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之“西游记”
2017-11-13李双志
李双志
《西游记》之“西游记”
李双志
德国岁末迎“猴王”
每一页上都挤挤挨挨着滑稽与伟峻、贪吃与虔信、诡诈与仁厚,语调轻佻,图像纷呈,时时僭越犯乱
2016年12月底,猴年将尽未尽,鸡年将至未至。这边厢《西游伏妖记》广告已飞满天。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堪称德国纸媒首要门户、主流文化瞭望塔的两大报纸《法兰克福汇报》和《南德意志报》也搭起擂台说起了美猴王。
《南德意志报》的文艺副刊赶在圣诞节前夕向德国读者介绍了“魅力十足的叛逆者孙悟空(采用标准拼音写法Sun Wukong)”和以他为主角的小说《西游记》,“所有书中最可娱人、意蕴最深、最令人开怀者”。文章作者生怕德国文学青/老年们面对这东方美餐不知如何下嘴,拉来了一帮欧洲老白兄弟助兴:“小说体量庞大,读来让人觉得像是欧洲最伟大的游记作家荷马、塞万提斯、乔叟和但丁联合起来炮制了《奥德修斯》、《堂·吉诃德》、《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神曲》的大杂烩。每一页上都挤挤挨挨着滑稽与伟峻、贪吃与虔信、诡诈与仁厚,语调轻佻,图像纷呈,时时僭越犯乱。”虽有容易消除隔阂的普世娱乐性,《西游记》的另一面却是熔儒道佛为一炉的高密度文化信息加载。评论者因而引来九十六回开场诗两句“色色原无色,空空亦非空”,估计要有意震懵读者以证明其意蕴深藏之言不虚。不过毕竟要过节,所以接下去文风一转,称这鸿篇巨制的主题竟在“把酒言欢吃人肉”(应与大先生无关),妖魔鬼怪不都冲着唐僧鲜肉去的吗?经他这么一说,似乎刚有了点神秘玄妙感的中国古典小说,又一下露出了恶趣好的獠牙(倒也适合做圣诞恐怖故事)……
《法兰克福汇报》的书评在圣诞节与元旦之间发出,作者马克·西蒙斯曾在北京生活多年,颇有点以中国通自居。文章开篇即作惊人语,谁说中国人不会反讽,看看这小说里取经师徒到了雷音寺下,不买通迦叶、阿难二尊就只取得到无字经。有趣的是,他将这个情节比附于卡夫卡的著名片断《在法的门前》,似乎都是在法/佛门前一番徒劳而所求落空。当然,吴承恩走的不是卡夫卡的幽沉孤僻路线,还是同样荒唐又欢快的《堂·吉诃德》更适合比照。西蒙斯却又认为《堂·吉诃德》反了骑士小说,而《西游记》纵然处处出言不逊,却还是与中国的书本智慧貌离神合,像是禅宗当头棒喝,反更让人顿悟。也是怕说得太玄,西蒙斯紧接着追溯了《西游记》的历史原型和口头文学源头,称其为“一种自下而出的文学的范例,兼收广纳的采样文化的典型”。与此相应,他对小说的总体读后感是:“如果套用当今的概念,倒更可以把它描述成肥皂喜剧、有浓烈血浆效果的魔幻电影、讽刺寓言和无政府宣言的混合物。”如果套用文化传播的概念,西蒙斯为了将16世纪的中国神怪小说与今天的德国读者拉近,建立了一个西方经典文学加通俗文化的对比参照系。与此同时,他也不忘点明那些不可化约为西方对应物的精妙意味,比如猴王种种,映照着世间“心”相……
德国大牌文艺副刊的这两位撰稿人当然不是佳节之际忽然心有灵犀,决意携手神交东方古国取经人。推动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坐下敲打键盘的,是一件译界/文学界盛事:第一个《西游记》德语全译本问世。德国两百年老店,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本以发行黄色或橙色小开本文学经典口袋书著称于世,这次却破天荒地出了厚达一千三百二十页的精装本,在2016年法兰克福书展首发,定价是让人咋舌的八十八欧元。如此高价,足见出版社推重,也间接印证译者倾注其中的心血与才智。这被西蒙斯称之为“英雄壮举”的翻译工程,由出生于苏黎世、曾求学于浙江大学与中国美术学院的汉学家Eva Lüdi Kong(中文名林小发)耗费十多年时间完成,一百回故事齐备,更配有选自明朝《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插图》的一百幅木刻版画。封面上则有从《新说西游记图像》移来的大圣全身肖像:虎皮裙、金箍棒、手搭凉棚、金睛圆睁,正是我们熟悉的模样。然而他所对望的,却是异国的陌生读者了。要说完全陌生,也不尽然。且不说好莱坞与日本动漫早已制造了全球化的孙悟空影像,就说这《西游记》一书,“入欧”也有了逾百年的历史,一度形影朦胧,最终毫发毕现。其间经历,正可读作中国古典文学逐步“加盟注资”世界文学之一例。
