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王笑晴

摘要：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凸显出来，文章系统梳理了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对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风险

一、 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1. 国家风险问题凸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一带一路”中的众多国家长期处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冲突的中心，民族和种族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种族冲突、局部战争不断。在全球最高的十大地缘政治风险中，前六大风险均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危机、中国南海争端、印度半岛安全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矛盾和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利益冲突）。自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不少沿线国家出现了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现象，经济金融脆弱性增加，加上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较大、外汇储备较低、财政赤字较大等问题。毫无疑问，从投资者视角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风险非常高，许多评级机构亮出了投资红灯。巨大国家风险是我国扩大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必须高度重视、全面看待、理性评估所面临的国家风险，从国家层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控实质风险，建立多元化的国家风险管理机制，尽可能为扩大对外直接扫清障碍。

法律约束阻碍直接投资的深入落实。东道国在准入限制、股权限制、环保压力和货币使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限制，可以阻碍直接投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保护主义思潮泛滥，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号称自由的国度，也选出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特朗普总统，以美国利益优先，设置更高的外资准入门槛，而且还制定了一些专门针对我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条款，加大了我国进入美国的投资难度。此外，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保护也较为严重，以印度为例，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印度是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1994年～2013年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数年增长率约11%。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准入受限则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无法实现对外投资的整体规划。为了保护本国利益，不少国家在法律中直接限制外资的股权，如果对外直接投资不能控股，就无法掌握跨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更不用说掌握贸易定价权和贸易货币选择权了。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世界各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利于重视环保问题，在投资、经营、贸易、金融等诸多领域，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一种行为准则，这对我国的资源类对外投资、国际产能合作形成较大的压力，环保成本大幅增加。例如，投资于东道国的资源，容易卷起资源控制权争夺战，投资于制造业，又容易引起当地环保组织的反对，使得我国的国际产能合作面临重重困难。如21世纪初期，中国五矿、中钢集团等纷纷去澳大利亚并购当地矿产资源，就受到了交易金额、并购股权（限制持股比例不超过49.9%）、并购资源区位等多方面的限制，险些全盘皆输。一些国家还对直接投资货币进行限制，加上东道国的货币使用惯性，我国在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仍任重而道远。

社会文化差异导致的本土化困难也是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完成并购或新建企业并非对外投资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因为投资后续的资源整合阶段更为困难。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公司管理方式、生态民俗等多方面的差异，并购或新设的企业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以2004年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为例，这是中国汽车行业第一次在海外并购整车企业的成功案例。虽然并购过程较为顺利，上汽公司以5亿美元收购其48.9%的股权，后又增持2.01%股权对双龙公司绝对控股，但是在并购之后韩国工会、双龙的前任高管与上汽公司之间的争斗接二连三，上汽公司在双龙国产化、人事裁员调动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关键问题上屡次碰壁，发生的三次罢工活动也使双龙国产化这一重要的国际化战略目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

2. 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难以促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美国、中国、日本是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前三名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对外投资存量远高于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的对外投资行业结构很不理想，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尽管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上美国、日本的行业分类与我国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仍然足以反映其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特征。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金融保险业规模最大，占了半壁江山；其次是制造业，占比接近20%。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则遥遥领先，接近51%，其次是金融保险业，占比超过16%。这样的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实际上体现了这两个国家各自的經济特点：尽管美国是全球制造业、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但是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美国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美联储对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强大的影响，拥有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金融业竞争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以金融行业为主。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起成为世界加工厂，拥有东芝、三菱等一批世界著名的制造业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科研实力强大，2015年日本获得专利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日本在新材料、尖端机器人制造等20多个关键科技领域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因此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从美国、日本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中我们不难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在对外投资时，金融业和制造业要携手前进，二者之间需要相互支持，应该根据本国经济的特点，保持一个协调的比例。

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要集中在中低端行业使得我国的跨国公司难以在贸易中掌握定价权，难以选择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这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阶段面临的问题，要求我国逐步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偏低，伴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中国制造业将逐步走强，同时结合国际上的产能合作，可以做大做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既要以我国的优势行业为主，输出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还要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同时调整对外输出的产业结构，通过直接投资占据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更有利于中国掌握对外贸易的定价权。endprint

3. 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薄弱。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薄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民币使用的制度和市场不健全，二是国际社会货币使用惯性和“网络效应”抑制了人民币的境外使用。

