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宏+王罗汉

摘要：文章从内生增长理论的根源、内容和最新进展三个方面进行综述：首先，内生增长理论源于对技术进步外生性假定的摒弃；其次，由于市场结构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可分为完全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和垄断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最后，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大多是基于对生产技术、市场结构和偏好等假设的修正。未来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仍将建立在放松对生产技术、资源禀赋、市场结构、消费者偏好这四类理论假设的基础上。

关键词：内生性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理论回顾；研究进展

一、 技术内生性的来源

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假定技术外生。Harrod和Domar先后假定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代表性最终品生产商，在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和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得出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等于外生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Domar，1946；Harrod，1939）。这一模型的另一重要概念是“刀刃条件”即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必须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否则会出现通货膨胀或失业。而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实现，因此，只有通过政府有有效干预才能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荡。Solow和Swan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一方面，他们将技术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并假定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另一方面，修改劳动与资本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假定两者规模报酬递减，并且允许二者具有替代性。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产出比最终稳定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经济进入“稳态”，人均产出增长率降为零（Solow，1957；Solow，1956；Swan，1956）。只有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人均产出增长率才会增加。Koopmans等人对索罗—斯旺模型中代表性家庭的偏好进行修正（Koopmans，1965；Coase，1937；Ramsey，1928），其假定代表性家庭有意识地选择消费或储蓄决策以最大化其效用，表现为在模型中加入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其结论同样表明，长期的经济增长仍然由外生技术进步推动。

以上模型都假定技术外生，而对技术外生假设的批判催生了内生增长理论。我们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将其分完全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和垄断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

二、 完全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

根据对生产技术的不同假定，完全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在生产技术为凸性的前提下即使技术不发生变化，经济系统也能实现内生性增长，而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也称为凸性增长理论），典型的代表模型为AK模型及其相应的扩展；另一方面，有的学者放松生产技术的凸性假定，将目光聚焦于资本积累、政府支出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上，代表模型为Barro的公共支出模型、Arrow、Romer等人的“干中学”模型和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以下我们分别对这两方面的模型加以介绍。

1. 凸性增长模型。Rebelo提出一个由只包含资本的线性生产技术（如Y=AK）和不变跨期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组成的理论模型，在不改变完全竞争假设的前提下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经济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增长，而这种增长与消费者折现率和跨期替代弹性有关，技术水平越高、折现率越低、跨期替代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Rebelo，1991）。Jones和Manuelli则将AK模型进行了扩展，在保证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下在生产函数中加入劳动（Y=AK+F（K，L）），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经济增长条件：资本的边际产品要大于折现率的倒数，因此，即使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政策影响消费者储蓄意愿与折现率也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Jones & Manuelli，1990）。

2. 外部性增长模型。在关注外部性方面，Barro 首先提出一个公共支出模型，通过假定一个只包含资本与政府支出变量的生产技术并在原有资本积累方程条件下加入新的约束条件：政府支出来源于总产出的某个比例。结论为分散经济增长率低于干预下的经济增长率，这表明政府支出存在某种程度的外部溢出效应，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支出改变经济增长、改善福利分配（Barro，1990）。Arrow则为“干中学”模型的发展奠定基础，他不再将技术当作外生给定，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经验，而经验来源于资本积累（Arrow，1962）。Romer通过改进Arrow模型，将技术作为全部经济资本增加量的指数函数，得出如果技术为规模报酬递增，则经济增长率将持续提高；如果技术为规模报酬递减，则相反（Romer，1986）。这个模型同样得出分散经济增长率低于最优增长率的结论，原因在于分散经济没有将知识的溢出效应内部化，因此，那些将投资引导到更有利于创新部门的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改善社会福利。Lucas认为应该关注点聚焦于人力资本，他提出一个加入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型生产技术，并假定人力资本的积累来源于闲暇时间的学习。通过这样的处理，他得出如果存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则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低于最优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教育投入不足（Lucas，1988）。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促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趋于最优水平。

三、 垄断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

现实中，技术进步并非被动产生，而是经济主体有意识活动的结果。此外，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种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意味着完全竞争型分析框架并不适合分析此类问题，而垄断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便应运而生。

