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技术选择决策行为的综述与展望

2017-11-15崔惠斌庄丽娟

江苏农业科学 2017年17期

崔惠斌+庄丽娟

摘要：农户技术选择行为是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包括技术需求特征形成和选择采用2个方面。其中，技术需求可以划分为技术选择动机、技术需求意愿和技术需求优先序等3个阶段，技术选择作为技术需求市场实现的结果，受到农户自身禀赋、技术综合环境和信息获取等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发现，技术选择形成的动力机制不够明确，且对选择行为演化趋势的探讨较少；另外，有关不同产业对技术选择行为差异化影响的讨论较为缺乏，构成了后续研究进一步开展的方向。

关键词：农户；技术选择；影响因素；综述；决策行为

中图分类号： F323.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7-0006-05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户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模式逐渐改变。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导致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由原来温饱型的高产技术选择开始逐渐向小康型的优质技术选择转移，由劳动力密集型技术逐渐向劳动力替代型技术转移，生产技术也向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技术转移。由于农业技术投资门槛较高，农户生产经营规模普遍较小且生产行为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同时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农业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往往由政府等公共部门来推动。然而，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的农业技术需求行为与政府、科研人员及技术推广人员的科研与推广行为不相协调[1]。由于推动主体不同，科研人员、政府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对农民生产上所需要的技术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整个农村技术创新与推广体系并不协调，导致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绩效长期偏低，农业技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2]。因此，农户技术选择是生产行为中的重要部分，农业技术需求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农业科技贡献度提高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前提，具体表现为农户对不同农业生产管理技术的选择决策行为[3]。

很显然，作为农业推广和扩散的重要环节，技术选择行为不是随机的，而是一个技术需求形成和选择采用的连续决策过程，不仅包括选择意愿，还关系到选择时间，许多既有研究围绕这一决策过程展开讨论[4-6]。在技术需求形成方面，首先是技术选择的具体动机，然后涉及具体技术的需求意愿，最后讨论不同类型技术需求的偏好优先序，从而构成了有效技术需求的特征。而在技术选择采用方面，农户自身禀赋、技术综合环境和信息技术获取则是影响最终选择决策确定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农户技术选择为视角，对有关技术需求形成和选择决策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厘清农户技术选择的动力机制，尝试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參考。

1农户的技术需求形成

1.1农户的技术选择动机

市场是技术选择形成的重要驱动机制，Griliches等从一般均衡的分析视角出发，发现市场盈利机会的出现是玉米杂交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可见市场需求波动和潜在的盈利机会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和创新资源的配置，技术创新及实施行为就是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形成了市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并迅速得到了重视和进一步发展[7-10]。随后Hayami等根据不同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区域要素禀赋情况，提出了著名的要素诱导性农业技术创新理论，强调农户生产经营中的主要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的丰裕程度会诱导农业技术创新按照不同的方向进行，也会影响农户的具体采纳路径，能较好地描述农户技术选择的动机[11]。

从实证研究发现，包括市场诱致性技术创新和要素诱致性技术创新的诱致性农业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大部分经验的支持，但由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如农户兼业情况、家庭劳动力资源联合配置等存在影响，使技术选择和采用的具体路径变得更加复杂。另外，文化特征、交往规范和传统的劳动生产方式等也会对农户技术需求意愿特征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风险这种来源于传统技术和新技术之间差异而形成的因素对技术选择动机的影响十分重要。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是重要的分析范式，既可以表现在对利润的追逐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对风险的规避方面。舒尔茨基于农户生产函数和获利风险提出了“理性小农”的经典理论，为这一研究线索的深入提供了理论基础[12]。Just等以农户预期最大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各方面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利用贝叶斯动态学习法则描述农户技术采用的决策过程，正是基于农户完全理性的这一假设[13]。在新古典框架下，Feder等对农户技术选择行为进行了符合逻辑的界定，将农业技术划分为可分割技术（divisible technology）和不可分割技术（non-divisible technology），认为在新技术信息完全充分的前提下，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长期均衡是农户选择某项技术的状态和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户技术选择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向[14]。遵循Feder等的分析框架，Byeilee等以风险为中介，将风险和技术选择联系在一起，认为农户釆用新技术的决策取决于采用行为引起的效用水平，如果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大于由此引起的边际风险，则会促使农户采用新技术[15-16]，此外也有研究强调决策应建立在预期效用现值最大化的基础上[17]。

