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俊

(周口师范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电影艺术反映着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而对人性的关注、追问和反思则直接关系着电影在内容上的多维性以及能否让观众看到自我，看出共鸣。 《消失的爱人》(GoneGirl，2014)被认为是悬疑、犯罪类的电影大师大卫·芬奇对伦理类电影的一次尝试。电影表面上以零度情感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峰回路转的“谋杀案”，为观众揭示极端情况下婚姻关系的扭曲和阴暗，而实质上，《消失的爱人》对人物非正常的、畸形的人性进行了批判，从而使叙事超越了猎奇的层面而传递出一种人文关怀。

一、对畸变人性的展示

在《消失的爱人》中，“恶人”可以说占据了具有优势的比重，如艾米、尼克、律师以及艾米在旅馆遭遇的打劫情侣等。而那些难以被归类于恶人的人，如女邻居、记者、主持人等，往往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恶人的帮凶。电影以一种冷峻的方式展示出人们畸变、扭曲的人性。

女主人公艾米外表漂亮、智商过人，拥有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学位，是典型的名门闺秀。艾米在与尼克结婚之后，两人一度过着甜蜜的生活，每个结婚纪念日两人都会一起玩一个寻宝游戏来表达爱意。然而，艾米渐渐发现对方并不能对自己完全言听计从，并且尼克显然喜欢的不是真实的她，在想用怀孕来控制尼克失败，并且发现尼克出轨后，艾米精心设计了自己的消失。她先是长达数月地撰写日记，在其中铺垫自己的委屈，在“自杀日”打翻家中的家具，从自己的血管中抽血洒在地面和家具上并擦掉，甚至连寻宝游戏也指向尼克作案的动机，艾米甚至还使尼克失去了不在场证明。做完一切后，艾米携带现金开车离家，等着警察在搜集证据后逮捕尼克。

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艾米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她和尼克错误的婚姻铸就的。早在艾米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她就曾经陷害自己的前男友，控诉对方性侵她。而对于自己的丈夫尼克，性侵指控则被升级为能置尼克于死地的谋杀。正是因为艾米之前有多次假摔倒、假自残自伤的经历，才使她的假死天衣无缝。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经指出：“记忆绝不会出自偶然：个人从他接收到的多得无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只有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有重要性之物。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复用这个故事来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于自己的目标，并按照过去的经验，准备用已实验过的行为样式来应付未来。”在《消失的爱人》中，艾米至少先后三次陷害过喜欢她的男性，第一次为前男友，在被指控性侵艾米后身败名裂，直至尼克前去拜访他时他仍然没有从这一冤案中走出。第二次的受害者则是尼克，尼克也遭遇了人生中最严峻的一次名誉危机，甚至在警方草率的断案之下很有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牢狱之灾。尼克最后尽管洗脱罪名，却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艾米以尼克的救命恩人自居，尼克的后半生被关押在另外一个无形的、更为不见天日的“监狱”之中。第三个受害者则是德西。相较于前两者，德西对艾米付出得更多，艾米也明白德西的这份感情已经钻进了牛角尖。而德西对艾米的控制欲也是最强的，当艾米栖身于德西的湖边小屋时，她发现了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自己已经被软禁了。德西本人也有操控爱人的欲望以及表演欲，他所热衷的便是“英雄救美”这样的戏码。因此，德西付出的代价也是最为惨重的，他用自己的生命成全了艾米这次“谋杀秀”。

而尼克本人也并非全然无辜。他也有自私、薄情的一面，在厌倦婚姻之后，他先是疏远艾米，希望艾米主动提出分手，未果后他又背着艾米与学生偷情，在失业后长期在家中打游戏，甚至疑似殴打艾米等。而在洞悉了艾米的所作所为后，尼克则对艾米进行了妥协。

可以说，观众在《消失的爱人》中看到的不是一种向上、积极的生命驱动力，而是枕边人互相伤害、算计的恐惧和压抑，主人公所表露出来的阴毒、狠恶乃至狡黠令人不寒而栗。当艾米感受到婚姻并不尽如人意时，既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与爱人进行调和缓颊，也没有用正当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结束令人痛苦的婚姻，而是将卑劣的手段当成维护婚姻的技巧。在一次又一次的表演中，艾米已经人性全无；而谙熟艾米手段的尼克也被迫卷入表演游戏之中，逐渐失去人的本质而将自己变为另一个“艾米”。

二、对人性异化的溯源

从艾米的“前科”中不难看出，《消失的爱人》对于“性本恶”是持赞同态度的，然而对于男女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畸形人性，电影依然试图挖掘出他们异化的根源，即生存困境以及扭曲的婚姻关系。

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曾指出，人之所以会出现异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应有的物质资料；二是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荒谬而恶心的存在，荒谬造成了人被诸多偶然性所支配。因为物质资料匮乏，人不得不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在交往中互相利用。在《消失的爱人》中，尽管男女主人公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物质上的窘迫，但是他们确实处于一种生存困境中。艾米本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自幼衣食无忧，但艾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父母谋求物质资料的工具，艾米的父母为了漫画《了不起的艾米》而将艾米包装为一个人见人爱的“美国甜心”。艾米不满于这种包装(她之所以爱上尼克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尼克认为艾米比“了不起的艾米”更可爱)，但是也在这种包装中自小就学会为了物质而掩藏真实的自我；而尼克则是一个出身农村的普通青年，除了高大英俊的外表外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他接近艾米很大程度上不无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原因。在与艾米结合之后，尼克以孝顺的名义迫使艾米离开纽约来到乡下居住，这更是诱发了艾米的不满。当经济危机爆发，尼克和艾米双双失业时，他们更是失去了取悦彼此的动力。

