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何以跻身“甲骨四堂”

2017-11-14冯雷

郭沫若学刊 2017年3期

关键词：甲骨治学郭沫若

冯雷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郭沫若何以跻身“甲骨四堂”

冯雷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郭沫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享誉盛名的文学家、古文字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齐名的甲骨学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甲骨文研究起步尚晚，但他凭借着前人丰富的研究基础，把握科学的治学规律与方法，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武器，加上自己出众的甲骨学才识，使得他后来居上，成就斐然，顺利跻身“甲骨四堂”，其科学的治学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大胆创新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染后世学人。

郭沫若；甲骨学；“甲骨四堂”

中国的甲骨学，兴起于清末，至今已逾一百个年头。1899年，时任清代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发现并收购甲骨，因而甲骨之学始矣。历数百余年，甲骨学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大师迭现，其中最享誉学术界的，便是“甲骨四堂”，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甲骨四堂”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复旦大学陈子展教授曾给予评价“甲骨四堂，郭董罗王”，获得学术界认可。1939年唐兰先生说：“卜辞研究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词例。”此句概括精辟而全面。

“甲骨四堂”之中，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郭沫若和董作宾起步较晚，但成就仍旧斐然，特别是郭沫若，早年学医从文，继而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后因革命失败而流亡海外数十年，可以说前半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真正开始涉足甲骨学领域已是20世纪30年代了，那时王国维已经离世，可以说郭沫若起步确实太晚了，然而其却丝毫不甘于后流，不仅后来居上，而且成果丰硕。他凭借自己的才识以及毫不逊色的著作，得以顺利跻身“甲骨四堂”，不得不令世人折服。当然，他的成就与自身的努力以及当时的客观条件密不可分，本文现分条简析之。

一、以前人研究为基础

郭沫若先生差不多是在1928年流亡日本之后，才渐渐涉足甲骨学与考古学领域。他在《序美术考古一世纪》中谈到：“1929年我陷在日本的时候，为了想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史的发展，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除了要把先秦的典籍作为数据之外，不能不涉历到殷墟卜辞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刻。就这样我就感觉到有具备考古学上的知识的必要。”当时距甲骨文初现已近三十载，经过一批又一批学者的搜罗与整理，甲骨学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有着相当的成果了。1903年刘鹗出版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从而使更多的古文字学家得以对其进行研究，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自此，甲骨文从少数学者书斋里秘不示人的“古董”，变成了可资学术研究的“金石”资料。从1910年开始，罗振玉就派人先后去殷墟小屯收购甲骨，前后购得约3万余片，并且价值较高。罗振玉对这些甲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1913年出版《殷墟书契》（2221片），1914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68片），1915年出版《铁云藏龟之余》（40片），1916年出版《殷墟书契后编》（2018片），共著录书5种，甲骨5452片。

经过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等学者的努力，不仅使得零碎散乱的甲骨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理，而且还基本上解决了甲骨文的释读问题。王国维不仅在甲骨文考释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对商周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他1917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这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标志着“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除此之外，王国维还于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一课时提出“二重证据法”，重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相互结合，彼此印证，这对于考古学界特别是甲骨学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虽然郭沫若先生开始从事甲骨文研究之时，其身尚在日本，但他勤奋好学，涉读广泛，访遍日本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并积极进军各大图书馆，特别是上野图书馆，他在那里借阅到《殷墟书契前编》等众多甲骨学方面的资料典籍，加之国内友人多次向他惠寄相关书籍资料，这使得他得以吸收并消化前人的辉煌成果，顺利地进行包括甲骨学在内的考古学研究，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出发，他无疑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加之其勤奋的治学态度，笔耕不辍，昼夜兼勤，必然会在这块学术沃土上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隅芳园。

二、把握治学规律与方法

古人治学，必有章法，因循门径。古人历来重视目录之学，只有明了目录，才能开启学术大门。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有言：“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晚晴名臣张之洞极其重视把握治学路径与规律，曾作目录学著作《书目答问》，并在该书中揭示读书治学之大义“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如史学者，其史学可信”。郭沫若先生正是把握了这一科学的治学途径，才得以在学术上获得颇深造诣。他自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至进行甲骨文研究之前，接触最多的是便是经学，他在日本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的《易经》，用了八天的时间，写出了《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一文，受到敬言先生的认可。继而开始作《诗经》和《书经》的研究，竟一口气写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在精神生产上的反映》，这两篇文章即为后来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前两篇。正因为郭沫若先生从经学入手，窥探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社会结构，从而对于经书的可靠性产生疑惑，继而深感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由经学自然而入史学，使得其在对待甲骨卜辞时，既谨慎地多方考证，又进行合情合理的猜测，以至出现后续大有可为之景象，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仅如此，郭沫若先生还用科学的方法来武装自己，指导自己的甲骨学和古史研究，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传入中国，使得中国传统史学随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革命思想家李大钊同志，他于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一书，该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只可惜他壮志未酬，早早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郭沫若是继承李大钊未竟事业的第一人，早在留学日本学医期间，他便接受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曾深刻地说：“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正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随后，他又研读和翻译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深有感触，并发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因而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多角度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他在谈到研究目的时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终于，郭沫若于1930年完成中国学界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的第一部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誉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甲骨学研究领域，郭沫若先生也充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开辟了甲骨文研究的广阔新天地。唯物史观注重从历史发展的整体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去研究和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郭沫若研究甲骨文不是以考释为目的，他说：“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地粉饰。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以后，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灿然如在眼前。”因而，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断断不以零碎考释甲骨卜辞为限，而是更加注重将片段的东西看作一个整体的，互为因果，互有联系的部分来进行考察，因而更为科学合理。例如他虽然一定程度吸收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但不拘泥受限，并在《卜辞通纂》的序言中指出其方法的不足，他说：“王氏《地名考》本极简略，其法就在个别之地名，以声类为媒介，故所得仅能存疑。”鉴于该法在卜辞地名考证上的流弊，郭沫若提出了一种联系若干地名而系统地加以考证一组地名的方法——“地名系联法”。在《卜辞通纂》中，他用此法考证了帝乙田猎地。他说：

