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建标

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

文/马建标

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对一战时期的中日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二十一条”交涉的历史叙事为基础形成的“国耻记忆”。如果把“二十一条”交涉视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中日外交战，一场有民众广泛参与的舆论战，那么由此而形成的战争记忆如何影响了一战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应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虽然“二十一条”不是中国人遭受的第一个国耻事件，但其在近代中国人历史记忆中的重要性却是其他国耻事件不能比拟的。由于“二十一条”的存在，中国第一次有了法定的国耻纪念日，将国耻教育内容编入学校教科书，把教育对于国家主义启蒙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耻记忆是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其目标在于培养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是一次国家主义的精神启蒙。本文试图探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在一战时期的形成与演变，考察国耻记忆如何培育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国家认同。

“二十一条”成为国耻记忆

根据日方的要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原本是一次绝密的、非常规的外交事件。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袁氏“绝对保守秘密”。因此，“二十一条”要成为公共性的国家耻辱，首先必须被泄密。袁世凯起初对于“二十一条”是否应该泄密持犹豫态度，但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鼓励下，将“二十一条”内容以及谈判过程及时透露给了国内外媒体。中国报界针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系列报道是培养公众关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最早的宣传资料。在交涉期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日期5月7日和中国对日本通牒的覆文日期5月9日，随后成为象征“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两个重要日期。最早意识到“二十一条”交涉具有特别的“存史价值”的北京政府官员，首推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顾氏认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有损国家主权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5月13日，陆征祥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向中外宣告了中日交涉始末。北京政府此举，既是向后世有所交代，也是为了向民众灌输国家主义观念。

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北京政府已经意识到“二十一条”可以成为引导公众舆论、抵制日本外交压力的“特殊武器”，也意识到如果对“二十一条”加以有效的宣传利用，就可以强化民众的国家观念，进而产生维护政府统治的效果。因此在中日交涉期间，中国政府虽然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发出取缔反日运动的命令，其实不过是敷衍日本的一种外交策略。不过，当中日交涉结束之后，民众运动已经对政府外交失去后盾的作用，袁世凯政府开始真正下决心彻底取缔反日运动。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则利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进行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动员。早在4月22日，中华革命党就从日本向国内、新加坡、旧金山等地散发关于“二十一条”交涉的通告，攻击袁世凯“为卖国之罪魁”，呼吁“讨贼不容缓”。很快，北京政府就意识到中华革命党人对其国耻记忆控制权构成威胁，北京政事堂在5月24日致电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指示“报纸造谣，党人煽乱，亟应查禁”。次日，袁世凯又下令究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消除革命派关于“二十一条”的负面宣传，北京政府试图控制有关“二十一条”交涉的解释权。并且为了防止革命党人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转化为革命动员的政治手段，1915年6月19日北京政府又出台《惩办卖国贼条例》，其中对卖国贼的定义是针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因为北京政府获悉孙曾向日本许诺，“日本可以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

简言之，“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培育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革命党人，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二十一条”作为一种国耻记忆，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有效武器。

尽管《民四条约》是在日本的威逼之下签署的，但北京政府也难逃“御国无能”的干系。一个值得注意的舆情变化是，自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要求之后，“人心始去”。 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据此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历史就是袁世凯“甘心卖国”的历史;换言之，孙中山是在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作为革命动员的宣传依据。如果说北京政府与革命党人对“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关注更多基于政治竞争的考虑，而一般社会各界对国耻记忆的关注则更多担心国人的遗忘。

中国社会各界保存国耻记忆的努力

中国社会各界的舆论领袖从传统耻感文化中发现了国耻记忆的存在价值，他们认为保存国耻记忆有助于强化人们的国家认同。但是，舆论领袖们也非常了解国人的心理毛病，此即对国耻的健忘，这令他们非常担忧。