1. 产品种类扩大模型。Dixit和Stiglitz提供了一个易操作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的基本分析框架，得出产品种类增加能提高社会福利（Dixit & Stiglitz，1977）。在此基础上，Young提出分工不仅表现为专业化，更重要的表是多样化。沿着这样的思路，Romer、Grossman和Helpman先后提出了中间品种类扩大模型和最终品种类扩大模型。

Romer假定對研发的投入能够创造新的中间品种类，并假定一个CRRA型连续时期的代表性家庭偏好，最终品生产企业采用D-S生产技术，中间品生产商根据最终品的需求确定其垄断定价（Romer，1987）。另一个重要的假定是创新可能性边界，即新中间品种类的增加是研发投入的某个固定比例，在中间品生产商自由进入的条件下，经过处理得出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表现出很强的规模效应。但这种BGP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原因在于中间品生产商通过垄断定价降低了最终品生产商对中间品的需求，使其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通过政策补贴研发和最终品生产商对中间品的使用将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与以上类似，Grossman和Helpman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用最终品的数量提升来表示（Grossman & Helpman，1991），这种改动并未改变Romer中间品种类扩大模型的结论。endprint

2. 熊彼特增长模型。技术进步不仅表现为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更多的是产品质量提升或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种类扩大模型假定新旧产品能共存使用，但现实中新的、高质量的产品往往替代旧的、低质量的产品，具有熊彼特“创造性毁灭”性质。Aghion和Howitt首次将既定种类中间品质量纳入最终品生产函数中，并假定不同时期质量的演进遵循质量阶梯方程，而质量的提升来源于研发投入与即有质量水平。中间品生产商根据最终品需求确定垄断定价，在满足中间品生产商自由进入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下，BGP产出增长率得以确定。在其它参数既定的前提下，新旧产品质量差距越大、人口规模越大，增长率越高，增长率同样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Aghion & Peter，1992）。如在模型中引入政策变量（如对研发征税），BGP下的增长率会毫无疑问地下降，而在位垄断厂商的利润会扩大，这意味着当一个经济社会的垄断者拥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时，扭曲整个经济的税收政策将会出现。

Aghion和Howitt的模型得出经济增长来源于质量提升，而质量提升表现为新产品替代旧产品，这种"毁灭性"替代由新进入者带来，因此，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来源于新进入者。但实证研究表明，经济系统生产率的提升大多由在位者拉动。实际上，经济中的技术创新由在位者和新进入者共同推动。在Aghion和Howitt的分析框架下，Acemoglu和Cao将经济系统中用于研发的费用分解为两个方面：在位者研发费用和新进入者研發费用。假定两者存在创新竞争，在位者选择提高已有垄断中间品质量，新进入者投入研发以替代在位者垄断中间品。在自由进入和效用最大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得出BGP增长率取决于在位者和新进入者各自的研发努力与质量差距（Acemoglu & Cao，2015）。同上，如果考虑政策变量，则BGP增长率会由于对进入者征税而下降，相反，如果对进入者征税则会上升。其根源在于分散均衡状态下的新进入者多于最优水平，对其进行税收调节能够提高BGP增长率、改善福利水平。

3. 受调控的技术进步模型。以上模型假定技术中性，即对所有生产要素和经济主体产生相同影响，这与经济现实不符。事实上，技术进步通常有偏向性。Acemoglu提出了一种受调控的技术进步模型（Acemoglu，2002）。他假定一个由劳动密集型中间品和技术密集型中间品构成的CES型最终品生产函数，各种类型的中间品又有相似的生产技术，投入要素分别为高低技能的劳动力，采用无溢出效应的创新可能性边界，在自由进入和效用最大化条件下得出BGP下得出相对技术创新与相对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当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低技能按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将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技术密集型部门，特别地，当两者的替代弹性大于2时，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低技能按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会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即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受调控的技术进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实中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即为什么有的技术是劳动增加型技术，有的技术是资本增加性技术。同时，它也暗示了，如果两种不同类型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足够大时，增加某类要素的相对投入能促使技术创新偏向于这类要素所在的部门。

四、 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每一次的理论推进都是建立在对已有理论模型假设批判的基础上，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也不例外。对技术内生性的最新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修改代表性厂商生产技术的假设，引入企业异质性；第二，进一步修正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市场结构假设，由最初完全竞争到之后垄断竞争，再到最新的寡头垄断，并大量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第三，放弃之前的消费者偏好同质假设，开始专注异质性消费者的行为选择问题。

