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瑜

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

文/刘瑜

民主政治与民粹政治

民主和民粹，具有高度重合性。它们都以“民意的合法性”为其话语核心，并以此反对缺乏民意基础的专制政治。问题在于，尽管高度重合，“民主”与“民粹”是否存在相异性？如果存在，如何界定？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就民主的理论传统而言，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一种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种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后者，那么，本质上“民主”必然走向“民粹”；而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前者，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区分民主与民粹的钥匙。

“多元式民主”相对“一元式民主”，这个分野从何说起？简言之，分野在于对“民意”的认识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是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整体性“人民意志”或“人民利益”，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民意”？选举，作为一种民主技术，是用以发现“那个”人民意志并为其道德合法性进行论证，还仅仅是一种决策的效率装置、“多数民意”无论技术上或道德上都不应取代“多元民意”？

“多元式民主”秉承汉密尔顿—熊彼特—哈耶克的传统，认为“民意”是多元的，因而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意见）都应有表达渠道。他们恐惧“多数暴政”，认为应以自由制度安排（财产权、市场自由、言论自由、少数权利等）约束稀释多数偏好。“一元式民主”则以卢梭—新左派为主线，倾向于将民意本身视为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源泉，解除对这一意志的束缚。尽管卢梭的概念是“公意”而非“众意”，但是假定民意是一个单数形式（general will，而非general wills）并进而假定这个意志客观存在，本身就蕴含了极权政治的种子。

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多元式民主注重权力制衡与分散——多数与少数、精英与大众、中央与地方、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相互制衡并共享权力。相对而言，一元式民主倾向于一种可被称为“选举霸权”式的制度安排，选举产生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收编”立法和司法部门，被“拧成一股绳”的权力又进一步吸纳公民社会、媒体、企业与市场，最终“多数民意”通过选举的胜利得以统领整个社会。很大程度上，当代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普京的俄罗斯或者埃尔多安的土耳其，都是这种“一元式民主”的代表。与威权统治不同，这些国家存在着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又与自由式民主不同，其当选政治家往往大幅剪除整个社会的多元性，试图将所有权力机构乃至公民社会“统一”到一种意志之下，而其胜选的事实亦使其“赢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的道义合法性。

对两种民主做出区分之后，民主和民粹之间的区分就相对清晰。简言之，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一元式”的，是“选举界定民意，民意统领一切”，那么民主和民粹就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只有当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自由式的、多元式的，我们才能找到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民主的多元性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民主和民粹的区分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讨论自由式民主与民粹主义的界限。

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天然导向社会分层。因此，区分（自由式）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一个标志是对精英主义的容纳程度。自由式民主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精英主义，而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在此，精英主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智识的。

第一，经济上而言，（自由式）民主容纳相当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并认为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是政治权利的基本保障；而在民粹政治中，经济自由常常屈从于其他政治价值——对于左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往往与“平等”相联系，而对右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则与“身份认同”相联系。

第二，政治上而言，民主政治也比民粹政治更能包容政治精英主义。尽管自由式民主作为民主，必然要求政治权利的平等，但它并不保障、亦不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如果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并善于运用组织、资源、话语权或话语能力去获得政治影响力（在最直观的情况下，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投票），从而造成影响力的不均，那么这个局面并没有道德上的不义性，正如一场赛跑需要保障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并不保障每个人的速度一样快。

第三，智识上而言，自由式民主更强调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观念合法性，而不是仅仅以人数（“多数”）或者身份（“白人”“穷人”“We are 99%”）来自动获得合法性。比如，诸多调查显示，在一系列科学问题上（比如全球变暖、核能源、转基因），大众和科学家的观点常常存在落差。此外，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大众的态度也常常不同，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将容纳甚至要求放大“专家”的声音。当Gilens以“中上阶层对政治的影响力超过中下层”来批评美国民主时，很大程度上他是在以民粹式民主的尺度作出批评。

当然自由式民主仍然是民主，因此与威权主义不同，它反对封闭式的精英主义，而要求一种开放式的精英主义——政治家需要通过选举上台、企业家需要通过创新来获得市场、专家需要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影响力。换言之，精英或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人有资格垄断精英位置。本质上，自由式民主依赖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的平衡，而民粹政治信奉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

