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孝 马 超

论马金莲的小说

李志孝 马 超

新世纪迅速崛起于文坛的“80 后”回族女作家马金莲，近年以她的一系列佳作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不仅成为宁夏小说创作的主力，而且成为全国文坛瞩目的对象。她的中篇小说《长河》被誉为“是一部当代的《呼兰河传》”。事实上，正如有研究者所说，“身为女性而致力于女性的马金莲，其作品平淡细腻，温馨亲切，乡土味、生活味和人情味，充满在她的所有作品中；既有庄稼里泥土的厚实，又有蓝天下白云的飘逸，也有乡村女子素面朝天的朴素韵致。”她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描写不无感伤的乡村爱情，用从容的笔致表现家乡西海固那片土地上人们充满苦难却又坚忍顽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对女性生存状况的书写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她给我们描画了一幅“女性的乡土”，这既是一个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也是一个女性的世界。而她小说表现的那种宁静安详的叙事风格，更是向读者展示了“80 后”作家的另一面：冷静、淡定、从容。

一、诗意而感伤的乡村爱情

马金莲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书写乡村爱情的，但她笔下的爱情又无一圆满。尽管作家常常用诗意的笔调去叙写爱情，但又无不充满着感伤。比如《河边》，小说写得分外安宁，安宁中勾勒着如诗如画的意境，飞扬着悠长动人的诗，有一种别样的美。一条河，一户河岸边的人家，一对母子，一个男人的身影，构成了小说简单而质朴的元素。母亲是一个寡妇，儿子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男人是河对岸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叫刀背。刀背给母亲带来了香胰子，香胰子洗润了母亲的脸庞，刀背的到来使母亲变得年轻。少年因为窥见了母亲在自己的肚皮上为刀背暖脚的一幕，加上他人的传言，少不更事的他变得忧伤，曾无忧无虑、甚至希望刀背经常来他家的少年有了心事。于是，经常躺在河滩上仰望天空的他更加寡言了，也不愿见刀背了。终于有一天，这个叫顺儿的少年沿着河岸走向远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情节，但不多的几个镜头，却画质饱满，苦乐酸甜都有了。小说少年视角带来几分惆怅的气息，小说中流动的情绪更有几分淡淡的忧伤与失落。那忧伤是一个年轻寡妇向往爱情而不得的忧伤；那失落，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不解母亲心结而导致的失落。他不知道，这失落会伤了慈母的心，而使母亲的忧伤变得更加沉重。

《尕师兄》写的是三个少女与一个小伙的故事，这三个少女是姑姑、姐姐和“我”，小伙就是尕师兄——当木匠的爷爷收的关门弟子。这个长得秀气，有些害羞，“谦虚、机灵、心眼活泛，待人一团和气”的尕师兄，首先赢得了姑姑的芳心。姑姑给他洗衣、做鞋、织手套，吃饭时给他舀饭，处处体贴、疼惜着他。而从不对他露过笑脸，就像是前世的仇人、冤家的姐姐，“这些年里，她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人，所以她总是用冷言冷语伤他、激他、气他，为的是要他的目光也留意一回自己，看到她的存在，看到她身后辫子上也飘着美丽的红纱纱。”后来，姑姑嫁人了，姐姐由爷爷做主，和尕师兄结婚，“姐姐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了”，而这时的“我”，也看清了自己的心事，这个原来少不更事的少女，感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早就印在心头，嵌入得这么深，已经难以自拔”。三个少女和一个小伙之间的故事不乏浪漫的诗意，也有挥之不去的忧伤。这是一种典型的乡村爱情，它符合乡村的伦理规范。没有互相嫉妒，你争我夺。一如静水深流，毫不张扬，情感的暖流只在各人心里。

《绣鸳鸯》同样写了一个充满温情和暖意又让人感伤的爱情故事，那位小货郎走了，带走了姑姑的长辫子，留下了姑姑肚子里的孩子和一箱绣花的丝线。然而姑姑始终没有怪怨那个永远离开再也不会回来的小货郎，她只是在不断用他留下的丝线绣着一幅幅鸳鸯戏水图，记着小货郎留下的话：“他说，他要把我的辫子藏起来，绝不卖钱，藏一辈子。”《丑丑》更是一出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爱情悲剧，长相俊美的姑太太丑丑，却自愿嫁给了一个土匪头子——那位身手不凡、为人豪迈豁达的黑胡赛。当丈夫被他的手下谋害后，丑丑在他的坟坑边将一把刀插进了自己的心口，永远跟随她的爱人去了。《柳叶哨》中的梅梅，同样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那个给她经常吹柳叶哨的邻家少年，最终娶了别人。当她自己也出嫁的时候，只能在手心里攥着两把柳叶子，骑在驴背上大放悲声。