推动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坐下敲打键盘的,是一件译界/文学界盛事:第一个《西游记》德语全译本问世
欧语《西游》显形记
中西交流史上,西风东渐之际,中典西传便也渐次展开。两者其实恰似灯芯两捻,穿插缠绕,纠结数百年。这期间,包括《西游记》在内的古典文学也陆陆续续进入西方知识精英与文艺受众的视野。其次序先后,有偶然因素,却也有制约条件,一方面是译者的才力与眼界,一方面是欧人想象中国的不同风尚。《赵氏孤儿》在18世纪的欧洲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的代名词,其背景是启蒙一代对儒家德治理想的推崇。这出元杂剧因道德训诫内涵而备受青睐。但较之于四书五经,文学作品的翻译此时还处于边缘地位。19世纪英法积极建立世界殖民帝国,客观上推动了专业化的欧洲现代汉学的兴起。专业队伍的出现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对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的意义不言而喻。其中拔得头筹的无疑是法国汉学界。继雷慕沙译《玉娇梨》之后,法兰西学院法学第二代“掌门”儒莲译《今古奇观》、《西厢记》、《白蛇传》,重译《赵氏孤儿》,可谓真正开启了欧洲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期。文学中国的丰富面目初显。有趣的是,儒莲译出了两卷本《大唐西域记》并著有《玄奘生平及旅印事迹》,对《西游记》却似乎并不感兴趣。或许怕这怪力乱神的野史淆乱视听。1839年,西奥多·帕维(Théodore Pavie)列在《中国小说集》中的两则摘译,也许是最早翻译为西方语言的《西游记》文字,然而并没有出现对这部小说的整体译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三十年,西方汉学进入全盛期,英国、德国、荷兰汉学系林立,名家辈出,涉猎日广,学问日精。这也是欧洲现代文明出现内部精神危机,悲观厌世情绪蔓延的时代,东方的宗教、神话、哲学突然之间显现出另类精神寄托的光环。乘此东风,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神话色彩的作品也纷纷得到译介传播。《西游记》也于此时一步步现形于欧洲。英语世界最早有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从1887至1890年登在香港发行的《中国评论》上的三则选译,塞缪尔·伍德布里奇(Samuel Woodbridge)于1895年,詹姆斯·威尔(James Ware)于1905年也发表了摘译片段。作为英德汉学研究标志性成就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剑桥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的1901年版和柏林学者葛禄博(Wilhelm Grube)的1902年版都介绍了《西游记》。翟理斯不仅简要介绍了小说内容,还摘译了如来佛镇孙悟空于五指山和唐僧师徒脱尽凡胎上灵山两段。而葛禄博似乎更偏爱神魔小说中的《封神演义》和《白蛇传》,对《西游记》则语焉不详,只称其“是围绕著名佛教朝圣者玄奘的一系列神话幻想小说,为一批民间魔幻剧目提供了素材”。其间差别直接影响到日后《西游记》译本的出现。著名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翻译了小说前七回,题为《猴子孙悟空》,收在他1914年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中。英法的节选摘译也源源不断。真正完整成书的译本则出自亚瑟·伟利(Arthur Waley)之手。这位辍学于剑桥,自学中文、日语于大英博物馆的译界奇才曾先后将李白的诗歌、屈原的楚辞、《道德经》、《诗经》、《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中日文经典翻译成英语,在1942年推出了首部《西游记》英译本,取名为《猴》。