并不是所有“理性小农”对风险的态度都是中立的，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限制，厌恶风险的农户比较普遍，导致保守经营行为源于他们对风险规避的态度[18]。Lipton提出农户最优化行为理论，也强调规避风险是最优化农户行为的重要目标[19]。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事实上，农户对风险的厌恶是由于农业技术知识和技术转让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引起的，当然技术投入报酬的后置也有影响[20]。吴敬学等从农户科技需求出发，基于需求行为理论，采用弹性、公共物品、风险规避和信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户技术选择的经济机制，发现农户科技需求动力不足主要由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成果边际收益不稳定等因素共同造成，进一步影响到农业的整体科技水平[21]。

综合来看，在新古典框架下考察农户技术选择行为能够较好地揭示农户生产的利润空间和行为特征，并以“投入-产出”“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方向。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农户技术选择可能带来的交易费用以及对农户的同质化假设也造成了相关理论模型在解释力方面的瓶颈，因此放松同质化条件，并将交易费用引入分析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的不断兴起又为农户生产和技术选择行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事实上，农户技术选择可以被看作是新技术采用的一个过程，受到农户认知、技术特征和政策环境、区域文化多种因素的影响，是“新奇”嵌入传统契约并进一步制度化的结果[21]。从某种意义上看，技术选择可以被看作技术知识基于个体主观博弈的均衡形式，具有有限理性的异质农户之间相互的学习行为带来进一步扩散[22]。Doss等借鉴演化经济学理论对农户技术选择行为中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23]。李圣军运用“多人囚徒模型”指出农户选择的微观基础并不会导致社会最优的宏观行为，并强调了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在农户微观选择和宏观最优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作用，同时市场体系和经济制度不完全对农户联合技术决策有重要影响[24-25]。

随着研究工具的不断创新，杨唯一等假设农户间存在典型的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并以此构建起农户对新技术采用的主观博弈模型，通过对复制者动态方程求解发现，农户间互动的交流收益是农户是否采用技术的重要因素，同时互动范围和交易费用也不容忽视[26]。朱月季等将新技术看作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将技术采用和扩散看作是新社会规范标准化的过程，并采用自下而上的主体建模方法用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agent based modeling，简称ABM）模型模拟了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演化过程，为技术选择动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27]。

1.2农户的技术需求意愿

在农业新技术知识产权作为标的的转让交易市场上，技术需求意愿是基于有效的技术选择动机形成的，技术需求意愿的特征和强度不仅决定了市场转让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新技术研发的路径和方向。技术选择是技术需求和供给相互匹配达到动态均衡的过程。与技术需求意愿不同，技术选择是农户决策行为的最终结果，技术需求意愿是农户决策行为的微观基础。

影响农户技术需求意愿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个人禀赋和市场等2个方面。Nelson等研究表明，农户自身的健康情况与新技术的选择和采用呈正相关关系[28-29]。Ervin等发现，年纪较大的农户对土壤保护技术是排斥的，年轻的农户更易于接受培训，采用新技術意愿比较强烈[30]。这与年长农户认知习惯和对传统技术掌握数量造成的路径依赖有密切联系[31]。从具体的技术类型来看，技术选择仍然遵循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路径，即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采取节约资金的技术，年纪较轻的农户则因为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不断提高更倾向于劳动力替代的生产技术，这也是为什么在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不断提高抑制技术需求的同时，不会影响农业技术进步速度和水平的原因[32-34]。

留守妇女群体使“农业女性化”趋势出现，因而性别因素对技术需求的影响值得考察。何可等从农村自我雇佣、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出发，对这一群体在农业废弃物基质产业技术方面的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自我雇佣型妇女的技术需求存在正明显的异质性，主要分布在高产型技术、节约劳动型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等几个维度，且更加偏好于高产型技术[35-36]。另外，由于生产经营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存在“路径依赖”的情况，因此专业化程度、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户自身技能结构会对农户技术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7]。

