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克

不要再说梦话了
——读《寻访张爱玲足迹》有感

文／石克

读了2016年第9期《中国政协》杂志上《寻访张爱玲足迹》一文，有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一点意见。

作者看来是个“张迷”，到张爱玲在上海住过的常德公寓去“寻访”，“以一种贴近的方式，走近这位传奇女子，体验她的感情历程和心灵世界。”如今有不少人对这位“传奇女子”如此尊崇有加，张爱玲到底是个什么人？

张爱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搬进常德公寓的。当时上海已在日伪统治之下，张爱玲急于“出名”，不断往敌伪报刊上投稿。她爱上曾在汪伪政权担任过中宣部次长、法制局长等高官的大汉奸胡兰成，胡当时还是妇之夫。之后不顾亲友的反对，与之结婚。她的“作品”也在汉奸们的力捧下，在沦陷的上海滩“走红”。日寇投降后，胡兰成被民国政府以叛国罪通缉，她也遭胡抛弃，却跑到胡藏匿的温州私会，送钱给他逃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她在汪伪时期的作为，她却视新中国为“阴间”，1952年跑到香港，供职美国新闻处，投入正在与新中国为敌的美国怀抱，后死于美国。

就这样一个自甘附逆的堕落文人，这样一个畸形丑陋的婚姻，成了“张迷”们口中的“传奇女子”，拥有“传奇爱情经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这不是黑白不辨、美丑颠倒吗？

也许有人要说，之所以这样写、这样评价，是出于对张爱玲作品的喜爱，不过是就文生情、就文论文。鲁迅说得好：“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当时我国正处在亡国灭种严峻的关头，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多少人流血牺牲，上海在日伪统治下也沦为人间地狱，只有日本侵略者和少数汉奸奴才才能在那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而张爱玲为适应日伪的需要，却坐在“雅致”的“环境”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炮制媚日滥情的东西麻醉人民。

作者写得明白，张爱玲1939年搬入常德公寓“开始职业写作”的，她“主要的几部小说”“几乎都是”1943年发表的，这年夏天她的作品“迅速”“走红”得“名满上海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汉奸们知道，捧红她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如沦陷区外很多爱国抗日优秀作品包括歌曲也在那里“走红”，他们还能统治下去吗？如受到全国广大群众喜爱的《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等优秀歌曲，日伪能让其“走红”吗？令人奇怪的是，在日伪垮台40年后，这个汪伪的“红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一些人眼中又“红”起来了，而且红得发紫！“教授”、“专家”著文热捧者有之，评选中高抬者有之（“世纪文学60家”中，张爱玲仅次于鲁迅，列第二位，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都在其后，参加评选的专家给张打的是100分），出《张爱玲精选集》精装版者有之，把她的劣作推选为“十大好书”者有之，给“张爱玲故居”挂牌修缮者有之……至于报刊炒作，更是争先恐后，特别是某些青年报刊。在吹捧炒作的风潮下，出现了一股“张爱玲热”，出现了一批“张迷”，其中多数是青年。与此同时，爱国主义受到挑战，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受到贬损和污蔑。如有人质疑和诽谤抗日英烈，有人辱骂爱国者为“爱国贼”，有人美化汉奸，为之翻案。连鲁迅都被人描绘成平庸、任性、自私、易怒、无聊、只关注自身的人。在一些人眼里，对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怀，什么是与非、善与恶，都不值一提，甚至反感，而劣迹斑斑的张爱玲却得到尊崇。有主持正义的学者写几篇揭露批评张爱玲的文章，都受到一些人攻击和丑化。

张爱玲是怎么“热”起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复杂。

据我所知，最早捧抬张爱玲的，是美籍华人教授夏志清。还在1961年，他在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贬低鲁迅，吹捧张爱玲，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随后，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知识分子完全失掉了文化自信，唯西方马首是瞻。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话语权，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家权威的指认和命名。”一些人正是这样做的。有人开始按“海外汉学权威”夏志清的话语来推介和抬高张爱玲，更多的人为得到“话语权”起而效仿。夏志清还公然在我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称张爱玲的文品与人品比鲁迅好。他当然知道张爱玲在上海写作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及人生态度与表现，为什么这么抬举她？这是有原因的。

早在1945年，美国就开始谋划“瓦解（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主要是针对苏联）。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杜勒斯在众议院会议上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他们的）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我们要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苏联人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要“不知不觉地”使恶行“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事宜的东西。”他还特别重视做青年的工作，“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他们的精神道德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而且只能让“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上世纪50年代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更加重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还制定了实施的“十条戒令”。 这些夏志清是知道的。美国在苏联搞和平演变得手了，但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还在进行，这当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夏志清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为名，竭力抬举张爱玲这位“所谓的艺术家（文学家）”，就不足为奇了。可叹我们的某些“专家”“学者”把以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早扔到爪哇国里去了，说话写文完全遵从洋人和海外华人“权威”的“指认”，随夏志清一类人起舞，乃至变成了他们的传声筒和放大器。

造成“张迷”们这些可悲认识的原因，除了自身原因以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受到一些人的错误诱导和炒作。这些诱导者利用自己的“教授” “专家”头衔说话，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是很容易相信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教授”“专家”的背后，还有国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险恶阴谋。这些人正是按搞和平演变者设计的路子走的，支持和抬举一些所谓的艺术家 ，搞乱思想，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如颠倒是非美丑观念、将恶行“视为善举”等等，最终使“他们的精神道德变质、发霉、腐烂。”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改变“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在经历了去年我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深刻爱国主义教育以后，在“张爱玲热”的邪火大大降温以后，仍有人把她奉为“先哲”，赞美崇敬之至，可见受害之深。这么发展下去，难免有一天要变成国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牺牲品，即那些策划者眼里“精神道德发霉腐烂”的“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因此，我劝“张迷”们警醒起来，多关心关心政治，认真学学习近平主席的“九三”讲话，读点抗战史书，了解一下我国真正的文学大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为，提高辨别能力，努力跟上广大群众的前进步伐，不要再说梦话了。

（摘自《中国政协》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