马金莲笔下的爱情，是典型的乡村爱情，它不像我们经常读到的现代爱情故事那样张扬、热烈，它内敛、隐忍，有时甚至是压抑的，其结局大多都不圆满。但它是西海固这片热土上生长的爱情，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也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充满乡土气息的回乡女子。不论在她们的心里蕴藏着怎样的感情激流，表现在外的却是一种如她们生活的土地一样朴实、厚重、内敛的黄土本色。她们遵循着传统的乡村伦理，一如《夜空》中的女人对瘫痪丈夫的不离不弃、百般关爱，《搬迁点的女人》中女人与丈夫的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有一种浓浓的人情味、人性美。尽管作家笔下的爱情总是令人感伤的，但一种诗意的氛围，一种浪漫的笔致，仍然使我们从感伤中有一种超越，一种超越于伤痛的对生活的坚信。它不同于“五四”时期那种知识分子的浪漫感伤，而是西部乡村真实生活的文学记录。作家“仿佛就是在写自己，她是那么真诚地身临其境，她笔下的温馨和诗意都是发自内心的”。

二、苦难而坚忍的现实人生

像许多西部作家一样，马金莲的小说中也充满着对苦难的描写。因为这本就是西部人生活的真实，更何况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恶劣的自然环境，无形的传统观念，社会转型期严峻的现实，使苦难和悲剧几乎总是难以避免。但是，马金莲在叙述苦难时并没有刻意描写生活的惨烈，虽然那种生活几乎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她总是着力描写西海固人民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与顽强，那种生存的悲剧在强烈的生存欲望面前也似乎有了别一种意义。

乡村的苦，首先表现在没完没了的辛苦劳作，农民们过的永远是土里刨食的日子，《永远的农事》就完整地呈现了乡村的农事秩序：开春时节拉粪、种麦子、种胡麻豌豆，再后锄草、收割、碾场、背麦衣，等等，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连尚未成人的姐姐也发出叹息：“唉——人难活，屎难吃，苦难下啊——乏得人只想死了去。”然而，作家并没有只注目于“苦”，这其中也有劳动的欢乐，收获的喜悦。那挥镰割麦的场面也充满着对劳动的赞美：“父亲已经开镰了，他揽的一趟很宽，一看就是男人家干活的气势。父亲的动作是标准的庄稼汉的姿势，显得准、狠、麻利。他先用左手揽一下麦子，右手挥镰向前，不要一镰揽得过多，太多割不下，半镰就行，稳稳地往后拉镰，光洁如玉的麦秆挨上利刃，顿时齐刷刷断裂，发出清脆的噌噌声。再挥镰，又一束麦子倒下，左手再麻利地收抡。这样割三四下，倒地的麦子就有好几束了。”从割到捆，父亲的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而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劳作中，“我”、姐姐的成长、成熟也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尽管充满艰辛，日子还要过下去，一辈辈的人就是这样在汗水中长大的。《搬迁点的女人》中，女人为了过上好日子，在一片荒凉的滩地上开垦、种地，和丈夫一起苦熬苦挣，从一个小媳妇变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却因为生活的艰难，十年没有回过一趟娘家。生活的信念支持着她，她有她的奔头。《山歌儿》里，母亲嫁给父亲时，被家里的贫穷所震惊，不仅炕上的被子、洋式枕头、羊毛褥子、羊毛毡，都是借来的，连父亲头顶的帽子都是借来的。结婚第二天，母亲去厨房做饭，可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一把可以做饭的面食。但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母亲硬是靠自己的脚手勤快，吃苦耐劳，上孝敬公婆，下疼爱弟妹，将这个家撑持了下来，还拉扯大了孩子。人物在苦难面前的坚忍、顽强，让我们感叹不已。

