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黎明

散文两题

孟黎明

我与胡正老师的两次情缘

那是2009年8月桂花飘香的一个日子，我在太原出差期间，就想着要到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省作家协会大院拜访号称山药蛋派“西李马胡孙”五老战友中仅存的一位老作家胡正老师。那时我还根本不认识胡正老师，只是从过去拜读老师的作品和观看电影《汾水长流》中对老师有所了解，知道老师1924年出生，祖籍灵石县，1938年9月仅有14岁的他就参加了革命，先后在晋西南牺盟会吕梁剧社、延安鲁艺部队艺术干训班、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晋西北文联《晋绥日报》等单位工作，期间他参加武装工作队，是一位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酷的战斗洗礼的老作家。老师除了建国初期随军南下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和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短暂离开过山西3年多时间外，他一生都生活、战斗、工作在生他养他的吕梁地区，老师深深扎根在山西这块黄土地，关注民生，关注人民，勤奋创作，写下大量为人称道的经典作品，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摘南瓜》《七月古庙会》，中短篇小说集《几度元宵》，散文报告文学集《七月的彩虹》《胡正散文选》。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曾改编为同名电影、话剧、戏曲和《明天清明》、2010年老师又出版四卷本《胡正文集》。

老师曾任过《山西文艺》主编，省文联秘书长、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山西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山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以上是我在书本中对胡正老师的一些粗浅认识。

其实我的文学创作，受山西这批山药蛋派老作家的影响是很深的，小学、中学时代，“西李马胡孙”这些名家的作品一直是我百读不大厌的枕边书，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并成为我人生终生奋斗的目标。

现在想来，我能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点成果，真的还得感谢这些大师们的影响。

我乘公交车穿过省城繁华的街道，在十字路口下了车，便徒步来到了省作家协会的门房，我向看门房的老头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想拜访胡正老师，看门房的老头说胡正老师年龄大了，一般没事不要去打扰他。我坚持说我和胡正老师是老乡，看门房的老头说你预约了没有，我说没有预约，我谎说我来时忘了带笔记本，那上边有胡正老师家的电话，看门房老头用手托了一下鼻梁上架着的老花镜，瞅了我一眼，似信非信地对我说，那你给胡正老师通个电话吧，看人家是否接待你。我在门房办公桌玻璃下压着的省作协领导通讯名单中，很快就找到了胡正老师家的电话，迅速拿出手机忐忑不安地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正是胡正老师，他的口音中还带着晋中方言，胡正老师和蔼可亲地在电话中说，你是哪一位？我说我是咱山西汾西县人，咱们省作家协会会员，咱们是老乡，我想拜访您，希望您给我点时间。我特意加重了“老乡”两个字的分量，胡正老师一听说是老乡，就显出了过份的热情，“好，你来吧。”说着放下了电话。我高兴地对看门房的老头说，胡正老师约见我，看门房的老头说看把你高兴的，算你小子今天有运气。我忙递给看门房老头一支烟，便告辞出来，老头很快就撵了出来，他说我还没告诉你怎么走，你知道吗？说着他给我指了胡正老师的住址，我千恩万谢便往胡正老师家走去。

胡正老师的家就住在省作家协会巷道往东走的尽头，一座上世纪建筑的二层独门小院，环境十分优雅，门上安装了一道铝合金制作的玻璃推拉门，我敲了门，胡正老师很快就给我开了门，把我让进了屋里。

胡正老师的夫人、著名作家郁波热情地给我沏了一壶清茶，我们这一老一少就这样拉开了话题。胡正老师详细询问了我的创作情况，我把自己新出的作品双手递给了胡正老师，胡正老师边看边连连赞叹：“不容易，不容易，你们年轻人有这种志向，有这种追求事业的精神，就很不容易，希望你能够多读名著，能够沉下去静心写点作品，多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多颂扬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搞文学创作，要勇于敢当人民的代言人。”当谈到我的家乡汾西时，胡正老师高兴地对我说他早年来过汾西，随后老师问我现在那里群众生活的怎么样，我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的多了，乡村盖起许多新房，道路也硬化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胡正老师听着慈祥的面容就露出了欣慰的微笑。我对胡正老师说，我的故乡三、二里路就同灵石打交界，我们那里人大多会说灵石话，胡正老师笑笑说，那你说说，我听像不像。我随口说了几句灵石话，胡正老师爽朗地大声笑起来，连说像，像，像极了。我们两个人一时都笑了，在一旁坐着的胡老夫人郁波也笑了。

