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红

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

文/林红

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发生与蔓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根源，有其一定遵循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路径。民粹主义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爆发，汇集了此前至少三十年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小小的民粹运动，这一波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在所谓右翼民粹与左翼民粹同时出现的现象背后，我们发觉了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尖锐对立。

民粹主义的界定及其在历史上的三次浪潮

民粹主义的概念十分单薄，只有一个所谓“民众中心”或“人民至上”的核心。西方学者们发现，对于民粹主义，除了“崇尚人民”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纯洁的人民VS腐败的精英”的二元思维框架外，似乎很难形成其它共识了。

传统观点对民粹主义有两种解释框架，分别给民粹主义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名声。一种是价值层面上的民粹主义。它被称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或“下层人民的主义”，它推崇平民大众的价值、理想与利益，强调他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首创精神。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关注社会正义与经济平等的社会理论，体现了维护大众利益、维护平等公正、崇尚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外来干涉等正面价值。另一种是工具层面上的民粹主义。在西方政治中，被指称为民粹主义者“意味着鲁莽、不审慎的煽动”，一些政治人物“越过其他政党而直接呼呼民众通常被认为是声誉不佳的，因为他们常常是妄许不能兑现的诺言，空开世上没有的药方”。为了获得最广大的民众支持，民粹政客常常借由甚至夸大外在的危机或威胁，煽动民意，吸引民众扈从，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装饰品，是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

民粹主义尽管概念单薄和形象冲突，但是它出现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却有着将近150年的历史。今天这场盛行于欧美的民粹浪潮之前，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一共出现过三次高潮。民粹主义的第一波由1870年的俄国民粹运动和1892年的美国人民党运动构成。这两场运动出现于正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俄美两国。1874年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发动“到民间去”运动，试图发动底层的农民阶级，解决正在瓦解中的俄罗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几乎同时，美国西南部农民精英的“农民协进会”、“美钞派运动”开始为“人民党”的成立积累农民斗争的经验，1892年“人民党”成立，正式开启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第一波俄美民粹主义运动是两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农民运动，都表现出鲜明的左翼激进主义色彩。

民粹主义的第二波当属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拉美民粹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拉美民粹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它是一场出现在拉美多个国家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左翼群众运动、劳工运动。其二，这一运动证明了民粹运动与卡里斯玛政治权威之间的复杂联系。其三，拉美是全球政治中少有的、为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提供过长期实践的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拉美民粹运动既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更是一场浩大的左翼劳工运动，拉美民粹并没有明显的极端右翼的民族主义因素，它有抵制和排斥外国力量侵入的主张，但更具左翼的阶级政治色彩，“可以被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民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

民粹主义的第三次浪潮是民主化转型在亚太国家与地区带来的副产品，以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粹运动声势最为浩大。民粹主义运动为这三个地区带来大致相同的命运，韩国从民主转型的阵痛中走出来，进入了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阶段，但仍然时常为反政府、反权贵精英的大众运动所困扰；台湾政治经过多次政党轮替进入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巩固阶段，但是始终被民粹政治所裹挟而难以预测；泰国则陷入民粹政客与军政权交替上台的拉美式民主怪圈。这一波浪潮所波及的主要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主要矛盾集中于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集中于以经济议题为核心的贫富之争问题，因此，从意识形态光谱上看，这些民粹主义运动基本上仍然属于左翼阶级政治范畴，它的社会基础以贫穷无权的中下层民众为主。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三次浪潮基本上都是阶级政治的反映，有着比较突出的左翼色彩，从19世纪末的美俄农民阶级、20世纪中叶的拉美劳工阶级，到20世纪末亚太地区的追求分配正义的底层民众，他们坚决地反抗腐败的政治经济精英，追求平等正义。与这三次民粹浪潮不同的是，今天新一轮民粹浪潮的极右翼趋势开始突显，阶级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政治表达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左右两极化同时发展的情况。

