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一带一路”
——首届“一带一路”软实力研究论坛观点集萃

【编者按】“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软实力保驾护航。2017年3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软实力研究中心，并成功主办了首届论坛——“一带一路”软实力研究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研究员、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教授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揭牌。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任小文、《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周智强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分别致辞。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胡键研究员主持开幕式。随后，与会专家就“一带一路”的软实力进行了专题研讨。

“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推进路径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我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相当于新航路发现的重大事件。新航路发现是1492年，从此开辟了以西方为中心、以大西洋为枢纽的世界航路体系，由此建立世界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在21世纪开启的时候，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要建立将欧亚大陆两端连接起来的、陆海相接的世界新交通枢纽体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航路或商路，它是包括陆上、海上、能源、通讯等各种资源的立体综合的大通道。它将欧亚大陆两端连接，而不是将大西洋两岸连接，所以我认为它是老大陆新发现。当年的新航路是以炮弹、鸦片、黑奴等硬实力来开拓的。当时世界大部分地区是空白的，或者说是无主的，在没有宗主国情况下，谁有硬实力谁就能去占领，去开辟市场，进而建立起世界体系。现在我们要建的这条新的欧亚大通道，是在一个早就有许多主权国家和霸权国家，以及大大小小的地区强国，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地区争端和冲突的欧亚大陆里打开大通道，如果再用硬实力去打通就会一败涂地，打通的主要力量是软实力。这是“一带一路”和当年新航路的根本区别。

“一带一路”是世界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大地一次地图改写，不过还要经过一两百年的时间这个改写的真正后果才能显现。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一带一路”需要靠软实力去开拓，而我们又正好缺乏软实力建设，我们就有可能做不好这样的一个历史改写。

“一带一路”的软实力应该如何体现？第一，体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第二，体现为遵守当地的制度选择；第三，体现为攻守兼备，以守为主，守中有攻，先守后攻；第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构建需要注重软实力建设，但是我们的软实力建设本身还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会破坏“一带一路”的进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我们现在开始膨胀，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一种地缘政治战略，这是很危险的；第二，一些历史学家，也有一些现实的战略家，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恢复中国的朝贡体系，甚至恢复清代、元代、唐代的帝国版图，把周边国家都说成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想法也很危险；第三，有人觉得“一带一路”推进后，中国提供资金、工具、技术，中国就高人一等，开始享受不平等待遇，这让当地人非常反感；第四，有人开始考虑输出中国模式，最好那个地区也用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三个自信也输出到那去；第五，原来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现在要搞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中国主导的非西方化，认为“一带一路”就是非西方化的平台，这也是不可取的；第六，中国的国际责任揽得太多，我们还是需要量力而行；第七，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的了解非常欠缺；第八，国内治理能力实际上也跟不上，包括“一带一路” 整个项目的设计和管理能力都跟不上；第九，中国靠近边境的周边地区缺少良好沿线设计；第十，中国人的素质，特别是官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

构建“一带一路”的健康话语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话语传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说得清。你要把自己的话说清楚，这样别人才能听得懂。中国学者在国际话语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不在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话语，中国学者不能缺席。第二，不敢说。主要是担心自己说错了，不敢主动构建“一带一路”的话语，从而也就丧失这方面的话语权。第三，讲不好。自己不懂而乱说，反而构建出了有关“一带一路”的问题话语。第四，听不懂。也就是不善于用合适的话语来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故事讲出去他人不理解。第五，传不出。目前世界话语传播体系还是以美国等西方媒体为中心的，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很难传播出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专家学者的形象也很少。所以，我们建议国家有关方面是否可以打开一个通道，把中国的专家学者送到国际舞台。当然，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如给专家学者赋予多大权限？人才怎么发掘？等等。

总之，只有打造出一支庞大的在国际舞台上非常活跃的专家学者队伍，中国故事才能讲得好、传得出。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话语确实能够影响政策和行动的实际效果。因此，一项政策、倡议和行动的推出，同时需要营造健康的话语。那么，围绕“一带一路”，什么才是健康的话语呢？