西方读者从此看到的不再是支离破碎的断片,而是多少能让人感到有始有终的小说形态。只是这里的形态也还不是全身像。从石猴出生、学艺、大闹天宫到观音赴东土,玄奘出生、寻父、受命出长安并收悟空为徒的前十五回,伟利都依次译了出来。接下来他却开始挑挑拣拣,除了收八戒和沙僧两回,真正的“西游”部分只剩下了乌鸡国战狮妖、车迟国斗法、通天河降鱼精三个故事。再加上师徒抵达西天面如来并最终成佛的结尾三回。一百回就这样被压缩成了三十回。伟利自己在前言中辩解说,吴承恩这部小说人们向来读的也多是节选本,而他自己在翻译的时候“虽然省略了许多段落,但剩下的部分却几乎完整译出,只除却了大部分难以译成英语的点缀性诗歌”。尽管有如此多删减,这个译本却因其译笔精到,再现了原著意趣而迅速获得了认可。胡适为其美国版所写的前言就称赞其中对话翻译甚佳,“既再现了幽默谐趣,又保留了谚语形式”。《猴》1947年被转译为德语,1951年被转译为法语,1960年被转译为意大利语,其在欧美的流行程度和经典地位颇可媲美库恩(Franz Kuhn)所译德语版《红楼梦》。这位同样秉持“删繁就简”译风的德国译者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专业户,早年在柏林随葛禄博学习,受其影响而翻译《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水浒》,独独避开了《西游记》。而伟利自称,译《西游记》时参阅了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汉学与译事之关联,可见一斑。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则是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余国藩耗费多年心血推出的四卷本英译《西游记》
库恩与伟利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欧语译者,其实正置身于中典西传的一个黄金时期:儒道典籍新译迭出而渐成体系,考释论辩皆蔚然可观;老庄在文学哲学两界声名鹊起,一度势压孔孟;李杜诗篇一经“发现”即风靡大西洋两岸,引得诗坛名流竞相追慕。中国文化在欧美知识界与文艺圈呈现出的精神样貌已不限于儒家/帝制中国一端,而是焕发出文辞璀璨且哲思深渺的多样异彩。中文佳作正依托这一番译介传扬,显身为可供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赫尔曼·黑塞就在1927年所写的《一座世界文学图书馆》中将《论语》、《道德经》、《庄子》与中国古典诗歌列为可比肩《圣经》的人类精神财富。中国古典小说在稍晚的时间里纷纷得以翻译出版,既得益于这一接受热潮(尤其道风之盛),也更增其壮阔。但与微言大义的经和言简意丰的诗相比,动辄百来回且诗文间杂的大部头小说要尽数传递至欧洲读者,却容易吃力不讨好。库恩与伟利们便不约而同采取了选译和节译,尤其对文中诗歌弃之不顾,实际上牺牲掉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文体修辞上的特殊性,为的是集中精力呈现出一个个有别样风味又不难下咽的中国故事。不求如经文诗句那样尽显字字珠玑,但求能将情节动人处复现一二。这些小说译本能风行一时,多半也胜在其(偏离了原本的)精彩紧凑上。不论如何,这一代译者的苦心经营(与削足),让《西游记》等名著在欧美语言中有了最初的亮相。毕竟“千呼万唤始出来”,即使“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过,名著缩写本再动人,终究是雾里看花,不见全貌,难尽其妙。奥妙多如《西游》者,当然很快就招引出了新一代译者,执意尽显其全貌。路易·阿弗诺尔(Louis Avenol)在1957年即出了集满一百回的两卷本法译本,但是同样省略了其中的诗歌。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则是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余国藩耗费多年心血推出的四卷本英译《西游记》,第一卷在1977年出版,至1983年四卷出全。这一版译本堪称学者型翻译的典范之作,一扫之前取舍由己删减随人的小说译法,以经典还原的治学态度来面对小说文本的一切字句篇章。