帝乙亦好畋游，其畋游之地多在今河南沁阳县附近，由此左揭数片得以证之。

戊辰卜，在噩，贞王田于衣，（第六三五片，片数为《卜辞通纂》的编号，下同。）

辛未卜，在盂，贞王田衣。（第六五七片）

辛丑卜，贞王田于噩，往来亡灾，弘吉。

壬寅卜，贞王田雍，往来亡灾。（第六四二片）

据此四辞，足见噩衣盂雍四地必相近……四地均在沁阳矣……今余以四地归纳之，已毫无可疑矣。

郭沫若先生这一考证方法的提出，得到了包括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等海内外卜辞地理研究学者的一致认同，台湾学者钟柏生评价此法作用时说：“卜辞地名经过系联后，地名与地名之间才有比较固定的关系，一旦其中若干重要地名考证出来以后，一组一组的田游路线与地名网，便可以很顺利地绘制出来。”

此外，殷人占卜，常常不止使用一块甲骨，并且每块甲骨占卜之后，一般来说都会刻上相应的卜辞，因而易出现卜辞同文的现象，这就给我们考古工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研究中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残辞互足”说，使得许多以前被孤立的残缺甲骨得以相互补全，以资深入研究。

这些甲骨文考释方法充分体现了郭沫若在甲骨学研究中全面地分析史料，注意到史料之间的相互联系，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耀眼光辉。

三、甲骨学才识卓越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言：“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由汉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尽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比次之书”，即为对史料的整理与归纳，这是史学研究者之基本能力，无须多言。“独断之学”，即为对历史的某一侧面独具慧眼，另有高见；“考索之功”，即为历史考证之本领。章学诚认为这三种能力同时具备，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后两者，正确的态度是各施所长、相辅相成，不应出现畛域之见。郭沫若先生在古史研究中特别是甲骨学研究领域，以对甲骨史料进行的严谨而认真的搜集与整理为基础，既工于对历史考证之能力，又长于抒己新见，可谓“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兼而有之，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展现出他卓越的才识。

早在1929年，郭沫若便开始重视殷墟实地发掘的重要性，他在给容庚先生的信中写道：“然仆意小屯实一无上之宝藏，其地底所淹没者当不仅限于卜辞，其他古器物必当有所得，即古代建筑之遗址，亦必有可寻求。应集合多方面之学者，多数之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方有良效。不然，恐反有所得不及所失之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勤奋钻研甲骨学。1933年，郭沫若编撰的《卜辞通纂》问世，1937年，《殷契粹编》出版。这两部书所收录的甲骨，质量很高，主要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前各家所藏的珍品，而且不少是刘、罗、王、林诸家所未知或遗误者，“足以矜耀于契林”。特别是《卜辞通纂》的“别录”，刊布了不少他新收集的资料。其中“别录一”，收集了史语所新获大龟四版的拓本和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中，曾用摹本发表过的一批甲骨中的精品22片，以及何叙甫氏收藏品中精选的16片等；而“别录二”，则收入了岩间氏、沔井氏、中村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十一处公私藏家中的精品87片。确如郭沫若在“序”中所说，“故仅就资料而言，本书似可要求其独立之存在矣”。

郭沫若先生的甲骨学才识不仅体现在对甲骨文的搜集和著录方面，而且还突出表现在他的甲骨文研究上。在文字的考释方面，他论述了“祖妣为牝牡之初字，则祖宗崇祀及一切神道设教之古习亦可洞见其本源”，“臣民均古之奴隶，宰亦犹臣”等等；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郭沫若发现甲骨文应有时代早晚之别，他在编纂《卜辞通纂》一书时，“初有意于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后因与董作宾之研究存在不谋而合之处，便不复列，但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在甲骨文的残辞互补方面，在《殷契粹编》一书中，他尽量将断片拚合，特别是《粹》112和《粹》113这两个拚合版，是殷代先公上甲后世次为报乙、报丙、报丁的铁证，为王国维《先王考》及《续考》增加了铁证，证明了“史记之误为绝对无疑”，并写成《残辞互足二例》；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等方面，他指出了“卜辞契例，凡于长骨分契成段者，左行右行率一律。然亦有参错互行者”，并以《殷契佚存》第二片的四段刻辞为例，指出“一、二左行，三、四右行。左行者辞次由下而上，右行者辞次由上而下。两者所卜时期不同”，郭沫若先生还对“骨臼刻辞”做了研究，“由其所刻之地位以观之，其性质实如后人之署书头或标牙签耳”，论定了骨臼刻辞是“武丁时物，其前其后均所未见，盖一代之典礼习尚如是也”等等。