临走时，我说胡老师来一趟省城不容易，咱们合个影留个纪念吧，胡老师笑着连说好，好。我掏出提包里随身带着的数码照相机，递给胡老夫人，胡老夫人就给我们两个人合了影。胡老师还让夫人给我拿了他的作品《汾水长流》《胡正散文选》亲自签名给我赠书。

这次拜访胡正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再一次坚定了搞文学创作的决心，决不能辜负老一辈作家对我的殷切期望。

2010年我创作的又一部反映新农村转型发展的长篇小说《骚动的山庄》准备交作家出版社出版前，我再次带了书稿去省城找胡正老师，希望他能为我题个词，胡正老师慨然应允，他老人家认真看了内容简介，当即给我写下了“反映新农村生活”。《骚动的山庄》出版后，我一直想着要给胡正老师亲自送去一本书，但终因诸事繁杂，一直未能如愿，谁曾想人生莫测，一本未送出的书竟成了我和胡正老师的永诀，这将是我人生中的终身遗憾。

胡正老师走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眼前闪动，山药蛋派又失去了一位大师，我又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文学前辈，我现在能做到的，只能是化悲痛为力量，勤奋笔耕，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告慰胡正老师。

路遥，我心中永远的丰碑

路遥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坛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路遥幼年家庭贫寒，父亲为了活命迫不得已把路遥送人，然而正是这样苦难的日子，给了路遥一笔巨大的财富，磨炼和锻造了路遥倔犟的性格和无私的奉献。

正如《悼念路遥》一文中所写：“计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的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对人生执着的追求，对他所热爱的故乡的钟情，以及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自信，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小说的基本特征。

我于路遥先生素昧平生，现实的残酷使我与路遥先生阴阳两隔，然而我又仿佛觉得我于路遥先生是一对莫逆之交的文学挚友，我是在读路遥先生的作品中读懂了路遥，似乎是心与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强烈碰撞，在我的心灵中就时时会泛起涟漪，击起灿烂火花的激烈碰撞，我可以这样讲是路遥先生那种对文学执着奉献的精神，是路遥先生巨大的文学魅力把我引进了文学的殿堂，使我能够在最初朦胧的岁月里就形成了人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路遥是我文学事业前进的灯塔，在漫漫长夜的苦苦思索中，在黑暗与光明的较量中，路遥先生始终是我文学的精神领袖。我想如果路遥先生健在的话，我们一定会成为文学的知音，无活不谈的朋友。

路遥先生最大的精神充分体现在劳动奉献的崇高品质，他始终相信：“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是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活得更为充实”。

路遥对人生真谛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路遥虽然走了二十年，但他的那种深刻的思想境界依然给予我们很深的启迪。他在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以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着一种崇高的品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劳动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想和琐碎的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正是因为路遥对人生有如此高的理解，因而他才会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家乡的黄土地，他才会以他平凡的人生构筑了辉煌的世界。

诚然，时下也有对路遥那样玩命的写作导致生命的过早逝去提出过值与否的质疑，然而笔者对这种观点不置可否，人的生命对每个人来讲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固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为了一种高尚事业的献身是极其值得的，路遥及路遥作品为社会人类所留下的精神财产将是不朽的，有的人虽然活过，但逝如流星，死后他为社会留下了什么？而路遥的那种劳动奉献精神将是每一个文学同仁乃至整个人类学习的精神榜样。

作为文学晚辈，笔者对路遥是非常同情的，他生前穷困，年仅42岁，死时留下1万元存折和近万元债，尤其是他的《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他却为到北京领奖没路费和买不起自己的书送人而发愁，我感到这实实在在是文人的悲哀，这么一个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其经济窘困令人无比震撼。是他弟王天乐帮他借了5000元钱才得以启程，在火车站，王天乐与路遥的一段对话发人深省：王天乐对路遥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当时路遥只说了一句：“X他妈的文学”。

的确路遥身上深深的“苦难”标签，苦役般的写作和人生情感的困惑，似乎已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绝唱。

联想到当下人们精神信仰的缺失，道德失衡的滑坡，整日沉溺于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生活之中，甚至一个三流歌手动辄出场费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固然时代不同社会在发展不可同日而语，但某些人与路遥的贡献相比形成了这个社会莫大的讽刺。我想这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引以为耻的悲哀。

路遥先生曾经说过：“人生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人生不一定伟大，但一定要崇高”。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深思而力行的问题。

一次到陕北延安，笔者专程凭吊过路遥，路遥墓碑上深情的写着两行金色的大字：“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正是路遥先生短暂而璀璨一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 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