除农户自身禀赋特征外，市场也是影响技术需求形成的重要因素。黄武研究江苏省从事种植业农户对有偿技术服务需求的意愿时发现，信息源对农户的技术需求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8]，类似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39-40]。另外，市场需求的波动对农户技术需求也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比如当前消费者十分关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绿色”农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表现，那么农户针对“健康”和“环保”两类技术需求意愿就十分强烈[41-42]。同时，由于多数农业先进技术都是外部性很强的公共品，私人提供并没有任何激励。多数国家都通过政府部门来进行技术供给，这就容易导致供给需求不匹配等结构性问题的出现[43-44]。有必要制定合理的政策进行有效干预，才能纠正农户个体理性决策导致的集体无理性状态，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在促进政策实施方面十分重要[45-46]。

1.3农户的技术需求优先序

农户在技术选择决策中对不同类型的技术需求偏好不尽相同，“一步到位”的技术选择方式并不多见，不同技术的需求意愿存在差异。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农户大多具有风险中性的偏好特征，且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技术需求顺序也相应地比较稳定，较为优先的多集中于产前和产中的生产管理技术，流通和销售需要的技术需求明显靠后[47]。

由于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体制特征，土地细碎化现象比较明显，因此农户对高产技术最为关注，许多以大宗农产品作为样本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48]。而高产技术的边界和内涵则会随着经济发展经历的不同阶段发生改变。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对现代高产技术，如栽培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等的需求意愿十分强烈，创新性强，而欠发达地区农户由于更加注重短期收益，仍然停留在对农药、化肥等传统增产技术产品的需求上[49-51]。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农户技术需求的优先序有显著影响，孔凡杰等对黑龙江绥化地区大豆种植农户是否加入专业合作社进行区分，随后发现不同“身份”的农户在技术需求上存在明显差异，合作社社员更多关注高品质技术而非社员对高产量技术的偏好明显[52]。庄丽娟等对广东省荔枝主产区445户荔枝种植户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对农户技术需求的差异[53]。

从需求动机到需求意愿再到需求优先序，反映了农户技术需求认知程度的不断深化。研究既有理论视角的定性分析，也有针对不同农产品和产区的实证发现，研究方法也不断创新。尤其是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为农户技术需求在微观层面和宏微观衔接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讨论仍不充分。另外从实证研究来看，由于数据获取和分析方法的限制，对农户技术需求长期的动态变化和均衡结果的讨论仍比较缺乏，增加了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的难度，是后续研究开展的重要方向。

2农户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

技术选择是农户技术需求通过市场最终实现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户的全面增收。许多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统计计量方法，对农户技术选择行为展开了实证分析。综合来看，既有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农户自身禀赋特征、技术综合环境和技术信息获取3个方面。

2.1农户自身禀赋特征对技术选择的影响

在农户自身禀赋特征方面，主要涉及农户自身的年龄、性别、健康情况、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家庭收入、自身兼业情况等特征。通过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性别对农户的技术选择有显著影响，女性更加倾向于劳动力替代型技术，年龄较高的劳动者则倾向于选择高产型技术，与这部分农户的经历有直接联系。也有研究认为年龄较大的农户由于生产惯例的存在会对新技术选择采取拒绝的态度。

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54]。Wozniak基于美国农户的调查发现，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较好地促进农户接纳新技术并不断提高新技术的采用比例[55]。林毅夫对要素交易被严格约束的市场上农户技术选择行为進行了考察，从湖南省农户杂交水稻选择情况行为中得出，经营户教育程度与自身从业经验对技术选择有显著正影响[56]。孔祥智等对西部地区农户自身禀赋特征在技术选择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能够加快农户技术选择采用的速度，利用欠发达地区样本的意义尤为突出[57]。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农业比较收益差距的存在，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可能促使其向非农就业转移，使得教育水平在农户技术选择中的作用机制更为复杂。可见，农户个人特征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并不存在统一的动力机制，作用方向也不尽相同。同时，“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此类文献讨论的重要理论前提，如果放松这一假设，或者以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代替家庭生产中的个人决策，那么研究将会向新的领域拓展。