一个反讽的局面是，虽然民粹主义敌视精英主义，但它却往往比自由式民主更容易走向“强人政治”甚至“独裁政治”。可以说，民粹民主有滑向民粹专制的天然倾向。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首先，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去唤起和表达。由于对“精英建制”（elite establishment）的敌视，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个“孤胆英雄”式的人物去树立一个“反叛”的旗帜。其次，由于民粹政治试图以民意为名将所有的政治力量“拧成一股绳”，将分散、多元的权力收拢为集中的、一元的权力，它倾向于借助“选举霸权”拆除政治制衡。

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

当代美国，左翼和右翼两种民粹主义都在强化——至少他们彼此认为对方是民粹主义。就左翼民粹主义而言，很多人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后来的“桑德斯旋风”是其表现。就右翼民粹主义而言，则先有茶党运动，后有川普现象。

两种民粹倾向各自的根源并不相同。要理解当代美国右翼民粹的根源，必须从美国左翼民粹说起，因为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应对。概括而言，左翼民粹倾向的土壤，在于“权利观念”的不断泛化，而不断上涨的权利预期与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之间的裂缝和张力越来越大。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则很大程度是对美国左翼自由派在长线历史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一种反弹——它之所以演变成民粹主义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右翼民众认为右翼“建制派”对于左翼的挑战应对无力。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是因为左翼越来越无法容忍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秘密”，而右翼对左翼“节节胜利”的趋势产生强烈的怨恨。

就中长线历史而言，相比保守右翼，自由左翼在美国主流政治中留下了更持久的遗产。无论是罗斯福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工保护法案、累进税体系，还是约翰逊时代的医保体系、平权法案和扶贫项目，或是1970年代的联邦选举法案以及女性堕胎权，更不用说在联邦制中联邦政府的逐渐坐大，都早已成为美国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无论是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还是镀金时代的经济放任主义，显然处于衰势。

尽管里根时代开始的所谓“保守主义回潮”，一定程度上让这种“自由左翼上升、保守右翼衰退”的趋势刹车，小布什政府的八年更是一度让许多人为“新保守主义”的再现惊恐，但这种刹车更像是历史以“进两步退一步”方式前进过程中的“退一步”，而不是对历史趋势整体性的逆转。事实上，里根和小布什时代到底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平台期”还是真正的“逆转”，都并不明确。经济上而言，里根时代只是使联邦政府的开支停止上涨而已，而不是使其真正下降，而小布什政府医疗改革的思路其实合乎“进步主义”。

有趣的是，不断拓展的权利和福利并没有平抑自由左翼的不满，反而滋养了当代的左翼民粹主义。这一点看似费解，实则并不难理解。现实的变化速度跟不上人们“权利预期”的上涨速度，因而尽管权利和福利总体而言在改进，但是左翼的“相对剥夺感”在强化。这一“相对剥夺感”的后果，是美国政治中持续了数百年的精英主义成分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左翼民粹认为，福利和扶贫措施乃至平权法案还远远不够；对商业和金融精英的管控和税收远远不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令人愤慨（哪怕整个社会总体而言都在变得更加富裕）。而最糟糕的，是“富人”比“穷人”的政治影响力更加显著，似乎“权利平等”必须带来“影响力平等”才合乎正义。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桑德斯现象”的基本背景。

当左翼从其理想主义的权利预期出发，看到的是精英主义劫持了美国的民主；右翼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在他们眼中，美国政治历史是一个“自由左翼节节胜利、保守右翼节节败退”的历程。古典意义上的“市场自由”早在1930年代随着 “洛克纳时代”的终结而终结，福利制度的泛滥正在瓦解美国传统清教徒的“工作伦理”；黑人在“平权法案”之下受到了“优待”，而“中下层白人”成为被遗忘甚至被污名化的群体；传统文化价值在不断消融中——女性堕胎权在法律上难以逆转，同性恋的婚姻权成为历史趋势，而美国的非婚生子女在所有儿童中占比已经高达41%；国界线的不断开放不但恶化了本土的安全局势，而且威胁了本国中下层的就业机会。当他们看到自由左翼还在争取更多的福利制度、更多的黑人保护、更激进的文化变化以及更开放的国界线时，可想而知他们心中的怨恨。

