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菱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四川 成都 610071）

——评秦川先生的“郭沫若研究”

高菱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四川 成都 610071）

“蜀地‘郭研’有秦川”，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囊括秦川先生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的著作《秦川文集》共七卷终于出版。秦川先生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位重要学者，为发掘新史实，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层次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前三卷是秦川先生在郭沫若研究中的主要著述与成果，分别为《郭沫若评传》、《文化巨人郭沫若》以及《郭沫若新论》。

如何研究一个颇有“争议”的伟大作家？秦川先生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三卷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重点，对郭沫若这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的生平、作品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争论展开了详细而丰富的论述与辩驳。《郭沫若评传》以评为主，评传结合，对郭沫若的各个创作阶段的作品以历史评价与美学评价相统一进行评述，在其中还展现了郭沫若思想形成与变迁的脉络。《文化巨人郭沫若》则转向了以介绍郭沫若生平为主线，不断将郭沫若的思想轨迹与创作生活以及研究成果填充进每一个人生阶段之中，使得作为文化巨人的郭沫若的生平更好更为全面地展现出来。《郭沫若新论》是一本论文集，内容涵盖广阔，视角多样，层次丰富，辑结了数十年间在各报刊上发表的各类郭沫若研究相关的论文文章。在这些作品之中，不难看到秦川先生在郭研中非常亮眼的几个特点与努力。

时代与人的互为观照

正如郭沫若在《蔡文姬·序》中所说：“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或评判历史人物，总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来进行。”秦川先生在其研究中始终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郭沫若的艺术创作和人生选择保持着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且对郭沫若所处的时代也保持着同样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观照下，秦川先生是将郭沫若作为一个时代的一个标本式的人物来书写的。“除了通过郭沫若这个人看出他的那个时代而外，还要通过他来对历史进行反思、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秦川先生研究郭沫若，始终坚持还原历史情景，将历史人物置于时代的背景下去阐释。例如，在对早期郭沫若的思想研究上，秦川先生尤其重视对郭沫若思想变迁的轨迹进行阐述，凸显少年时期的郭沫若在风云诡谲的时代如何在传统国学的熏陶以及西学浸染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世界。秦川先生不仅站在时代的背景下来研究郭沫若的生平创作与思想，同时也从郭沫若的生平、创作与思想中映照出了当时的时代风尚与样貌。在郭沫若的人生轨迹之中能看出当时中国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察觉各种思潮对中国青年人的塑造过程，让读者对当时的时代风貌有所了解与认识。在分析郭沫若重要创作如《女神》和历史剧之时，也紧紧地联系着时代的风尚，并探析着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时代景观，以及其背后深层的时代精神与内涵。

除此之外，秦川先生同样指出，在郭沫若的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中，他的思想走向与社会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他在人生道路和革命征程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左”的错误是与时代的“左”的风潮分不开的。“从郭沫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在晚年所犯的错误来看，极‘左’的社会思潮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个历史教训是后人应该认真吸取的。”因此，在评述颇具争议的《李白和杜甫》一书时，秦川先生一方面非常冷静地首先将该书的可取之处以及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部分进行一定程度的肯定，另一方面也纠正了所谓郭沫若迎合政治需要的写作目的的攻讦，并在此基础上，对时代以及身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伟人的错误作出了分析。

丰富史料的求实呈现

秦川先生在研究中将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考古的资料兼容并包，从浩如烟海的资料和莫衷一是的观点之中综合分析，得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秦川先生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地依照所占有的史实材料进行举证分析，这一点在他的传记写作中显现得非常明显。无论是在事实铺陈上还是分析评判上都尽量贴近材料，牢牢把握住“以事实说话”的原则，做到信而有征。不仅如此，在观点上也注重对“百家争鸣”的收集与归纳，“特别注意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家对郭沫若的评论，包括海外的各种评论”，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进行鞭辟入里的研究。