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现象

21世纪初叶的全球化时代迎来了民粹主义的第四波浪潮。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席卷大西洋两岸、震撼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它以维护民族传统、反全球化、反外国移民、反高失业率为诉求，与左翼与右翼党派不断扩张政治影响有直接关系；而在美国，从“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再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民粹主义从左翼和右翼两个方向对美国的主流价值与政治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光谱十分复杂，在本次浪潮中的特点是同时出现左右极化现象，欧洲民粹势力的扩张和特朗普的胜利较明显地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右翼威权趋势，而一些南欧、东欧民粹政党和美国民主党的桑德斯参选则代表着民粹主义的左翼改良趋势。

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和北欧是一股正在上升的强势力量，在美国则因为特朗普的出现也日益集结成为一种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力量。欧洲政党政治中最有影响的右翼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利益之上的右翼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它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或可称民族民粹主义，主张优先保护本民族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同时“强调通过政治强人剥夺寡头的权力，把权力直接还给人民”。在美国，特朗普的主张接近欧洲右翼威权民粹，他的两条竞选口号都散发出回归民族与传统、国内利益至上的民粹主义气息，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口号之下，特朗普要将美国的大船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采取高关税等重商主义手段减少贸易逆差、扩大国内就业；“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意味着“再度伟大”的“美国”将是以白人为主体的“旧美国”，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使用“我们”(We)，意即他和他的支持者构成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我们”，由“我们”使美国再度伟大的，而黑人和拉丁裔则不属于“我们”。政治经济学家赖克认为，“右翼威权民粹主义常常会将弱势的少数族群体当成替罪羊，包括移民。”

左翼民粹主义沿袭着民粹主义最正统的以阶级政治为核心的历史道路，专注于反对造成贫富悬殊、经济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弊端。民粹主义的左翼路径最初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某种联系，仍保留新左翼意识形态、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现代欧洲左翼力量已经放弃了革命路径，倡导改良。左翼的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强调通过经济再分配以保障平等正义，倡导累进税制、强福利国家和公共服务。一般而言，左翼民粹主义是左翼阵营中一种专注于阶级政治、经济议题的激进政治形态，它站在经济上弱势的底层阶级立场上，要求限制大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力，支持制定可以保障广泛的财富共享和平等分配的法律和规则。

必须承认，民粹主义第四波的两极化趋势并不平衡，虽然左翼民粹主义因其改良气质而更具包容性，但在西欧和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不如右翼民粹主义，就势头而言，狭隘和排它的右翼民粹比左翼民粹更为强劲。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金融危机后全世界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民粹主义主要来自右翼，而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他将其归咎为左派思想的缺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劳工阶层在不断萎缩，劳工运动已经近乎偃旗息鼓，贫富分化、经济不平等现象与其它非经济议题交织在一起，单纯的阶级政治议题很难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而一些因全球化引发的诸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种族多元、文化宽容等议题则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党竞选纲领。而历史发展又出现吊诡的一面，左翼政治在复兴之时却面临新的挑战，因为它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21世纪初叶，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后物质主义议题大量涌现，左翼思想和政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中产阶级，而越来越多的劳工阶级转而支持右翼保守主义。

虽然左翼政治相对衰微而且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但是在这一波民粹新浪潮中，它却与右翼同时再现。金融危机后，左翼民粹主义在南欧的繁荣与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的强势回归，美国大选则是同时出现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这种情形绝非偶然，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所指出的，尽管桑德斯和特朗普在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光谱上位于对立的两极，但是特朗普的言辞中隐约可见桑德斯在反大财阀、大银行家时清晰表达的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愤怒。西方民粹主义政治两极化的同时兴起，与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有密切关系，它们肇始于同一种根源。