在这样并不单纯的动机之下，艾米与尼克的婚姻关系很快就被异化了。观众不难梳理出这样一条情感主线，两人对彼此的亲密程度是与他们伪装自己的程度挂钩的。当两人一见钟情时，彼此都展现给对方一个虚假的自己，艾米是“酷女孩”，尼克则是一个温柔多情且不乏幽默感的人。而在5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断暴露，关系也渐行渐远。尼克身上自私、暴力以及依恋自己姐姐的一面展露无遗，而艾米虚伪、做作、心机深沉的一面也让尼克备感不安。根据艾米严密的设计，尼克很快就会因为涉嫌谋杀妻子而被关入大牢。然而一切又在尼克上电视节目改善自己形象时出现了转折。艾米看到银幕上那个将自己打扮成弱者和深情丈夫的尼克，心中萌发了强烈的回到他身边的欲望。实际上，艾米深知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而她之所以还按部就班地实施“自杀计划”，其目的在于，第一，她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尼克表示这是对他给自己制造痛苦的报复；第二则是证明她本人并不是一个在受到伤害以后选择宽容、谅解最终欺骗自己忘记过去、迎接新生活的良善之辈。在发现尼克还保留有演戏的能力后，艾米突然意识到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即与尼克一起继续扮演一对令世人称羡的神仙眷侣。在艾米杀死德西重归尼克身边后，两人本就已经异化的婚姻关系又多了一层异化，两人原本的貌合神离之上又蒙上了一层彼此内心更为抵触对方的貌合神离。而除此之外，围观这一事件的公众在电影中扮演的便是助纣为虐者的角色。面对媒体的报道，公众几乎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自身利益没有被影响的一方，公众对夫妇二人的支持纯粹是考虑谁显示得更加弱势，一种自认正义的同情心左右着公众的判断，这同样也是人性异化的一种表现。

《消失的爱人》和芬奇另一部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Club，1999)有着相同点。艾米和爱德华·诺顿饰演的泰勒一样，都能够看清社会所谓的“完美生活”背后存在诸多不堪的假象，并且两人也都企图用破坏性的手段来改变这种秩序。但是艾米与泰勒不同的是，尽管泰勒造成的破坏要更大，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艾米却是精心地、长期地谋划了一切。此外，泰勒和尼克的形象也都影射着当代社会中男性的“被阉割”境遇。当泰勒感到自己的男性气概在琐碎平庸的生活中逐渐被消磨殆尽的时候，他选择了释放自己内心暴力狂野的一面。而尼克则始终是软弱、被动的，他在感情之中无法承担责任，发生婚外情之后并不能给予对方承诺和幸福，在访谈秀上则处处看姐姐玛格的脸色等。双方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也就导致了在两人都抛弃了诚恳天性，肆意发展自己的私欲时，艾米对尼克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从案件的表面上看，是尼克“谋杀”了艾米，但实质上则是艾米以一个几乎滴水不漏的计划“谋杀”了尼克。而更为恐怖的是，尼克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正如他对玛格所说的，他已经成为艾米的“帮凶”。两人联手杀掉的是事情的真相。

三、揭示人性的具体策略

电影作为一门视觉艺术，导演在叙事中势必选择各种具体策略来强化某种氛围或情感，而对于主人公的扭曲人性，导演也是通过策略来进行深入批判的，有时这还会造成电影与原著之间的出入。

在《消失的爱人》中，芬奇设计了一个能够充分刺激观众眼球的情节，身穿纯白内衣的艾米在与德西云雨之时，突然翻身将其压制并干净利落地用刀结果了德西，艾米的面部、颈部和上身全被喷溅上了鲜红的血，最后艾米也是带着这一身血在众目睽睽之下投入到尼克的怀抱。血人艾米的出现给尼克造成了高度惊吓。在小说之中德西是在睡着之后被艾米安静地杀死的，用武力解决问题并不是艾米所擅长的，对于和男性直接进行身体上的对抗艾米没有胜算，她更愿意精心地长期布设一个局，这也是为何她会在打劫情侣的威胁面前束手无策的原因。然而在电影中，这一设计却是有深意的：一方面，这一打斗场面意味着矛盾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随着艾米的手起刀落，观众得到了视觉上的震撼，某种压抑情绪也得到释放，“爱”和“杀”在此交会，诠释了电影中对婚姻“相爱相杀”的解读；另一方面，芬奇认为，艾米之所以选择在两人亲热以后杀死德西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是德西最放松、最没有戒备的时刻，还因为艾米知道人在剧烈运动之时血液循环加快，此时割断德西的大动脉意味着德西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以这样一种暴戾的方式杀人，艾米人性之中果敢、阴狠、绝情的一面再一次撞击了观众的心灵。

尽管《消失的爱人》并不算大卫·芬奇最好的一部电影，而就探讨恋人、夫妻、情侣、家人之间绝望关系的深度而言，《消失的爱人》也不及更贴近现实的《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Road，2008)。但在人性批判上，《消失的爱人》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电影洞察人们在婚姻面前暴露出来的弱点，以一个阴冷的“谋杀案”带出了婚姻的另一种存在模式——荒寒的、人性灭绝的地狱。而正如萨特所指出的，人是人的未来。即使两性关系有其残忍、虚伪的一面，但毕竟存在在人的建设之下好转的希望。电影在引导观众进入这个无情无义的故事时，促使着人们对人性进行审视与批判，实际上这也是期待着观众可以进一步进行自我完善，从而寻找到一条婚姻的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