第一，健康的话语应该真正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前，关于“一带一路”的话语，或者是纯政治宣传的话语，或者是把“一带一路”的政治功能无限拔高，这样的结果很有可能真的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守成国美国对立起来，进而中国又如何避免陷入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呢？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政治宣传，那么我们更需要从“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意义来进行宣传，而不是单独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意义来进行宣传。第二，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单独推进的，而是需要沿线各国共同来推进，而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第三，健康的话语要有利于消除中国与各沿线国之间的隔阂和误会。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以便增加相互理解。因此，要加强对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深入研究，使“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第四，健康的话语应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在项目推进方面，“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仅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还要从沿线国家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

倪建平（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影响话语权强弱的来源，除了演讲者对议题设置的能力、完善概念的提出、论证的逻辑思路、科学的说服力、演讲的策略之外，更多来自于我们国家在国际权利机构中的地位，还有在参与和创建国际制度或者对国际道义的把握上。

国际新闻发言人是实现话语权的重要窗口。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内场合还是在国外场合，我们的新闻发言人采取的话语策略一般都是规避性的，笼统一个话题，大而空的话讲得比较多，缺乏具体深入的细节，这样就形成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即“你讲的，并不是听众想听的；听众想听的，你不讲”。所以，我们要注意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提高我们回应问题的能力，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做到有问必答，如何对于挑衅的问题给予正面回击。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好，我们才能较好地把握住话语权，才能收到比较积极的传播效果。

郑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建设体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具体推进和落实时，更需要一些行业协会甚至企业的介入。当前我国的深海探测器、北斗项目、载人飞船项目，政府推动走在前面了，但是后面没有跟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及时总结。

我们一直讲国际话语权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很弱的。我们对比两本国际期刊，发现在《国际安全》中涉及中国议题的文章占了1/3，但是在《国际组织》中，近5年来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完全涉及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谈判能力、主导议程能力。可见，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议程设置、推动谈判合作能力等方面相对弱一些，以至于都不在西方学者研究议题之内。另外一个是南海问题，一些学者包括军方人士都说，南海航行自由权就是一个伪命题，但是我们现在连相关视频资料、宣传片都没有。那么，能不能给一个科普、扫盲的视频资料，在公众中传播，形成外溢效应？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会议上，我们国家的发言人也要学会如何应对媒体，借助平台讲中国故事，而不是“官方的独白”，当然这需要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杨金志（新华社上海分社副总编辑）：

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的格局是西强我弱，这个格局已经形成几百年了，想在一两年内改变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是顺应形势做事。我觉得新华社这些年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值得总结与借鉴。

隋岩（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我们的国际传播战略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些年，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的建设一直在推进，在北美的全部员工已经基本本地化了，但是实际上其在北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十分有限。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对话语传播提出的新需求，在此我呼吁重视民间的话语传播。我们应该善于利用讲故事的方式，推动更能深入人心的话语传播。

蒋涛（中新社时政部主编、记者）：

“一带一路”的共同话语植根于什么？第一植根于人类文明，第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植根于共产主义的理念。前两个都好理解，但是，共产主义怎么体现？“一带一路”的核心词是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共产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它更多地是实现“一带一路”东西方之间广阔地带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在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之下，“一带一路”建设，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第一，利用话题的贴近性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第二，倡导绿色发展、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是重要的话语。第三，人是最好的软实力的载体。第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教育是最重要的方面。第五，要注重“一带一路”文化衍生品的开发。第六，要善于运用新媒体。

文化引领“一带一路”建设

袁胜育（上海政法学院上合组织研究院院长、教授）：

文化对外交有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不乏专家学者从中国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解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模式。虽然我们可以力证中国的和平传统，但是外国人士恐怕更关注非和平的事例，从而证明中国统治者常常采用暴力以达到国家安全的目的、使用武力在中国历史上是普遍现象。因此，如果只强调文化传统的积极面，而对消极面视而不见，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探讨一种文化传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应客观分析其优劣，弃其糟粕，促使积极的思想、原则、规范与时俱进，达成新的共识，形成新的价值观。

具体到文化软实力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我们的期望还存在着差距。客观讲，我们比较擅长搞经贸，而在文化方面还比较笨拙。希望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建设文化大国，在文化方面发挥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

王树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软实力强调的是文化和制度的吸引力、说服力。苏联一度拥有较强的软实力。比如，1929年到1933年期间，许多西方国家学习借鉴苏联的计划管理体系。同时，大批西方知识分子到苏联朝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曾经以苏联为中心，学习苏联模式。其时，俄语圈也不断扩大。目前俄罗斯的软实力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再也没有国家探讨学习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再也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像朝圣一般涌向俄罗斯，俄语影响力也大大缩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俄罗斯。但是，拥有硬实力而不善于运用软实力，一味用强，会使国家得不偿失。