新自由主义迷途：民粹主义两极化发展的制度根源

新自由主义是近3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包罗众多学派与思想的、在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等三种体制中都有充分渗透的理论体系，它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三个层面上确定了全球化的基本形态，而正是在三个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激发了民粹主义左翼与右翼的同时爆发。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政策，这套经济政策自80年代以来运行了将近30年，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进而引发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最终结出了恶果。这些恶果除了因缺乏国家有效干预、放松金融监管而导致经济复苏乏力、虚拟经济膨胀之外，最严重者是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剧，经济不平等现象越演越烈，普通民众在经济上的被剥夺感空前强烈，经济焦虑成为社会秩序失衡、分化的导火索，惊人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撕裂多元化的社会。

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而具体政策诱因则起自于里根时代的金融化和减税政策，美国在1980年以后大幅削减最高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导致顶层1%的社会成员的财富流动率极低。左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对财富分配不公、阶级剥削加剧现象的激进主义回应，它以身陷经济焦虑的底层或中下层民众为社会基础，追求平等公正，主张分配正义，它比右翼民粹主义更具变革意识，更有完整的经济主张，如左翼民粹主义反对市场扩张，主张国家干预，支持充分就业、高工资、最低工资保障、限制外国公司、偏好公共部门而非私人部门等政策，其标志性经济主张就是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正是引发左翼民粹主义情绪、将阶级政治议题重新推上前台的重要根源。

其次，新自由主义在传统价值与民族文化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正是文化价值上的变迁激化了身份政治和其它单一议题政治，使得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得以萌生。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一种信仰，即自由、多元、宽容、开放将带来更和谐、富足与共享的生活。然而，对于在美国人口结构中比例不断缩小的白人蓝领阶层来说，自由流动、开放多元的社会并没有带来不断提高的生活；对于基督教福音派来说，新移民的涌入使得基督教徒的人数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开始下降，并且同性婚姻合法化还强烈地冲击了基督教的道德底线和家庭价值观。与他们深有同感的，还有那些年长者、低教育水平者、低技能劳动者，这些人被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远远地抛下，不仅在经济上与富有阶层存在着阶级分化，而且在文化价值与身份认知上面临巨大的威胁与刺激。全球化的失意者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冲突甚至道德上的分歧，他们的内心深处会产生对于主流价值、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叛逆情绪，更倾向于支持极端保守的、本土与传统取向的右翼立场。

最后，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民主价值，在政治上建立了一整套代议民主制度，但是，这套政治制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暴露出严重的缺陷，主流政党面临代表性危机，民众对政治日益疏离、反感。结果便是欧洲激进的左翼政党和保守的右翼政党都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美国则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内分别出现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分化势力。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即使是做得最好的发达民主国家，其公民在政治资源、参与能力和参政机会方面也仍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资源、地位和机会以及知识、信息和认知能力的分配造成的”。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并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就民主政治的初衷而言，代议制民主应以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的代议、代表的过程中，民意被稀释，或被延迟，甚或被扭曲和被操作，所谓公民表决权、公民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旨在弥补代议制缺憾的直接民主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行使。被称为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诺姆.乔姆斯基尖锐地指出，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可笑的，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政治权力和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所向往的政治制度不能仅仅通过立法手段使之存在就可以让它有效地运转了，它们必须“在人民心灵的习惯中赢得一个位置”，换言之，代议政治、政党政治即便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必须在民众那里产生回响，而不能仅仅成为精英阶层角逐权力的游戏。

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两极化趋势是当今时代的新产物。 21 世纪初叶的全球化时代，因财富分配不均引发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导致了左翼民粹主义，因传统文化与价值被改变引发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造成了民粹主义两极化同时出现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终究不会成为一个持久的社会政治现象，纯粹的民粹主义经济策略在全球化时代缺乏成功实践的条件；而诉诸激情政治或情感维系的民粹动员也很难持久。当失衡、走偏的政治经济得到矫正时，民粹主义浪潮终会消退，但当民众不满再次积聚并爆发时，它又可能卷土重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摘自《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