余国藩自己在前言中称,其初衷就是“尽可能忠实地为读者提供这四大或五大中国传统文学永恒经典之一的样貌”。译文前六十余页的导读,详述玄奘生平史实、取经故事源流、《西游》成书始末、书中宗教含义与寓言特质,远非之前寥寥数语的简介可比。让西方读者感到陌生的人名和佛道名词,译者则采取了文后加尾注的办法加以解释。如此每卷都长达四五百页,四卷合计是近两千页的体量。尤可称道的是,余国藩在导读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解释诗歌在小说中的作用,这也是他致力钻研多年的课题。他指出诗歌“是整个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引用汉学家普实克来说明诗歌为小说赋予的抒情性,更类比《神曲》中的景物描写而解释诗歌超于陪衬之外的指涉功能。他藉此表明了自己将文中诗歌全数译出的辛苦用心。这个译本无疑是《西游记》翻译史中的一座巅峰。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Plaks)在第一卷出版之际就撰写书评,盛赞其成就,尤其激赏译者对文中“具英雄颂诗气质之诗歌”的出色翻译。在余国藩之后,北京外文出版社也从1982至1986年推出了三卷本英语全译本,译者为詹纳尔(W. J. F. Jenner),但译文成就难望余版项背。
真正可与余版英译本匹敌的当是法国汉学家雷威安(André Lévy)于1991年推出的两卷本法译版《西游记》。这位1925年出生于天津,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毕生治学方向,翻译过《金瓶梅》的杰出汉学家同样遵循忠实于小说原本的译法,诗文尽数译全,并配上了木刻画插图,译成的上下两卷各有一千一百多页。而且这个译本有更浓烈的学术气,除了八十九页的导论和大量注释之外,还在译文前插入了玄奘西行地图,加入了各回简要,附上了《西游记》各代版本书目、研究文献要目和西语、日文译本书目,俨然一部学术专著。他的导论和余国藩的也有不同侧重。除了玄奘的历史原型和小说的成书史之外,他还介绍了中西学界对猴王来源的考证,概述了《西游记》对后世的影响及流变,评点了之前的译本得失,探讨了了小说是“戏仿的寓言,还是寓言的戏仿”等问题。其译文因而是以一个勤勉学者对小说文本的细致读解和文体考察为根基,势必会着力再现字里行间的讽刺与幽默之妙。
如果说伟利一代是由汉学研究启发而从事小说翻译的文人系,那么余国藩和雷威安则代表了将汉学研究融入小说翻译的学院派
如果说伟利一代是由汉学研究启发而从事小说翻译的文人系,那么余国藩和雷威安则代表了将汉学研究融入小说翻译的学院派。文人重意会而乐见轻捷;学士探幽微而不厌繁密。后者看似学究气的导论加注释,透露出的是视小说经典为文化结晶体的敬畏态度。对纷杂诗句的一一复现,更显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肌理与情趣格调的细心观照。他们送达西方的全译本,确实“为难”了读者:西行之路不易,要得真经,请君入卷,走完两千页的旅程……
译笔一支摹心猿
以译《易经》的卫礼贤和译《红楼梦》的库恩为标志人物,德国在中文经典翻译领域中曾经一度领尽风骚,泽披欧美。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典小说“全译本”时代,德国译界却颇显颓势。唯有原东德的汉学家约翰娜·赫尔茨菲尔德(Johanna Herzfeldt)在1960年代“译全”过《水浒传》和《西游记》。但她在1962年出版的《西游记》译本至多可算编译。译者依然保留着库恩们的观念,认为“缩减合乎情理”,并认为与其删减回目(似在影射伟利版),不如“将各回以精简版译出”。这一滞后情况在进入新世纪才得到扭转。2007年至2009年,莱纳·史华慈(Rainer Schwarz)与吴漠汀(Martin Woesler)合译的首部《红楼梦》德语全译本三卷本陆续面世,由此拉开中国古典文学德语全译的序幕。而美猴王则又等了近十年,才在德语世界全身跃出,让人尽可睹其真容。
