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义

一、接受的各自“倚重”

新诗固然在整体上已然成为一种独立门类，但一涉及到具体文本，接受评价就变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是其最真实的写照。一首诗，从某个角度上看，可能会挑出毛病；换另一个角度看，说不定大放异彩。这就使得诗与非诗、好诗和坏诗的界线变得十分模糊，经常陷入判断的两难：比如从文化层面着眼，它可能达到石破天惊的颠覆程度，但在艺术上却大有“非诗”的嫌疑；比如从心理学上讲，它可能产生极强烈的快感，但从美学上评估，却存在着不可宽宥的粗鄙毛病。

不言而喻，新诗一开始就深陷合法性的死结，久久未能解套，一切问题都围着它团团转。所以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那么多论争：诗与白话之争、诗与道德之争、人生与艺术之争、普罗与“新月”“象征”之争、贵族与平民之争、写实与纯诗之争、自由与格律之争、文体之争、民族形式之争，此伏彼起，不亦乐乎。兴许有太多问题要立马解决，反而“漠视”了尺度与标准的存在。然而这话说的也不全对，许多论争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完全“对上点”，其实内里还是有所触及的。盖因新诗伊始就遇上太多“外围性”事务，承受外界前所未有的压力，再努力也腾不出手来清理自家要务——这一解释显然也是半通不通的。事实是新诗发端之际，虽未能确立所谓的尺度标准，但其隐含的成分，仍如罩在头顶的“魔咒”，始终挥之不去。换句话说，标准尺度其实已含纳在无尽的争讼中，只是没被明显地“拎出来”而有所遮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