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之法与补叙之道
——评於可训的小说创作
2017-11-13叶立文
当代作家评论 2017年6期
叶立文
一
自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兴衰更迭,当代小说也逐步转向了以反抗历史权力为表征的启蒙主义。在此过程中,启蒙者的家国情怀注定会让文学本体的回归命途多舛。尽管早在80年代前期,就有“让文学回到自身”的声音出现,但急于冲破历史铁幕的启蒙呐喊,却让中国作家无暇去审视自身文学本体意识的缺失。对他们来说,语言和叙事形式之类的“雕虫小技”,远不及因应时代的巨大变革来得重要。直至80年代中期先锋运动的出现,当代作家才真正意识到了小说“怎么写”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于是那些炫人耳目的形式实验和语言创新,就一度让人看到了文学本体的回归。
不过问题就在于,由于受到了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先锋小说的创作实践却难言成功。比如语言问题。尽管大多数先锋作家都有自觉的语言意识,但受制于先锋小说的寓言化倾向,这种语言意识却更多地具有一种哲学意味:探讨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病象关系,发掘语言的权力与异化问题之间的思想关联,进而以反抗语言的方式去表达人之解放的启蒙诉求,业已造成了修辞学意义上语言的失落,这其实是一种以语言哲学为底蕴的新的语言神话,它无视语言的交流和表意功能,反倒是执持于对语言权力属性的发掘与消解。换言之,先锋作家对语言权力问题的耽溺,最终遗忘了汉语作为一种表意系统的美学价值。于是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语法规则的无序等等,就让很多先锋作品沦为了一场无意义的语言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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