农户投入的生产规模对其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与技术特征和相关技术政策有关，多数研究认为生产规模对技术选择有正向影响，过小的农户规模会提高技术改造的固定成本，因而大规模农户技术采用的速度和比例明显高于小农户[58-60]。国内基于粮食主产区杂交水稻、机械化技术采用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结论[61]。也有研究认为，农户规模与技术选择并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可能具有反向的抑制作用[62]。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和技术投入成本结构特征，农户生产规模对其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有必要针对具体产业进行讨论，同时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加以区分，并在统计方法上尝试可能的优化。

资本要素在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在欠发达地区尤为重要。农户家庭收入直接决定了技术选择的动机和结果，这当然包括农户非农收入对技术选择的支持[63-64]。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多数农户会选择兼业生产，兼业收入和农户“干中学”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有利于提高农技推广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尤其是轻简技术和劳动替代型技术[65-66]。但随着兼业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情况变得普遍，农业劳动力呈现相对短缺，约束了资本效率的实现，又不利于技术选择。可见，资本要素对农户技术选择、农业产业发展的作用在学界形成了共识，但目前在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村生产要素正在进行重组，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兼业收入在农业生产中只起到了阶段性作用。

2.2技术综合环境对技术选择的影响

技术综合环境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推广、区域经济、制度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等，其中农业科技推广是技术综合环境最重要的部分。政府是农业技术供给的主体，因此农业推广部门与农户联系的密切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户技术选择和推广的效率。农业信息服务作为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并不高，主要原因为推广机构缺乏有效激励。这一步导致农业技术市场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使农业科技贡献度长期偏低。这一结论在国内许多经验研究中得到了支持，朱希刚等对云南省农户采用杂交玉米技术行为的实证研究提出，农户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联系的频率越高，采用新技术的可能就越大[67]。可见，农户与推广人员接触的频率对其技术选择行为有明显正向影响，农技人员入户次数和农户满意度也呈现正相关关系。

作为农业技术市场的重要中介，农业推广体系的运行水平对农户的技术采用倾向有重要影响。在体系自身建设和创新方面，沈贵银指出农业推广体系无法实现服务水平最大化和其过分单一的公共物品属性有直接关系，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确保农技推广经费、多元化推广体系市场、改善农业推广体系组织形式，才能有效推动体系运行绩效的实现[68]。同时还必须从农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充分确立农民在农业推广和技术采用中的主体地位，才能更好地实现农业推广体系的效率，并对农户和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69-70]。

2.3技术信息获取对技术选择的影响

农业技术信息获取主要指技术信息渠道和农户间的信息互动交流，信息存量的提升和获取信息能力的提高会直接促进农户的技术选择，考虑到农户间存在典型的羊群效应，因此技术信息供给除了公共部门推广外，农户间的信息交流是影响农户技术选择和扩散的重要因素。谭英等强调，村庄精英是促进这一交流的重要中介，由此形成的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则是信息供给的关键渠道，能够进一步显著提高农户技术采用概率、促进收益提升[71-73]。同时，由公共部门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也是重要的信息渠道。可见，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在农业推广中对典型农业示范户的培育，以此提高技术应用的效率。

3展望

农户技术选择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农业科技贡献程度和农户的收入水平。目前，大量的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农户技术选择的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较少涉及农户技术选择形成动力机制的理论考察，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框架能够从理论上将影响因素的传导作用厘清，有待深化，而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能够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新的视野。与此同时，由于数据可得性的约束，有关农户技术选择的考察中鲜有“时间”因素，有关技术选择行为的演化路径和趋势的研究并不多，这也值得今后的进一步探讨。最后，相关的研究样本多选择水稻、大豆等大宗农产品，虽然有一定代表性但无法体现出不同产业的具体特征，产业的特殊性无法体现。另外，到底是农户技术选择提高了收入水平，还是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技术选择，多数研究将这一问题视为常识性的假设前提，对其作用方向和效果并未进行讨论，这也是后续研究深化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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