上海的舆论领袖率先将国人的健忘问题提了出来，并将“健忘症”与国耻联系起来。5月10日，包天笑发表时评，“警告吾健忘之国人”，呼吁国民“以此次日本之哀的美敦书为吾国人补脑药之保证书，以疗健忘之病”。7月25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篇日本人写的《支那国民性之特征》的译文，文章指出中国国民性的一大弱点就是健忘。借用日本人对中国国民善于健忘的批评，这显然是一种激将法，以此来引发舆论的关注。如何使国人克服健忘，牢记国耻，舆论界有不少讨论。一部分舆论领袖把国人的健忘症归结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要克服健忘症，只有改良国民性。但是，改造国民性毕竟非旦夕之功，而传承“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则迫在眉睫。于是，许多舆论领袖借助报刊媒体来强化“二十一条”国耻记忆。

集体记忆的形成终究离不开公共媒介的传播。“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要成为普通民众的集体记忆，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公共媒介对“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宣传。在这方面，报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报界深刻意识到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所以自觉地担当起塑造和传播国耻记忆的重任。传播是克服国人健忘、保存国耻记忆的有力手段，以期“记诸书册之上，传诸父老之口”。报界人士还将国耻记忆与国货消费联系起来，通过传播“二十一条”国耻记忆来振兴国货。为了促进图书销售，出版界策划的国耻书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这些国耻书籍被列为国民必读之书。对出版界而言，“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培育是一次目的明确的出版策划，他们以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为契机，有意识地培养读者对国耻知识的阅读兴趣，利用民族主义思想的权威来影响读者的阅读。

教育界也意识到普通人的“健忘病”以及国家观念的淡薄，他们把传承“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任寄托在青年一代。江苏省教育会的贾丰臻认为，此次中日交涉之后中国的教育观应该改变，新的教育观应该坚持“明耻”原则。四川省教育界代表王国璋、黄九龄、盛榕等人则提议四川省属各校学生“择日齐集文庙宣誓”，当众宣誓“终身不忘五月七日之耻”。在这种舆论呼声下，教育界开始把国耻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部门对国耻教育的倡导也得到了学生界的响应，他们对于传承国耻记忆的使命有着高度的自觉。

1915年5月底，广州学界在述善中学开国耻纪念大会，会议将国耻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国耻纪念的办法。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则集资刊印了该校教员石广权所著《明耻篇》一书。毛泽东读过此书后在封面上写下四句题词，以示报国雪耻之心，题词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毛泽东的国耻记忆感受，虽是个体行为，但也说明了国耻对于激发青年人的爱国情感，具有特殊的动员力量。

关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培育与传承，很难让人保持始终如一的热度。1915年表现得最强烈，而1916年和1917年的国耻纪念活动则趋于式微。原因之一就是北京政府不希望中日关系恶化，故对国耻纪念活动加以干涉。到了1918年，有关“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纪念活动又开始复苏，学生界是主要推动者。此时，皖系军阀段祺瑞领导的北京政府奉行亲日外交政策，但是青年学生则反对中日结盟。1918年《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署，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号召国内学生发起反日运动，抵制这一军事协定。此次反日运动也揭示，“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已经成为学生界反对中日合作的历史依据，成为其反日情绪产生的根源。

五四运动与国耻记忆的重构

“二十一条”国耻记忆是一战时期中国学生的特定集体记忆，也是各地学生在反日运动中的情感纽带。在一战后期，“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在学生集体记忆中日益居于核心地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耻记忆对学生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甚至成为一种“事实的压迫”；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令一般中国青年学生感觉“最为不安的几个历史事实”，首先就是“为一班人认为中国致命之伤的‘二十一条’”。

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其实就是将公众关于“二十一条”的国耻记忆转化为与此相关的以亲日派卖国贼为对象的国耻记忆。结果，亲日派政治人物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被锁定为卖国贼，从而使这一新的国耻记忆具有“目标明确和道理简单”的宣传效果，更容易深入人心，更容易进行政治动员。

在五四运动中，卖国贼之所以成为新的国耻记忆象征，与两种力量的推动有关：其一，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力量；其二，政治派系彼此竞争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国耻记忆实现了从“二十一条”到国贼人物的转变。