然而，中国也不应一味强调软实力，还应该扎扎实实地发展硬实力，等有了硬实力的支撑，再深入探讨软实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修路建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是硬实力的体现，而不是软实力的体现。中国之所以在文化上吸引力不强，我认为更多地是因为硬实力还不够硬，硬实力到达一定层次，软实力是水到渠成的。

高荣国（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文学与文化软实力息息相关。推进“一带一路”、构建文化软实力，我们不仅要重视推介、输出中国文化，也要关注对方国家的经典文献对我们的关注。这对于构建中国的话语权、再塑造中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19世纪的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是俄国长篇小说的创始人之一，还是一位有威望的官员——财贸部的翻译。其作品《冈察洛夫环球游记》中对上海的描写大概有5万字。冈察洛夫批判中国宗教，尤其批判儒家思想。他认为，19世纪50年代的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游记里甚至说中国人落水是没人去救的，这带有严重的集体想象色彩。他还讲到中国没有爱国主义，汉语当中找不到爱国主义这个词。他认为，必须用东正教思想解决中国问题，让西方侵占亚洲，让欧洲人和中国人杂交，改良中国人的人种。这一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软实力输出应该谨慎对待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这种看法。

彭文钊（大连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俄语学院院长）：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有3方面的障碍：三方的政治合作与经济合作发展不平衡、三方双边及多边合作发展不平衡、三方文化交流不平衡。要克服这些障碍，文化认同至关重要。文化认同不断消除彼此间的负面文化认识，形成良性的文化认同。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三方可以遵循4个基本原则：一是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文化冲突；二是和而不同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化解中国威胁论、泛蒙古中心主义；三是宗教信仰的多元认同原则，避免实用主义的倾向；四是天人合一的原则，避免经济上的功利主义。

基于以上想法，我试图提出人文合作方面的一些策略与方法。第一，建立基于多元文化认同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第二，建立基于多元文化认同的科学研究合作机制。第三，加强基于多元文化认同的国际平台建设，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第四，加强基于多元文化认同的智库建设，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章忠民（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首先，“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明清以前的古代丝绸之路最大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促进了中国向西方文化学习。古代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宗教的繁荣，尤其是促进了儒、道、佛三教合一，并使其成为主流文化。其中，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一方面需要文化软实力为其开路，另一方面是我们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其次，文化建设有3种路径。第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能只强调文化的输出，还要虚心学习了解当地文化，输出和引进相结合。第二，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第三，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培育民族的海洋意识、海防意识。

最后，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释放它的文化意义？第一，经济贸易活动要和文化相结合。第二，将国家倡导的与民间自发的结合起来。第三，要把眼前利益和长远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全世界有四五百家孔子学院，其资金投入达几十亿，但被很多当地人认为是一种文化侵略。因此，可以考虑重新定位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不只教汉语、传播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人与全世界分享各自文化的平台。现在，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学习。学习全世界文化的精华，才是构建文化软实力最精要之处。

文化软实力重在有效地提升自身的智力和文化品质，促进自身的制度发展，否则，是无法对外推广的。仅仅站在一国立场上，硬实力第一。但是，国家是一个局部的、暂时性的概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一定要靠软实力，要靠文化促使全世界走到一起。“一带一路”建设要注重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构建命运共同体不能考虑自身命运，要更多考虑当地的命运。

胡元梓（《新华文摘》高级编辑、研究员）：

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文化软实力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上，我们可以从行政学角度、社会学角度、国际关系角度，还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提到马克思主义，首先不要想到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是历史分析。在“一带一路”软实力构建当中，如何处理历史问题，这是首先要把握好的。其次要注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要用辩证的、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结合起来看问题。最后，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不管说得多好，都要通过实践去贯彻实行。

“一带一路”的政策设计与认知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怎么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来推进整个“一带一路”倡议？

1.加强机制化建设。具体而言，可以从5个方面推进：领导人定期峰会机制、部长会议机制、以项目和产业合作为载体的机制、专家咨询委员会机制、权威信息传播机制。此外，从长期来看，行业协会机制、调解仲裁机制和法治介入机制也尤为重要。要以“一带一路”峰会为起点，积累新的南南合作成功的样本，初步提炼南南合作发展模式。