生活的苦难与自然环境的恶劣密不可分，这里干旱少雨，连只有八岁的小女孩，也因为听说蝴蝶瓦片能引来雨水，于是千方百计收集蝴蝶瓦片，小小的心灵中满贮着对雨的渴望。然而，“我们学会了熬煎，我们的汗水浇灌的庄稼也学会了熬煎……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靠庄稼生存，一生与庄稼相伴，他们说不出什么高深的东西，他们教给我们的是怎样在年复一年永远重复的干旱面前学得坚强，学会忍耐，学会熬煎。”（《蝴蝶瓦片》）久旱的日子，盼望着雨水的降临，但最让人担心的冰疙瘩却在人们最不愿看到的时候会突然降落。《糜子》中，长势喜人，寄托着一家人希望的五亩糜子，在即将成熟之际，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毁了。“整整一地的糜子，黄黄的，金子一样，铺满了地面。糜子秆儿像落难的光棍一样，孤零零在风里发抖”,“就像被人拿棍狠狠抡打了一番”。大自然的残酷让人猝不及防。这是农民无法改变的宿命，面对这样的灾难，他们只能将泪水咽进肚里。作家从容冷静地叙述着这一切，没有愤怒，也没有抱怨，她只是将这些叙述给她的读者，从中透露出人物对生活的顽强与坚忍。

马金莲的苦难叙事中，主人公更多的是女性。在广大的西部乡村，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承受的苦难也比男性更多。作家并没有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动机，她只是将那些处于社会生活边缘，在家庭、社会与传统观念中卑微隐忍的女性的生存境遇展现出来。《掌灯猴》中程丰年的妻子，是一个给做嫁衣的绣女掌灯的女人，一个挨打受骂的角色。五年来，为了换几个钱帮衬度日，她一直在拖着疲累的身子干着这个营生。但回到家里却一脸快活地告诉丈夫，她剪得一手好衣裳样式，不少姑娘指名只要她剪的；她配的丝线绣出的花儿让人看了眼花，赞不绝口。这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女人，尽管她很丑，只是个掌灯猴。然而读完小说，她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只会对她满心同情。当读者知道真相后，也只会像程丰年一样发出很沉的长叹，而没有人会忍心揭破那个丑女人编织五年的谎言。一个生活中配角的配角，但仍以一种罕见的韧性，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作家写出了一种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心理，有一种直击心灵的力量。还有《难肠》中的女人，她是一个女儿，也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的难肠在于，既要承担田间劳作的辛苦，照料丈夫和孩子，更在于亲生父母年老之后无依无靠。一边是家庭孩子，一边是生她养她的双亲，两边都需要照顾，两边都牵肠挂肚。她跑断了腿，操碎了心。生活让她感到难肠，但却依然让她不舍和努力。乡村女性的生存之困和精神之厄，被凸显了出来。主人公用她的辛劳和坚忍支撑着，让我们在悲苦中感到一种博大宽厚的爱，一种生活的韧性。

也许《夜空》更能表现作家所要传达的那种苦难中的坚忍，艰辛中的希望。这篇小说从一个男人——一个瘫痪的男人的视角，描写了一个女人的形象。她勤劳而艰辛，在丈夫瘫痪后，依然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她坚忍而顽强，面对生活的重压以一种罕见的毅力操持着这个家，带大了几个孩子，养活着丈夫；她心地善良，面对瘫痪的丈夫，不离不弃，以一颗善心温暖着生活；她聪明智慧，面对麻脸支书的过分热情，用特有的方式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这是一个让人百般感叹、充满敬意的女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女性生存的艰辛，又可以感到人类美好善良的品性。那个在夜晚无法入睡而仰望夜空的丈夫，也因为美丽的夜空而多少有了某种超离于自身苦难的感受：“他惊奇地发现，星星像人的眼睛，每一颗都像，都是一颗含着情意的眼睛。他盯住一颗细细看，耐心地看，看见这眼睛在眨巴，一闪一闪的，眼眸深处还含着泪花呢……他有些迷离地看着它们。无数颗米粒似的小星星，密密地缀在青布上，每一个都发出微弱的光亮。它们连起来，将整个夜空点亮了。原本黑沉沉的夜，变得安静、辽阔、温暖。”小说传达给我们的正是对生活的希望。