1. 修正生产技术。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假设企业的生产技术相同，在资源禀赋不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呈资源丰富国家向资源匮乏国家注入，但这无法解释现实中资源禀赋相近国家或地区的内部贸易如产业内贸易现象。事实上现实中的企业生产率差异显也十分著，基于此，Melitz在Hopenhayn和D-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其假定企业面临进入决策，需要先支付固定成本，再进行生产率抽样，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产业内贸易得以发生（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的引入再现了大部分微观事实，成为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2. 修正市场结构。Aghion等人首先批判了以往模型技术创新自由进入的假设，他们认为任何一项技术创新都需要建立在已有技术储备基础上。他们在构建模型时引入两个产品质量不同的中间品生产商，两者在提供中间品时进行伯特兰德竞争。结果表明，当两个中间品生产商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时，领先企业更不愿意投入研发，而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会迫使技术领先企业更加重视创新以避免被追随企业取代（Aghion Harris et al.，2001）。与Aghion等人不同，Gilbert和Riordan构建了一个包含最终品生产商和中间品生产商的双寡头博弈模型（Gilbertw & Riordanz，2007），中间品为最终品的核心部件。在一个“赢者通吃”的市场环境下，中间品生产商即使不进行技术耦合（运用垄断性技术破坏中间品与最终品的兼容）也能通过技术创新赢得全部市场，只有在中间品价格足够高时，中间品生产商才允许最终品生产商进行技术创新以赢得市场。Chen和Sappington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个新的最终品生产商，构建了一个三寡头博弈模型（Chen & Sappington，2010）。模型表明，当两个最终品生产商进行古诺博弈时，中间品生产商对其中一个最终品生产商的垂直整合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当两个最终品生产商进行伯特兰德博弈时，则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在最终品生产商进行伯特兰德博弈的情况下，竞争越激烈，垂直整合越有利于技术创新，这与Aghion等人的结论类似。

3. 修正消费者偏好。Acemoglu和Zilibotti认为，在考察国别间生产率差异的时候要考虑劳动力能力与技术的匹配问题。发达国家的很多技术创新都是以最大化利用其高技能劳动力为目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能力水平平均较低，即使能够自由地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也会存在能力与技术的不匹配进而造成生产非效率（Acemoglu & Zilibotti，2001）。类似地，Garicano和Rossi-Hansberg讨论了知识经济下工人与管理者匹配问题，假定企业工人的技能有高低之分，那么高技能的工人会内生地与高能力的管理者进行匹配以最大化其潜力，这种匹配使得高技能工人与高能力管理者频繁地进行知识交流，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企业总体生产率，但会加重高低技能工人工资的不平等（Garicano & Rossi-Hansberg，2006）。endprint

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制度（如法律、产权等）和文化（民族、宗教等）纳入到内生增长理论中来。但制度与文化通常具有特殊性，这对于构建一般性的、规律性的经济理论极为不利。事实上，将制度與文化因素纳入进来的经济模型也通常是用来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未来一般性的内生增长模型仍将不断在对已有模型的生产技术、资源禀赋、市场结构和偏好等假设批判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五、 结论

本文沿着起源—内容—发展的思路从三个方面详细地梳理了内生增长理论。对技术特性的不同假设决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同发展方向：外生性技术进步对应于外生增长理论；内生性技术进步对应于内生增长理论。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看，其每一阶段的理论进步都建立在对已有理论假设修正的基础上：完全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建立在对外生增长理论中要素规模报酬递减的修正的基础上；垄断竞争型内生增长理论打破了前者完全竞争的假设，更接近现实；新的内生增长理论的也不断在对以前理论中的生产技术、市场结构和消费者偏好假设中得以发展。建立在由新古典增长理论确立的生产技术、要素禀赋、市场结构和消费者偏好假设基础下的内生增长理论已经得以确立，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仍将建立在对这四类理论假设修正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 Rebelo S.Long-Run Policy Analysis and Long- Ru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5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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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ucas R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7] Gilbertw R J， Riordanz M H.Product Improvement and Technological Tying in a Winner-Take-All Market[J].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07，55（1）：113-13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业升级与环境管制提升路径互动研究”（项目号：14AJY015）。

作者简介：闵宏（1987-），男，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工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王罗汉（1987-），男，汉族，甘肃省天水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对外投资与产业升级。

收稿日期：2017-10-0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