2.加强议题设置。创新合作话语体系是建设“一带一路”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具体来讲，要强调“破”和“立”：可以推出新型合作项目，把纷争、竞争的主导论调“破”掉；“立”更加重要，可以提出“南海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新型合作机制。

3.构建综合性的评估体系。过去的评估比较分散、零碎，要向国际上公认的、指标化的评估体系发展。通过峰会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动态调整和管理，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可以为构建新型国家合作乃至新型国际关系提供范本，这些机制化议题十分重要，需要不断加强研究。

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当前学术界对于软实力概念的使用比较泛化、任意化。有学者把公共外交等同于软实力，有些研究成果中的软实力概念更是脱离了约瑟夫·奈的本意。我们必须了解，软实力研究是政策导向型的，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策略，甚至是一种技术，所以应该回归政策本身谈论软实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结合“一带一路”讨论软实力问题非常及时。（1）“一带一路”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大部分从战略角度、产业布局、国民素质、宗教种族冲突等问题入手，结合软实力的研究比较少。（2）通过建立软实力研究中心，与“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相结合，成立一个学术共同体，可以把一部分分散的概念著作化和权威化。（3）将“一带一路”研究与软实力相结合，可以探索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软实力研究方法，创立一套权威的评价体系。（4）软实力研究一定要进入实践层面，结合“一带一路”研究，可能催生一套全新的调研体系。

陆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一带一路”不要泛化，“一带一路”应该有边界。第二，“一带一路”一定要有领头羊，中国要当仁不让。第三，“一带一路”一定要有核心。就是长三角这一块，真正的核心就是上海。“一带一路”是标准建设、制度建设，最终就是品牌建设，谁最有吸引力，谁制度建设最完善，谁有资格建这样的核心地位，上海当仁不让。第四，“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应该是市场经济，否则没有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战略目标：第一，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增长的第三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公正，用国际市场平衡国际秩序；第二，中国应该成为沿线国家贸易目的地国，应该成为美欧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国际市场；第三，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流通，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这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

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制度建设，要做到：第一，制定“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准入规则，包括对“一带一路”市场行为主体的确认等方面；第二，确立“一带一路”国际市场规范标准；第三，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仲裁。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当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处于低潮阶段，实际上软实力也处在低潮。“一带一路”和软实力结合在一起也许是比较重要的思路。当前，如果我们高举全球化或者新兴全球化旗帜，可能会使得中国和欧美一些冲突加剧。在全球化低潮阶段，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跟国际大气候有点逆行。

软实力在当前与“一带一路”、中国外交转型最相关的就是国际领导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在“去全球化”大的形势下，美国出现了平民主义、民粹主义，欧盟也面临退欧的挑战，国际领导出现了真空地带，需要由中国去做领导。而中国的领导人也不像过去那样韬光养晦，似乎要去填补这个全球领导的赤字、缺口。这是一种软实力的转移，是国际领导地位的转移。但我认为，所谓的“领导地位真空”并不存在。而且，约瑟夫奈曾经指出，支票和援助不是软实力，是硬实力。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当前的短板就是软实力。

黄军甫（东华大学MPA中心主任、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自觉走出去的重要方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全球秩序被颠覆。“一带一路”的提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诉求，表明中国方案正在成为世界方案。欧美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表明，全球化陷入了困境。当前的世界西方说服不了东方，东方也说服不了西方，全球秩序被动摇。这时，全球亟须建议一种新的共识。如果全人类，尤其是政治家不坐在一起寻找共同方案，不对话，不达成一种共识，很有可能导致世界战争，最终导致人类灭亡。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重要、实实在在的方案，不仅包括经济上，也包括文化上，它不光是一种硬实力的推进，也是一种软实力的推进。

郭学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教授）：

长远来看，“9·11事件”以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标志着美国软实力开始走下坡路。因为这些战争被认为是非法的，引发了穆斯林世界与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摩擦，两大文明的冲突在西方国家生活中随处可见。美国软实力从伊拉克开始下降，美国价值观已悄然发生变化，特朗普如果回归到小布什时期的状态，两大文明将有一次决战。