史实考证在郭沫若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一环，秦川先生在这其中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依据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郭母的名讳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分析，在对郭沫若母亲名字之谜进行考证时，首先从三种名称出现的渊源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再从当时民间命名习俗以及现有材料的可信度进行了质疑，做出了合理可信的分析判断。在《郭沫若早期关于新文学建设的几点意见》中，秦川先生根据史实材料严密地分析了郭沫若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对新文学的建树，他指出，过去一般讨论到的是郭沫若的文艺观和诗歌主张，他认为，郭沫若关于新文学建设的观点同样也需要重视，“比如关于新文学建设的基点和道路问题，如何对待传统及继承传统的目的和任务问题，作家人格修养问题”并指出了这些观点受到忽视的客观原因，指出郭沫若在五四前后只是一名留日学生以及以诗人著称，因而在《三叶集》中的关于诗歌的理论受到了关注，而忽视了有关新文学建设的很多意见。

广阔视野的择重切入

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要建立起尽可能全面的研究，无疑难度颇深，秦川先生在研究中尽可能地涵盖了郭研中的几个关键领域，比如在对史料的考证，史实的钩沉，人际交往的研究，文学作品的研究，史学、古文字的研究上都有所涉及，不仅如此，秦川先生还从跨学科领域的知识构成和整体观的视野去审视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人物，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视野。

秦川先生指出，很多人把郭沫若自传只作为一般的文学作品来看待，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问题的许多议论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一个关键。郭沫若自传中不乏一些时事评论以及对社会变革的看法，例如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对四川当时巡警道周孝怀的“娼场厂唱察”的“德政”的议论和一群青年人在酒楼上对国家大事的“悲歌慷慨”，既可以看到其时四川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也可以看到当时青年人的对时政的议论，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沫若自传中对社会的评述是有深刻意义的。作者以为郭作传出发，在描述郭的成长经历中，着重阐述传主的思想变迁与轨迹的过程，同时也带出了其时中国知识青年受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新引进思潮的双重浸润的现象，比如《郭沫若新论》中《郭沫若与中国现代化》一文，秦川先生从郭沫若的创作内容中有关现代电器与商业状况描写，看到了当时四川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思维感官对现代文明的反馈，从史的角度来分析郭沫若的文学作品。

对于对郭沫若其人以及其作品的价值的攻讦的论辩也是秦川先生在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学界中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将郭沫若的政党属性和政治选择作为批判的对象”，“借助郭沫若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否定新文学运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政治，再有一般圈外人“停留在’对郭沫若的道德评判’的表象上”，进而否定其成就与贡献。面对这样的现象，秦川先生言辞义正，以大量史实对这些诘难一一辩驳，并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对郭沫若及其作品做出公正而客观的评价，并且强调凡事不能矫枉过正，郭沫若的错误是有目共睹的，但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要以理性的眼光评价事物，郭沫若的“崇高与大美”是不容否定和忽视的。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秦川先生在郭研中已尽其所能地涉足了郭沫若研究的各个层面与各个领域，然而也并非面面俱到，在这几本主要著作中，也仍然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首先，尽管重视了郭沫若思想轨迹的变迁，不过，作为一名激情洋溢的诗人与作家，他的情感生活以及其感情的变迁也是不容忽视的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秦川先生为郭著传时，有些刻意地避讳或是简省了一些郭老自传中并不回避的感情生活，这对展现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郭沫若来说，是会造成一定的遮蔽的。其次，作者本着科学的、重史料的态度，太过拘泥于史料以及学术的严谨性，因此语言上的过于平实直白，在阅读上也稍显趣味不足。最后，对郭沫若人生经历之中的各种选择，秦川先生在评述的过程中出于自身的主观情感，有不忍苛责之感，因而也有一点轻描淡写之嫌，时代的洪流会将人卷入错误的波涛之中，但是身处其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人生选择和文化选择并不单纯全是时代洪流裹挟的结果。不过，上述的吹毛求疵说到底也只是源于读者的一种阅读期待。面对这样一位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精神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毋庸置疑有着深切的激奋作用，要维持郭沫若研究这个领域的常青除了要靠老先生们数十年的耕耘之外，也更需要青年学者们的踏实投入。

（责任编辑：魏红珊）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八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文化巨人郭沫若·后记[M].文联出版社，2016.

[3]文化巨人郭沫若[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4]郭沫若评传·后记[M].文联出版社，2016年1版.

[5]郭沫若文集·文学编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版.

[6]隔岸的观看——台湾郭沫若研究一瞥[J].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9）.

[7]新论之“新”——评《郭沫若研究新论》[J].魏红珊.社会科学研究，2013（01）.

2017-08-17

高菱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