诚然，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甲骨学研究，还尚处于一个发展阶段，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与探索也固然不够完善，但其在勤奋治学、谨慎考究一些相关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以及深厚的学识功底，这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正是这些宝贵的才华和学识，才使得他在甲骨学界享誉一方盛名，并激励着后人不断探求真理，接近真实。

四、甲骨学成就斐然

从1928年郭沫若初涉甲骨文开始，他的一生就深深烙下了甲骨学的印记，勤奋治学的他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影响深远，令人敬仰。

郭沫若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是《甲骨文字研究》。这部著作完成于1929年8月。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分两卷。第一卷收论文16篇，包括《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攻》《释作》等。第二卷收论文1篇即《释干支》，另有《附录》《后记》。他写这部书不拘泥于文字的研究，希望通过甲骨文字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起源问题。

《卜辞通纂》是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的一部甲骨文著作，完成于1933年1月，这是一部关于甲骨文全面精选总编通释的著作。全书正编共收入甲骨拓片800片，加另录129片，总计929片。该书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八大类，类目分设比较合理科学，并且每一内容之后都有小结。该书便于让读者既对甲骨卜辞的内容有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又可以窥知殷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卜辞通纂》取材大多来自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著作，但也搜集了前人所遗漏的材料，包括流入日本的一部分甲骨，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殷契粹编》是郭沫若于1937年完成的、被称为是《卜辞通纂》姐妹篇的又一部甲骨文著作。该书在编纂体例及分类上和《卜辞通纂》基本相同。材料取自于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独家收藏的甲骨，郭沫若从2800余片中精选1595片，加以编纂考释，并使得更多甲骨问题得到重要阐发与合理解决。

除了以上几部著作外，郭沫若先生还写了许多启发甲骨文研究的学术论文。1933年，郭沫若完成了《古代铭刻汇考》，其中有关甲骨文字研究的论文有9篇，后编为《殷契余论》。1934年完成的《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有关论文有3篇。1937年1月发表《评章太炎先生给金祖同的甲骨文论书》（日文手迹，载日本《书苑》第1卷第5号、中文载重庆《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6、7期合刊、1941年为金祖同《〈甲骨文辩证〉序》）。1959年7月发表《由周处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第7期）。1972年3月发表《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及《追记》（《考古》第2期）等等。

建国以来，郭沫若在甲骨学方面最大的贡献便是参与主编了《甲骨文合集》，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该书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编，具体工作由胡厚宣负责，从1961年开始，至1982年底出版，几经周折，终于编成13巨册的《甲骨文合集》，基本上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甲骨文史料。这无疑是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结语

郭沫若是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学者，也是学术花园里的一朵奇葩，精通文、史、哲等多种领域，既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还是长于甲骨文考释与研究的著名考古学家。在甲骨学研究领域，他汲取了二三十年以来前人丰富研究成果的精华，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深刻把握“由经学而入史学，其史学可信”这一科学的治学规律，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并与甲骨学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加之其在不断勤学攀登中培养了深厚卓越的甲骨才华与学识，终于后来居上，取得丰硕可人的成就，得以与同时期的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这三位大家齐名，享誉“甲骨四堂”的美名。纵观郭沫若先生勤勉治学的一生，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应该更多地感到理所当然，实至名归。作为当今学术界的后辈们，有太多的问题等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在郭沫若先生身上，我们不仅要学习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勤奋的治学经历，更应该学习的，是他那种不畏艰难、迎难而上、“只顾攀登莫问高”的坚定与专注。

（责任编辑：陈俐）

注释：

①郭沫若先生在《我与考古学》一文中说道：“记起来是一九二八年的事了，……因此我也就切实地感觉着有研究考古学以及和考古学类似的那类学识的必要了。我的对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金文的研究，便从这儿开始了起来。”（据《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0页。）

②他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③郭沫若说：“（《卜辞通纂》）所据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然亦有未经著录者。如马叔平氏之凡将斋藏甲骨文字拓本、何叙甫氏所藏品之拓墨及余于此间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选尤择异而著录之。”（参见郭沫若：《卜辞通纂》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1]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王宇信.甲骨学研究一百年[J].殷都学刊，1999（2）.

[4]谢济.“甲骨四堂”的比较研究[A].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5]刘晖春.甲骨学一百年回顾[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3）.

[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7]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