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真理永放光芒<br/>——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上）

十月革命的真理永放光芒
——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上）

2017-11-22周新城

中华魂 2017年10期

文／周新城

十月革命的真理永放光芒
——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上）

文／周新城

一、十月革命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 月25日），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世界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一起，是20世纪三个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②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十分巨大。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都失败了。正当人们迷惘、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的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毛泽东说，是“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③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指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④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路，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我们党总结28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光阴匆匆，转眼十月革命100年过去了。在这100年时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经历了风风雨雨。其中既有凯歌行进：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也有严重挫折：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由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引发的反苏反共浪潮，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波匈事件，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三分之一党员退党，另一次更为严重，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造成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样的世纪性悲剧。这100年时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挫折的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围绕着十月革命及其意义，全世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垄断资产阶级学者、政治家凭借他们敏感的阶级嗅觉，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采取一切手段诬蔑、攻击十月革命，甚至发动14国武装干涉，企图把社会主义这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里。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诸如编造说十月革命是列宁领了德国皇帝的钱组织的暴动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十月革命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奇怪的倒是国内某些学者对这类谣言特别欣赏，不断加以引用、散布，真不知道他们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我们只想就后一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对中国人民来说，十月革命及其伟大意义，在改革开放时期以前，一直是充分肯定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实际上不相信十月革命道路了。这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捍卫了十月革命道路，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要走十月革命道路。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我们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反对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就是捍卫十月革命道路。这两篇文章稳定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回击了各式各样的反共势力，当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它们基本上都是否定十月革命的）涌了进来，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加上我们忽视了理想信念的教育，一股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思想蔓延开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甚至领导干部）患上了“低潮综合症”，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了，也不大相信马克思主义了。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都抛弃了十月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究竟对不对、灵不灵？在许多人那里怀疑、否定十月革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言而喻。于是，在舆论界没有人提起十月革命这件事了，也不再纪念十月革命了。翻开近40年的报纸杂志，每到11月7日，再也见不到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好像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个重大事件似的。而反对、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却屡见报刊。这是不正常的。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因为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来阐述社会主义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那还只是科学的预见，是一种理想。十月革命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付诸实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际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实现科学社主义基本原理的道路，它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要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的、正确的，就必然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实质上就是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十月革命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十月革命道路具体怎么走，需要各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国情自己去探索，但总的方向、基本道路是不会改变的。暂时的挫折只不过是过眼烟云，遮不住十月革命真理的光辉。时间越久远，十月革命真理的光芒会越灿烂。

二、十月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是早产儿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政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断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斯大林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早产论”，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真是搞早了，那就应该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那种性质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现了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必然起来反对占有方式，客观上要求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阶段）是可以跨越的。

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⑤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⑥

那么，为什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呢？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即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有其他的主客观条件。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具备这一条件的地方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革命。“革命是政治行为”，⑦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发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释就像解一个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势。列宁总结了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指出“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⑧但单有这种客观形势还是不够的。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并不会自行到来，还需要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⑨可见，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才能出现。“薄弱环节”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旧制度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难。

可见，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应该充分肯定。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是错误的。

三、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讨论十月革命道路问题，必然联系到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个结晶。如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不成功的，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那么必然得出结论：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

围绕着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争论达到了高峰，延续至今，尚未停息。这也好理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苏联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不是正确、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是客观必然趋势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不同的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对这样的原则问题，必然得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实质上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斯大林参与创立，并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它有时就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错误时，针对世界上流行的反苏反共浪潮，提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三七开”的著名论断，指出苏联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流，错误是第二位的，是支流。他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⑩应该指出，这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而是政治局一致赞同的观点。现在有人对“三七开”的结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又不加论证，这至少是一种不慎重、不严肃的态度。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一直坚持这一评价。例如，在苏东剧变以后的1993年7月5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说；“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功大于过”，基本意思仍然是“三七开”。他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才导致苏联的动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的培训班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⑪他还多次谈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指出，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开，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毛泽东是怎样得出“三七开”的判断的呢？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然后在他主持下写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运用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即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区分为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再论》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⑫

《再论》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即：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论》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⑬这些基本经验实际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后来，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用词不大一样，意思是一样的。老实说，我国一些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矛头所向，正是这些基本原则。

对于那些错误的经验，《再论》并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而是从总结经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指出克服错误的办法。《再论》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错误，“不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问题在于，“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⑭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前鉴，他们是在探索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转换成我们现在通常用的概念来说，那就是：苏联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但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存在弊病。所犯的错误不是由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环节上产生的。因此，克服这些错误，并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只是需要对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而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克服了一个矛盾，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作出这样的分析，不能不佩服他的睿智和远见。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是正确的，具体经验有对有错，综合起来那就是“三七开”了。全盘否定，显然是错误的。（未完待续）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2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⑥《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90、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