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缠足的“始作俑者”，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南唐后主李煜，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口黑锅应该由南齐废帝萧宝卷来背，因为《南史·齐东昏侯纪》有记：“（萧宝卷）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

李后主也好，萧宝卷也罢，都属昏君中的昏君，照理说没有什么值得后世效仿之处，偏偏他们“发明”出缠足这么个摧残人的玩意儿，居然能贻害千年，也实在是不可思议。

面对缠足陋习，政府并非“不作为”。有清一代，统治阶层曾经多次下达禁令。顺治初年，孝庄皇太后明令：不许缠足女子进宫，否则斩首；康熙三年朝廷下旨：“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力度这么大，责罚这么狠，依然禁不住。

清代学者丁柔克在笔记《柳弧》一书中曾经记载，当时缠足陋习，盛行于北方，而南方部分地区则较少：“甘肃某县，每年四月二十四日妇女做小脚会。届时妇女淡妆浓抹坐于门首，皆跷一脚于膝，以供游人赏鉴。或评其双弓窄窄，或称其两瓣尖尖。最小者则洋洋自得，而其门如市。故其县无大脚，间有稍大者，其时唯闭门饮泣，合家垂头丧气，真陋习也。江南天长、六合等县，则妇女尽皆大脚。”

和平时期的洋洋自得和垂头丧气，到了战乱就难免调换了位置。清末学者况周颐在笔记《眉庐丛话》中写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南北各省兵祸频仍、战火连天，当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逃难者中的女性“多大足妇人，而裹足者卒鲜”。裹脚的妇女因为跑不動，大多只能在家中坐以待毙，偶尔有豁出去跟家人一起出逃的，往往又成为累赘，遇到危急关头，为了不丢下她一个，剩下的亲属都要放慢逃亡速度，“又或子为母累，夫为妻累，父母为儿女累，兄弟为姊妹累，骈首就戮，相及于难者指不胜屈……夫自古至今，妇女死于兵者，莫可殚述，而皆未有知其死之多累于裹足者。”

按理说，裹脚还是不裹脚，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应该能让人有所醒悟了吧？然而并不，直到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还得专门颁下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但是这一陋习的彻底消亡，还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暴风骤雨般的种种除旧布新，才成为历史。鲁迅先生有云，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以感慨在中国实施改革之难，而一部缠足史足以证明，改革之难有时未必是统治阶层刻意阻挠造成的，假如桌子腿被铁钉牢牢固定在地上，那想搬动，才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