苦难的极限便是死亡，中篇小说《长河》，从春夏秋冬四季写了四个人的死亡以及他们的葬礼。这里有少女素福叶灿若桃花的短暂一生，有穆萨老人经历了中国农村各种变革最受村人尊敬的一生，有伊哈29 岁就意外身亡让人痛心不已的一生，还有“我”的母亲经受长期病痛折磨的一生。男女老少四个人或因为病灾，或因为贫穷，或因为自然老去，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们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过的是平常百姓最平凡的日子。然而，“我的父老乡亲，在泥土里劳作一辈子然后到泥土下面安睡，睡得沉稳，内敛，静谧，一如他们生前所具有的品行和经历的生活”。死者已死，活着的人依然要生活，不论有多么悲伤，“村庄里的人，以一种宁静大美的心态迎送着死”，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作家写出了家乡父老乡亲苦难中的人性美，写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

马金莲说：“文字营造的世界，是温暖的，是矛盾的，当然，也难以避免生活中那些必须面对的残酷和冰冷。”是的，生活中难免苦难，然而女性作家的敏感、细腻和悲悯，却使她更关注农人与土地、自然、庄稼之间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更倾心于农人流淌在乡土、邻里、亲人之间的脉脉温情，更着意于农人面对苦难时的坚忍与顽强。作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苦难但又不乏温情和诗意的“女性的乡土”。

三、宁静安详的叙事风格

马金莲小说的魅力不仅来自她描写的生活，（这种生活因为其苦难、苍凉，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西部尤其是西北的标记，成为西部文学的地域特征和基本风格；也因为这种生活的“土气”而成为一些人猎奇的题材。）更来自她对那片热土的熟悉与热爱，尤其来自她独特的叙事美学。她描写的是最世俗、最日常化的乡村生活，而且善于从儿童、女性的视角入手，刻画生活中最为细致、微小的情节，语言又是那么素洁、醇厚、细腻、温婉，表达的是苦难背后的美感和诗意。可以说，正是借助于对感伤的基调、文化的诗情、世俗的人生的互渗与融合，使马金莲的小说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力量与艺术力量。

首先是独特的叙事视角。马金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用小女孩的视角来写的，《父亲的雪》《蝴蝶瓦片》《永远的农事》《春风》《尕师兄》《窑年记事》《流年》《五月散记》《长河》《绣鸳鸯》等等，都是第一人称的叙事，叙述者既用“我”（小姑娘）的口吻来讲述故事，“我”（小姑娘）同时又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有些采用全知视角的小说，也是从一个小姑娘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如《六月花开》《墨斗》《糜子》《旱年的收藏》《远处的马戏》等。而那些选择成年女性视角的作品如《碎媳妇》、《搬迁点的女人》等，其主人公也只是一个长大出嫁了女孩。儿童眼中的世界，也许单纯，但它更真实。在成人看来也许幼稚、可笑、偏激的事情，在儿童看来却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在孩子的眼里，生活总是美好的，即便是苦难也有甜蜜的成分。这也许就是马金莲的小说虽然书写苦难，却让人充满希望，虽不无感伤，却满蕴着诗意的原因吧。独特叙事视角的选择，使马金莲的小说迥异于其他西海固作家的创作，与那些一把泪一滩血的苦难叙事相比，有着独特的美学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金莲是一个既有着女性的敏感、温润、悲悯之情，又充满着“童心”的作家。而就是这一点“童心”，足以温暖整个世界。

其次是精致的细节描写。马金莲的小说没有宏大的构架，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她常常用大量的细节描写撑起整个文本框架。因为她书写的是最平凡、最日常化的生活，是西部农村卑微的小人物的情感世界，他们的困苦、隐忍、顽强，展现的是他们的心灵变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纷繁人事中，抽空思索那些打动过自己的细节，像零散的珠子，精心串连，打磨出一篇文字”，“透过精致的细节描写，揭露人性中最为微妙的方面”。所以，读者在她的小说中看到的是细节的“流”，滔滔不绝。比如那篇令人称赏的《碎媳妇》中，那个叫雪花的碎媳妇如何在临盆之前认真清洗自己房里的被褥、床单、枕头、门帘、窗帘，打扫炕席下的尘土；坐月子时如何对待婆婆的伺候：“不待婆婆走近炕前，她已经坐起来，有时双膝跪着，双手接过婆婆递过来的碗。”因为婆婆说她的大媳妇，也就是雪花的嫂子“坐月子的时候，婆婆伺候她，每当把饭菜端到窗前，往里看，嫂子坐在那儿，等婆婆推门进去，人却睡着了，脸朝着炕里，还拉出很大的鼾声。婆婆最后感叹，我这个婆婆当的啊，下贱的很。婆婆的感叹里含有无限委屈。雪花第一次发现婆婆的内心也有伤痕。生活留给她的伤痕。而婆婆是那么精明要强的人。”还有她如何与精明得有些奸诈的嫂子周旋，从他人的言谈中捕捉有用的信息，确定自己行事的方式，等等。整篇小说就是用细节堆砌起来的，而在这些细节中，一个隐忍、柔顺、知感的回族碎媳妇形象，活脱脱立在我们面前。而这个碎媳妇是如何像冬天里那飘落的雪花，“随着媒人的牵引，飘到未知的陌生的人家，慢慢将自己融化，汗水和着泪水，与泥土化为一片，融为一起，艰难地开始另一番生活”的过程，也一一展现在面前。马金莲的细节化叙事方式，并非是有意对抗或要改变宏大叙事的传统，而是她特有的叙事风格的体现，因为她所熟悉并热爱的就是那些日作日息的农事劳作与平淡无奇的家常生活。她写作灵感的源头，就是她最初生活的那个村庄，她说：“我唯一能做到的是，用一颗真心默默地体察人生，写我的西海固，写我的扇子湾，没有华美的语句，没有宏大的构架，有的只是细微与深重。”

