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功

“才”(古代才、材相通)这一范畴早在先秦就有了较为普遍的应用，诸如《尚书》便有“梓材”一篇，又有“多材多艺”的成语。其时关于才的认知主要表现于才性关系、才有其能等基本意蕴，并没有直接的“才”“文”关系探讨。明确的以才论文滥觞于两汉之际，在经过了“才”范畴关注程度的提升、“才”范畴运使范围的开拓、“才”与“文”关系审美认知层次的深化等阶段之后，至东汉中期，以才论文基本走向了成熟。本文侧重于讨论两汉时代“才”这一范畴直接运用于文论实践之际所呈示的演变轨迹，而古人对于文才性质认知、对文学认知的深化历程也由此彰显。

从人物品目实践到才的理论梳理

就文字训诂考察，“才”的原始意义为初始，其他意蕴皆由此衍生。先秦各种文献言“才”体现了以下两个内涵：

能力偏长，往往指向经济与政治军事技艺。《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孔颖达直疏“材艺”为“材力”、“艺能”。这属于才的“才能”意蕴。

材质、性质。《孟子·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这个才就是性。《荀子·礼论》称：“性者，本始材朴也。”性是本始阶段材的朴素面目，明确以材解性，属于才的“才性”意蕴。

才能、才性不是离析的，古人但凡言才之所能，都兼容着其性之所宜。

西汉之际，才范畴的运用更加广泛而深入，这与其时人才选拔的察举制度密切相关。察举以选贤与能为目的，其举荐的核心尺度便是才、德，如荐举科目中的贤良方正、孝廉、贤良文学等皆为才德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