让《西游记》在德语中尽显全貌的林小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但其研读原本之精深持久,琢磨译文之细致入微,并不逊色于学府书斋中人。她的翻译基于她长年游学中国并钻研《易经》与佛道思想的经历,更融入了她在博览清代至今众家释义之后的独特心得。她执意不取余国藩所据的世德堂本和雷威安所用的李卓吾评本这两个通行的明刻本,而是将《西游证道书》清刻本作为翻译底本。有趣的是,她自己解释说,这一版本中所含诗歌数量在宜于读者接受的范围内,而又没有过于冗长的重复内容,因而更适合全译为德语。所以即使含有大量脚注,德语全译本其实并没有英法两部“学者型”全译本厚重。也由于《证道》版序言中将丘处机而不是吴承恩认作作者,所以李小发索性以“原书作者尚存疑”为理由,在译本全书包括封面中都没有给出原作者名字,打破了从伟利开始在书题下列吴承恩为原作者的惯例。
就译本本身而言,真可谓处处用心,既紧贴原作文字又体察读者之需。译文语言是流畅简洁的“德语白话”。文中的宗教哲学概念,包括“心”、“空”这样乍看并无玄机的名词,都保留拼音写法再加脚注解释,并不时加入以前评注人的解读。在开篇第一回,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中国版创世纪,她便直接在第三页植入了一个显然是她自己所做的太极八卦十二时辰图,对应十二地支阴阳交替。为了让读者不会因繁复迭出的神仙菩萨晕头转向,她在译文后列出了神仙佛目录,一一给予解释。《西游记》作为汇流中国三教与民间传说的文化杂烩特色,由此展露无遗。
英法全译本有详细的导论,这个德译本则代之以三十五页的后记。引人注目的是,林小发除了像余、雷二人一样追述故事缘起、成书过程、版本差异之外,还强势推出了西游记释义传统中的道家(全真教)读法。她主要依据刘一明、陈敦甫等人的释义,随其援引明末心学与《易经》卦象,将明心见性定为小说主旨,尤其以孙悟空为人心道心之双重象征,并将三徒弟与五行相配(如悟空配火-心-南与金-肺-西而悟能配水-肾-北与木-肝-东),构造出宏观宇宙与微观角色之间的呼应关系。其实这一派颇有附会道义之嫌的解读路数,炽盛于清朝,是自胡适、鲁迅的《西游记》现代研究法后渐趋断流的一脉分支,如今在台湾颇有复兴之势。只是附于一个德译本之后,让我等读来有点恍然惶然,如见故人着异装而来。不论如何,虽然林小发在译本后记中为这一家之言张目而多少忽略了《西游记》更丰富的寓言特性和更颠覆的狂欢气质,但她点明的心性象征和修道旅程,确实扣住了这部小说的核心要旨,为德语读者能真正进入这神魔之境与心猿之心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门径。
更重要的是,如此一个用功扎实的全译本的出现,让西方更多人可以直接观摩《西游记》这一中国古典文化拼图的各个细节,各自体会其中寓意而给出更多的解读可能。猴王与唐僧也将在这一趟趟“西行”之旅中沟通东西的心灵,携手塞翁或但丁,翻新世界文学的文学世界了。
虽然林小发在译本后记中为这一家之言张目而多少忽略了《西游记》更丰富的寓言特性和更颠覆的狂欢气质,但她点明的心性象征和修道旅程,确实扣住了这部小说的核心要旨
❶ 《南德意志报》2016年12月23日文艺副刊版。
❷ 《法兰克福汇报》2016年12月30日文艺副刊版。
❸ 参见: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伦敦1901年,第281-287页。
❹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莱比锡 1902年,第438页。
❺ 在他之前还有Timothy Richard和Helen Hayes分别与1913年和1930年发表过复述西游故事的作品,但还难算成严格意义上的译本。
❻ 吴承恩:《猴》,亚瑟·伟利译,纽约1943年,第7页。
❼ 同上,第4页。
❽ 参见:黑塞:《一座世界文学图书馆》,见:《黑塞全集》第14卷,法兰克福2003年,第402-403页。
❾ 余国藩译:《西游记》,第1卷,芝加哥1977年,前言第5页。
参见:余译《西游记》第1卷,第21-33页。
参见:Andrew H. Plaks,余译《西游记》第一卷书评,MLN (1977年12月),第1116-1118页。
此处对法语全译本的阐述有赖于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的吴天楚支持,特此致谢!
Johanna Herzfeldt译《西游记》,Rudolstadt 1962年,后记,第494-495页。
参见:林小发译《西游记》,Stuttgart 2016年,后记,第1318页。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