人民币使用的制度和市场不健全主要表现为，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兑换限制，与国际社会的需求相比，境内缺乏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缺乏产品丰富、风险管理功能强大的外汇市场。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常账户下的货币可自由兑换，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风险管理的要求，寻找机会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进程，逐渐放松和取消资本管制。目前，美元进入加息通道，强势美元引发资本大规模流向美国，人民币承受着较大的贬值压力，需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加强人民币兑换的真实性审查，防止汇率过度波动传染到資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在构建和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增强人民币使用动机方面，发达的境内金融市场必不可少，但我国汇率、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仍处在攻坚期，债券市场结构不合理，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金融产品种类也较为单一。目前沪港通开通、自贸区试点新增等措施正在逐步增强境外资本在境内的流动性，“中国版CDS”信用缓释工具也在丰富资本市场结构，人民币的流入、流出循环通道也正在逐渐地构建起来，但相比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人民币境外使用受限的关键在于美元、欧元具有强大的使用惯性和网络效应，各国国际经济往来中货币的使用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轻易无法改变。从国际货币的发展进程来看，英镑经历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战胜荷兰盾和法郎，于19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货币的主导者；70多年之后美元取代英镑，经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成为世界霸主。自此，即使有过马克、日元、欧元的竞争和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仍然无法撼动，在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虽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而且近年来更多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经济理性看，这些国家选择使用人民币更为有利，但是他们却更习惯使用美元进行支付和结算，如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强大的美元使用惯性进而反映为整个国家的外币计价结算、储备增值系统的网络效应，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美元使用惯性，形成良性循环。事实上，这种良性循环具有排斥其他外币的特点，因为美元计价结算网络大大降低了人民币在该国的流动性，抬高了人民币结算的交易成本，进而用市场化力量将人民币从该国市场中挤出去。历史经验表明，要改变人们的货币使用习惯，一靠时间，二靠技术进步。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当然，技术进步可以缩短这一过程，当“互联网+”快速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生活方式和支付方式时，现有国际货币的网络效应就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借助我国在互联网金融、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应用方面的优势，人民币有望实现弯道超车，获得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网络效益。

4. 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直接投资可以起到枢纽和杠杆作用，通过带动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促进金融机构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目前，直接投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乏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国走出去的企业、金融机构大多各自为政，努力实现自身的盈利目标与战略发展蓝图，较少将自身的经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对接。他们在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和相关业务方面并没有进行什么顶层设计，也没有重视彼此之间的目标协调，存在步伐不一致、节奏不匹配问题。第二，外部环境恶劣，中资企业、中资银行联手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较大的挑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较高，如果双方都将人民币集中投向同一个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这样做既无法资金来源多元化和分散风险，又容易因双重中资身份而引起东道国的怀疑和阻挠。第三，多头管理直接投资，政府层面缺乏必要的政策协调。我国的直接投资管理涉及外汇管理体制、行政审批体制、融资体制和政策支持体系等。外汇管理体制主要由外汇管理局对外汇来源和外汇投资风险进行审查；行政审批体制主要包括商务部审批、发改委审批；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则主要涉及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的管理。多部门的分工管理虽然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专业性、安全性，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复杂了行政审批流程，难以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在直接投资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往往涉及到境内大额融资、境外投资审批、外汇使用审批、境外离岸市场融资审批甚至通关纳税审批等，若多部门不能够协同一致推动人民币的计价结算和离岸人民币业务，则会产生一定内耗，延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如果直接投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不能相互配合，共同发力，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核动力就无法发挥出来。当直接投资扩大后，尤其是当人民币成功投出去、贷出去后，进一步发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则需要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三方面的配合与协调。例如，2012年12月，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加入中国银联，并成为银联国际代表中东欧、独联体和中亚国家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这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和银行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成功案例。截止到2016年底，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储蓄银行、贸易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120多万张银联卡，免除了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坚戈—美元—人民币之间进行兑换的麻烦，大大降低了汇率风险和汇兑手续费，使得中资企业和中资银行赢得了发展的良好环境，有利于事半功倍地发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

二、 对策与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和贸易基础，进而发挥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动力，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对国家风险的监管，加强立法和国际法律、政策协调。应该根据我国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最新发展趋势，深入分析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风险变化，在多渠道管控好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加强立法保护、政策沟通和国际合作，签订双边和多边投资协议，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建立国家风险损失赔偿机制，努力降低企业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中资企业应该深入研究东道国的国际环境、法律政策，避免引发误解、触及对方底线，蒙受不必要的损失。endprint

第二，改善直接投资结构，提高金融、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比例。我国的直接投资除了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外，还肩负着实现国际产能合作、加速供给侧改革的重任，因此，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力度引进发达国家的高精尖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藉此助推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同时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与“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内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创造条件、抓住机遇，将制造业作为未来3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攻方向，鼓励金融机构跟随企业走出去，加快国际化步伐，为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带动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优化升级。简言之，必须坚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双支柱并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共同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金融科技，运用区块链、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推动电子商务、电子结算和数字货币的应用，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人们的货币使用习惯，利用我国在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手机移动支付方面的优势，构建人民币计价结算、支付的新平台，超越传统的国际货币形成机制与路径，快速获得人民币使用的网络效应。与此同时，应该强调金融部门的主力军作用，适应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架构的跨国公司的需要，提供全方位的跨境金融服务，建立安全、普惠的清算结算体系，提高直接投资中人民币使用的效率和便利性。当然，必须进一步深化國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形成与跨境人民币流动规模相适应的市场基础。关键在于形成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建立更为有效、合理的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定价基准；深化人民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建设，丰富国内金融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为人民币国际使用创造更有深度的国内市场环境和更为便利的使用条件。

第四，进行顶层设计，推动各经济主体和各部门相互协调，建立直接投资带动人民币贸易结算、金融服务互相支持的机制。以直接投资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仅靠非金融企业在实体经济层面的拉动略显式微，中资银行的加入可以提供加速剂和润滑剂，实现良性循环。这就要求我国企业积极主动地强化人民币投资和贸易计价结算动机，金融机构努力构建规模足够大的金融交易平台，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便利人民币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政策。我国直接投资主管部门应该加强配合协作，建立统筹规划机制，进行顶层设计，将发展直接投资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机结合，简化多方重复性的审批流程、实现多方政策支持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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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赛（1990-），男，汉族，山东省东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王笑晴（1992-），女，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收稿日期：2017-10-2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