如果说左右翼历史地位的相对变化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一个原因，这种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势则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二个原因。任何国家的未来政治都难以预测，但是美国社会的两个变化足以令右翼感到前途暗淡——一个是美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另一个是美国人的代际观念变化。就族群结构而言，研究显示，白人将在美国的人口结构中不断缩小（到2055年白人将不再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而少数族裔将不断增加（其中拉美裔和亚裔增长最快，而黑人比例基本不变）。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少数族裔更倾向于给民主党投票。就美国人政治观念的代际变化而言，一个清晰的趋势是，越年轻的美国人通常越左，而年轻人是“未来的主人翁”。由此可见，共和党的主要选民基础——白人、年龄偏大以及教育水平偏低的选民在不断缩小，而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非白人、年轻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在不断扩张。就长期后果而言，除非共和党大幅调整政纲，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进入了衰亡期，美国的两党制将从所谓“左右之争”走向“左与更左”之争（即“克林顿党”和“桑德斯党”之争）。从这个角度而言，川普的崛起可以说是保守右翼民众绝望之下的“垂死挣扎”，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旧美国”冲下山坡时的本能与理性选择。

文化精英系统化的“自由派偏见”是保守右翼“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所谓文化精英的自由派偏见，是指整个文化产业不成比例的自由左翼倾向，这在媒体、高校和文化工业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则是右翼民粹化的第四个原因。各种调查都显示，川普最大的支持群体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尤其男性）。在这个群体中，大约55%支持川普，只有30%支持希拉里，而在几乎所有其他选民群体中，希拉里都占优势。经济上而言，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从1971年到2015年，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其人口比例在缩小（从61%到50%），财富也在明显缩小（从62%到43%）；而在各个群体中，经济地位下降最严重的，是“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被遗忘的人”——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有学位的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而福利和扶贫项目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黑人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但很多“没有学位的白人”作为曾经的“中产阶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地位不断下滑至“低收入阶层”，其怨恨不难想象。

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最后一个——但绝非最次要的原因，则是穆斯林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浪潮。这些恐怖袭击成为欧美各国“排外民意”不断上升的一个直接导火索。这种焦虑不但是安全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由于穆斯林的出生率普遍偏高，穆斯林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上升，据估算到2050年将与基督教人口基本持平。在美国，穆斯林人口虽然不会以同样比例上升，但基督教徒比例会严重下降、“清教文化”将被大大稀释，则是历史的趋势。

左翼由于权利观念的不断上涨而民粹化，右翼由于“失去历史和未来”而不断民粹化，政治两极化将给美国带来什么后果？长期来看，美国政治的未来令人担忧。固然，一种理想的情形是，美国主流政党通过吸收部分民粹议程来推动温和改革，以此防止革命或者“反革命”，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从代际观念变化出发，美国未来的最乐观情形，是通过又一场“进步主义革命”（桑德斯革命）将美国建设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欧洲式的国家。但是，且不说欧洲自身也正在陷入“左右两极化”，问题在于，当美国不再是美国，由于全球安全体系、贸易体系和创新体系的变化，欧洲还能否是欧洲？并且，当欧美的代际观念继续左转，观念的多元性迅速消失，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防止桑德斯成为查韦斯？

如果说乐观的情形是美国的欧洲化，悲观的情形则是美国的拉美化。无数研究显示，美国当代政治两极化程度是二战以来闻所未闻，而两极化——正如埃及、泰国、阿根廷等地历史显示——对于政治发展极为不祥。问题在于，很难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会在可见的未来消失。滋生左翼思潮的“权利观念泛化”趋势还在继续，可能突破“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平衡点，形成“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优势，而右翼在左翼攻势下越来越绝望愤怒，以至于“狗急跳墙”，也可能变成一种极端主义势力。持续的政治僵局和频繁的街头运动还不是最糟的情形，拉美化的最经典局面，是左翼通过其“数量优势”不断赢得选举，并逐渐将分立制衡的“多元式民主”改造成赢者通吃的“一元式民主”，而右翼在选举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之后，开始诉诸政变、暴力和极端主义组织。这一情形如果出现，不但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存在性危机，而且意味着二战以来大致维持了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体系的衰落。到那时，世界将向何处去，会否堕入一个无序的“自然状态”甚至一个核扩散深渊，就难以知晓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摘自《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