在美国强调价值观回归、强调美国利益第一的时候，有必要反观中国能不能负担过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但中国提高软实力恐怕远远不止这些方面。提升软实力应该有一个提高总体的思路，要找出问题并进行解决，更加理直气壮地推展我们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制度与治理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制度和治理是软实力研究的重要方面。制度是软实力的重中之重，制度软实力主要是国内制度建设问题和国际制度建设问题。国内制度建设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二、如何和国际法、国际规范对接。关于国际制度建设有几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继续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二是创立新的国际机制，主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建立一个国际机制，这是当前软实力最大的机遇。目前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建设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实际上在制度统筹上还是不够的。

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进行全球治理或者地区治理，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进行国家内部治理，内部不治理好，国家是没有正面形象的。当前我们国家软实力建设面临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断裂。这个断裂具体细化在政治方面，就是官民关系弱化，政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在经济社会层面的断裂，就是体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不仅仅是东西部城乡之间的差异，还有阶层之间的差异。这个两极分化最后还表现为一种代际关系，代与代之间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越来越少。另外一个是文化领域的断裂，主流意识形态教化能力越来越差，教化能力极度弱化。

张玉（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市场主导型的，首先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然后推动意识形态的创新，从而进行社会变革，其软实力的构建体现的也是一种由市场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方式，政府在软实力构建中起到的是弥补市场不足的小政府职能。中国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中走向现代化，政府一开始就是大政府，能够统筹全国的资源，建构强政府模式。中国的强政府模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打破区域发展，实现民族自强，构建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制度范型。因此，在推动软实力构建中，政府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谢京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制定“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这条“一带一路”路上，未来能够赢得世界的是我们的自主品牌。我们怎样打造自己的中国品牌？

首先，中国品牌要走出去，必须以诚信为本，技术为先，杜绝假冒伪劣，确保中国制造技术领先，在“一带一路”把中国品牌树起来。第二，技术要跟上，创新开发力度要加强。品牌上去了，我们在“一带一路”上才有号召力，才有感召力。技术先进，质量上乘是品牌之本，才能赢得口碑。第三，品牌需要融入文化，讲好中国品牌故事。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可以通过“和”来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讲国际故事的能力还不强，在“一带一路”上，如果中国品牌讲不好中国的故事，也不可持续。第四，应对变化，积极制定设计我国品牌，使之符合国际发展的规则。具体而言有三点：（1）标准要符合“一带一路”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要求，充分考虑沿途国家的情况，增强包容性； （2）在进出口品牌中，要注意规则的平衡，在“一带一路”中不能简单输出，“一带一路”其实是平台，是互惠共赢的，不能只进不出；（3）要积极倡导有利于“一带一路”品牌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在“一带一路”上，唱响中国品牌。

姚勤华（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建设“一带一路”，第一，要有设施的互联互通，从一个点辐射到不同城市，要把重要的港口建设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第二，中巴经济走廊非常重要，中巴铁路的建设有战略意义，但困难在于这里存在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安全因素；第三，伊朗的恰巴哈尔港（位于印度瓜达尔港100多公里外）对中巴走廊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搅局”因素。印度将中国建设瓜达尔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视作重大威胁，于是和伊朗共同建设恰巴哈尔港，一是实现战略制衡，二是实现战略西进。恰巴哈尔港和瓜达尔港两者都在竞争谁可以成为中亚国家的出海口。

面对恰巴哈尔港可能的“搅局”，中国现在大致有三个对策。第一，对恰巴哈尔港要有限介入。从经济上考量，恰巴哈尔港作为将来发展的经济和工业中心，我们不去建设，其他国家会去建设，不能放弃这个商业机会。从政治以及战略上考量，伊朗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可以在西亚作为制衡美国的重要棋子。第二，应尽快使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有成效，使巴基斯坦成为“一带一路”示范国家，使瓜达尔港成为一个示范港，这样“一带一路”的效益就产生了。第三，我们要对接印度的西进战略。印度作为大国其发展不可能依附中国的“一带一路”，它有其自身发展的考量。它想开发利用中亚，中国也开发利用中亚，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印度陆上丝绸之路是相吻合的，所以可以从战略上对接，化解印度与中国战略上的对抗。目前，大国间的战略错位非常严重，所以“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非常重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仅仅是一方面，能不能对接，是另一方面，而且比前者更重要。所以，我认为国家战略是否顺应国家发展大趋势，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陈伟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带一路”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但还可以加两个字：共治。一个持续的可以建造的东西，一定要管理，一定要治理。沿线那么多的标准，包括各种金融制度、贸易制度，没有一个通行的规则是行不通的，所以说“一带一路”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还要提“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