彼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主流的政治观念，不同政治派系都要借助民族主义的旗号以维护其派系竞争的合法性。随着中日密约，特别是关于山东的几项密约的公布，公众舆论逐渐聚焦于当年签署密约的责任人，也即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作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先驱，梁启超在巴黎和会期间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并将其运用到政治竞争中。以曹汝霖为代表的新交通系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皖系军阀的亲密政治盟友，该派系奉行亲日政策，也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政敌。于是，梁启超决定借助“山东铁路密约”攻击曹汝霖。1919年3月6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研究系干将汪大燮称：“为今计，惟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梁启超这封电报的用意很明显，首先就是将“山东铁路密约”与“二十一条”联系起来；其次是认为“山东铁路密约”造成日本与德国在山东权利上存在继承关系。根据这两点，梁启超提出要追究订约之人。按照梁启超的分析逻辑，既然1918年中日山东问题条约是由驻日公使章宗祥经办的，而此约又是对“二十一条”的“附加保证”，那么章宗祥就和当年参与“二十一条”交涉的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舆一样，都在出卖国家利益。如此说来，这三个亲日派人物都和“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联系在一起。在媒体的围攻下，曹、章、陆三人很快被锁定为卖国贼，一个关于卖国贼的新国耻记忆就形成了。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到卖国贼国耻记忆的转变，在记忆对象上是一次从条约到人物的转换。1919年4月12日，《晨报》发表时评，指出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与日本签署的合同，实际是在“拍卖”国家利益。在媒体曝光之后，曹汝霖等人所签订的密约成为热点话题。公众舆论将亲日派的卖国史定义为新的国耻记忆，并通过对亲日派操守的公开批判来捍卫民族主义的神圣性。

卖国贼历史的家喻户晓，达到了舆论领袖们的目的：告诉人们，谁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借以启迪人们的国家认同。而利用国耻记忆来凝聚人心，进行政治动员，既符合派系竞争的主观需求，也起到了培育国家认同的客观效果。

结语

早在清末，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舆论领袖曾有意识地重建汉族的历史记忆，以便重新定义“国”的性质，并将“‘国’与‘大清国’这个两百多年来不被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借以培育时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19世纪以降，随着欧美势力的侵入，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清帝国为了自救也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可以说，这些外患是促使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助力。一战爆发之后，列强在远东的国际均势被打破，日本试图独霸东亚，故在1915年提出意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突然让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不过这次民族危机也为中国国家认同的培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都在不遗余力地将“二十一条”培育成一个新的国耻记忆。

一战时期国耻记忆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保存国耻记忆和培养爱国者的阶段，北京政府、社会各界推动国耻记忆的传播，并将保存“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纳入学校教育计划，希望将青年学生培养成为拥有强烈国耻记忆的爱国者；第二阶段是揪出卖国者以及建构新国耻记忆的阶段。在此期间，构筑国耻记忆的基本素材都是围绕“二十一条”交涉及与此相关的亲日派人物的历史活动展开的。尽管国耻记忆的内容是具体的，有时甚至是选择性的、片面的、高度情绪化的，但是在国耻记忆的背后却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潜意识，此即中国人对日本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不安全感。有关“二十一条”交涉和曹汝霖等人卖国的历史故事在五四期间广为传播，既增强了时人的国家认同感，也影响了人们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简单地说，怀有这一国耻记忆的中国人自然地会把日本视为一个邪恶的敌国，他们从心理上必然是排斥日本的，进而排斥那些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亲日派官员。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国耻记忆与复杂的派系政治竞争纠缠在一起，其影响不再局限于对国家认同的培育，也关系到中国政局的走向。

一战时期，中国的国耻记忆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启蒙目的。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它的形成与重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以应付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质言之，在一战时期中国国耻记忆的演变背后，还隐含一个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也就是说，加强民族精神的内部团结才是救亡的根本。

虽然一战时期的中国国耻记忆只是近代中国整体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但它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如何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扮演了一个肩负着救亡启蒙神圣使命的社会角色。同时，历史记忆的政治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五四时期，这些特定的国耻记忆与中国的政界、学界、报界、商界甚至军界等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关系。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摘自《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原题为《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