博精深，时无出其右者，在收集、整理、保存、光大郑氏文化方面，不遗余力，作了极大贡献。

由于赵家与郑珍有姻亲关系，先生自幼受世家文化熏陶,之后又随堂兄赵怡学习,赵怡对郑学有极深的造诣，系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由于家学与师承,乃康先生对沙滩文化领军人物郑珍、莫友芝有着深厚的感情,怀有崇高的敬意。他收藏郑氏父子的著作并作考证,对各种版本的手稿、尺牍、墨迹、虽片槠寸幅,无不宝而藏之。

20世纪40年代，章士钊先生来黔省,写过一首《访郑篇》的诗送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其诗为：“西南两巨儒,俱出牂柯巅。经巢尤笃实,纂述纷云烟……”表达了对西南大儒郑珍的仰慕钦敬，同时建议吴氏把郑珍的著作刊印出版，吴鼎昌欣然同意，安排刊印事宜。

其时，出版郑珍遗著的主事者为省府秘书陈恒安，陈与先生曾任贵州文献征辑馆编审，知先生是郑学的传人,对郑学有极高的造诣,平日收藏郑氏作品最为丰富，于是以省政府名义聘先生为顾问,函请协助，先生为此十分欣然，回函曰：“恺于经巢各书，搜求有成，转抄藏护已数十年，今一旦得印而存之，传布天下，乐何如之！……此固千载一时之钜事也！”

之后他将自己抄成的郑珍作品《文抄》《诗抄后集》《轮舆私笺》《母教录》等寄去,然后,又将《说文新附考》六卷、《樗茧谱》《梟氏图说》一卷、《亲属记》二卷、《说文本经问答》二卷,共九本寄去。

先生除为《巢经巢全集》提供底本外，并编订全书目录，其中包括郑征著作15种，郑知同遗著5种，全书共40册。《巢经巢全集》于民国29年(1940年)出版,使得郑氏的著作大部分得已保存下来。

子尹先生生前没有照片，先生只见过知同及郑家一些亲属，根据知同所撰之《行述》，说子尹“先子体貌端严，方颐广颡”等描述，找来精于绘画者，为画工详细解说，反复商榷修改，使今天的郑珍画像得以传世。

1930年,毛光翔任省主席，25军4师师长黄道彬到遵义召集本城著名人士，以“县事之当兴者”为题征求意见，先生提出“关风化、系人心、导后进，莫急于妥先贤之祀，倡议修郑莫祠。”

在地方士绅的共同努力下，此举克奏全功，祠成后，先生撰郑莫祠门联为：“阐汉宋两朝学术,为西南百代儒宗”。

1942年，先生弥留之际，吩咐其子宗典将郑莫黎书画列于壁间，扶他观赏，然后手执《巢经巢诗钞》说：“我最服膺于郑先生，先生精研三礼，学宗汉宋、为黔中学术泰斗。自有郑先生以来，谈经学者，不能忘郑先生；谈小学训诂者，不能忘郑先生；谈史学者，不能忘郑先生，谈书法诗画者不能忘郑先生。”此为先生最后遗言，离世之际犹心心念念如是，有此学子，真郑氏父子之大幸也！

修《府志》 善书法

先生从来关心地方历史文化,留心地方山川、古刹、金石、古墓、木刻、桥梁及黔人笔记、每有所得,或存或抄或著,积累了大量地方历史文化资料。

民国三年（1914年）遵义人杨兆麟（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一甲三名，遵义人称杨探花）等倡修府志，被时任县知事周恭寿聘为主纂，同修志者皆为遵义名流宿儒，包括恩贡乃康先生、安顺进士杨恩元，遵义进士吴国霖，举人黎汝怀、吴怀新、杨璨英等。

时值改府为县，行政区划改变，各县资料采访、资金筹集困难，加之政局不稳，兆麟等虽尽力而为，修志工作却步履维艰而时辍时作。民国十五年（1926年）周西成主政贵州，次年，已任省教育厅长的周恭寿、民政厅长杨干之再议此举，时杨兆麟已于7年前亡故，先生因学有渊源，熟悉地方史实及风土人情被聘为总纂。嗣后，遵义县长乔运亨于老城曹家旧宅设府志局，先生约集各地学者，整理兆麟原稿，经几个月的广收博采、钩沉发幽，共同努力，始奏初功。然后由先生送稿至贵阳审阅。到筑后，省志局派司炳奎、杨覃两先生参同审订。司因年老力衰难就此事，杨又事务繁忙，先生只得留在贵阳一边任教一边与杨共同审补增订志稿，其大部分工作皆由先生担负。

1929年，周西成战死，滇黔战事又起，先生仓促保护初稿回遵，先生于风云变幻之际、尽心竭力、朝夕从事，不辞辛劳，其编审补校等，几乎集于一身，最终得以完成全书。

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续遵义府志》方刻印问世。这是民国时期贵州省唯一修成刊行的府志。全书35卷，29纲、九十余万言，将遵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间七十年的历史“朗如眉列、灿若鳞罗”。后人誉之：“士林比之郑、莫《府志》媲美前贤，后先辉映，其身价自在人间矣！”

由于笃信许、郑之学，先生主张治学“以文字入手，以读经为归”，认真批注《说文解字》《诗》《礼》等书，著成《读〈说文解字〉》《同名录》等。数十年间，其著作有《郑莫黎三先生事实征集》《平水旧闻》《近泉居杂记》《剑山庐杂话》《遇徐特立先生记事》《赵乃康诗文集》等。这些作品为遵义风貌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资料。

先生不仅精于文学，亦善书法，所写篆书、隶书及魏碑字体皆法度谨严，有大家风范。他毕生研习郑珍、莫友芝手迹，汲其笔法神韵。其行楷字仿东坡，肥厚隽永，作大字有六朝、北魏趣，似赵伪叔而质朴过之。方家曾以元代郝经的诗句“正笔篆玉藏李斯、出笔存锋兼汉隶”形容先生得书法之精髓。

由于先生平易谦和，求书者络绎不绝，不管求书人有无身份，不管是单条屏对、扇面斗方，他均有求必应。如今在西坪及遵义各地，尚存有先生为人书写的不少条屏匾额等。

德望崇高

先生德行敦厚，学识深宏，深受时人敬重，除本埠乡里视为典范外，远人亦礼敬有加。抗战期间，浙江大学、陆军大学、大夏大学、国史馆迁遵，名流宿学相与往还：如竺可桢、丰子恺、王焕镳、梁园东、欧元怀、张聿生等均为先生座上之宾。遵义专员刘千俊尊之为师，时相问候。抗战名将、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驻遵期间执弟子礼，专车接送先生为该部军官讲授《论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先生辞世，享年73岁。

先生逝世，丧礼隆重而俭朴，地方政要、士绅名流、各校师生代表络绎于途，挽联祭幛满布于堂，其中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挽联为：

学术继先贤，与拙尊屈庐相接，独任仔肩，郡志续成资政教；

仪型留梓里，广洨长师农所传，以承嗣响，宏编刊布念勤劳。

先生的送葬队伍蔚为壮观，大部分为各校师生，以当年本城人口之少，亦蜿蜒曲折达数里，从盘安门（今新华桥东端白沙路口）一直排到新城文庙（今万里路丰乐小学）处。

先生逝世后，老友丰子恺为其作墓地图；学生傅道新为寄缅怀之情修建“赵楼”，以先生遗著翰墨储于其中；贵州文化名人、先生之弟子陈福桐、杨祖恺为之撰《赵乃康先生行述》，刻碑泐石于墓侧。

古人对高洁者有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真乃康先生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