再次是细腻而温婉的语言。马金莲小说的语言细腻、温婉，有鲜明的感性色彩。叙述恰如一个柔顺的碎媳妇，埋首低语。如果说她最初的文字在灵性之外，还表现出了某种跳跃性，那么，近些年的小说中已经走向了从容、安详。而对她来说，这样的语言也似乎并不是刻意雕琢而成的，仿佛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也许说她已经进入了一种“境界”为时尚早，但又不能不说这确已显示了一种风格。比如《长河》“尾声”中的一段话：

后来我长成了大姑娘，有了婆家，在出嫁前的最后一个傍晚，我家里挤满了帮忙的亲戚和邻居，榆木劈的硬柴在灶火里可劲地燃烧，柴烟像一首婉转的山歌，在我家老厨房的烟囱里盘旋而上，牛肉在大锅里咕嘟咕嘟煮着。我借着出门抱柴的空闲，在麦场边站了会儿，我看着不远处的坟院，明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就要离开生养了我的村庄，母亲她能看到这些吗？

在这段文字中，情与景、人与物、动与静、描写与叙述结合在一起，语言细腻温婉，质朴而有韵味，极具艺术的张力。一个孩童时就失去母亲的姑娘，在出嫁之前有着怎样的感受？人物的情感世界在作家从容淡定的叙述中显得波澜不兴。马金莲的小说还适当采撷西海固方言和回族用语，如“瓜”（傻）、“碎”（小）、“浪”（转转看看）、“大”（爸爸）、“无常”（人亡故）、“埋体”（遗体）、“口唤”（遗言、遗命，也指人亡故）等等，给作品增添了别样的风采。民族风味，乡土情味，缠绕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西部回乡氛围。

马金莲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宁静安详的风格。在宁夏作家中，石舒清、郭文斌是这种风格的代表，马金莲也许在有意无意中认同并向往着她的前辈，尤其对石舒清，马金莲甚至有一种崇拜。然而，马金莲又有着女性所特有的敏感、细腻、感性和悲悯情怀，她笔下展现的是一个“女性的乡土”。这片乡土有苦难，有伤痛，但没有绝望，信仰、爱以及人世的温暖，在她的心灵中流淌着。因而，读她的小说，有获得精神避难所之感。也许如著名评论家白烨所说，“重视童年生活情趣，高度强调日常生活情味，力求把一种宁泊淡定的人生美学定格在西海固，并传达给更多的人们”，正是马金莲的追求。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15YJA75101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思潮互动关系研究”（12BZW101）阶段性成果。

李志孝 天水师范学院

马 超 天水师范学院

注释：

①第五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授奖辞，《小说选刊》，2014 年第5 期，第174 页。

②彭学明：《从三棵树到一片林——宁夏青年文学小说简述》，《小说评论》，2011年第6 期。

③贺绍俊：《2012 年短篇：平常中的变异》，《小说评论》，2013 年第2 期。

④⑤马金莲：《前方的幸福》（代后记），《父亲的雪》，阳光出版社，2010 年，第342 页、342-343 页。

⑥马金莲：《我来自西海固》，《小说选刊》，2014 年第5 期，第175 页。

⑦白烨：《“三棵树”之后——宁夏青年作家群创作印象》，《黄河文学》，2006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