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蕊

贾平凹小说的主题变迁

韩 蕊

作为一位勤奋而丰产的作家，贾平凹四十余年笔耕不辍，为我们奉献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及难计其数的散文。其叙事话题基本跟随时代，以作家家乡陕南商州为写作“血地”，兼及生活了四十余年的西安城。从早期《商州三录》的赞美家乡到最近《极花》的反思拐卖，其间或反映社会生活的革故追新，或剖析人物精神的矛盾嬗变，或揭示时代大潮中的潜在危机，或探索人性的底线真谛，可谓内蕴丰厚主题多样，但贯穿其创作始终一成不变的是作家对于文学责任的自觉坚守和关注底层民生的悲悯情怀。

初登文坛契合时代的共名写作

1973—1997年是作家中短篇写作的繁盛期，小说基本上为乡村题材，首先是歌颂乡村民风的纯美，再一类是描写农村经济改革，尤其关注伴随改革大潮给原本平静的乡村带来效益与活力的同时，传统观念的更新也给乡民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冲击 。

贾平凹是以短篇小说《一双袜子》为开端的儿童文学进入文坛的，1977 、1978两年间的六十余部短篇小说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文革刚刚结束文学正在被政治逐渐松绑，但十七年文学创作思想性突出的特点仍然延续，《兵娃》《满月儿》等代表性作品赞美艰苦朴素、热爱集体、锐意农业科研等等人事，这些作品处于新时期开端之时，又是作家的早期习作，小说主旨简单，表达直白。

真正为广大读者了解并引起学界关注，是作家描摹赞美自己家乡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简称“商州三录”（1983-1984），是系列短篇结集而成。此时寻根文学正为作家们所青睐，“三录”对于陕南商州的山水自然、人物风情和民俗掌故的叙述，使这片土地平添十分魅力，字里行间更是渗透着的作家浓郁的乡土恋情。《黑龙口》中淳厚质朴的年轻丈夫，晚上休息时用一根扁担放在客人和妻子之间便放心出门；《莽岭一条沟》老中医因救过一只狼给村民带来伤害而跳崖止恶；《一对恩爱夫妻》中妻子为不再被村干部侮辱情愿被丈夫毁容；等等，可谓是走遍了商州的山山水水，写尽了家乡的真情善美。1984的长篇《商州》可称 “三录”的承续之作，作品模仿《边城》的散文式小说写法，采用双线结构，在讲述刘成和珍子的爱情故事中，作家将商州山水风物人情一一道来，二条线索相互穿插。多年后，我们或许已经淡忘具体的故事情节，但对于散文结构中的“一个青年”在陕南山中的游历却记忆深刻。

贾平凹在其小说文本中对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一度被认为与韩少功的《爸爸爸》揭示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恰成对比，形成寻根文学 “北有贾平凹南有韩少功”的创作景象。实际上，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在肯定传统伦理道德中善良美好一面的同时，也对其中偏执迂腐违背人性一面进行了现代性的反思。如《天狗》中，囿于师徒关系的约束，天狗虽然深爱师娘，但绝不敢有所冒犯，甚至在师父瘫痪与其签订文书后，也还是对师娘敬若神明，柏拉图的精神爱恋使他不愿越雷池一步，结果给三个人都带来伤害与痛苦。更进一步的是《黑氏》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黑氏与嫌弃自己的花心小丈夫离婚后，在来顺和木犊间犹豫不决，嫁给代表传统的木犊却被忽视，最终和来顺私奔。现代情爱与传统婚姻在其中的纠结与撕扯，虽然细碎琐屑甚而不可言说，其关系女主人公的切身幸福以及最后的结局却也动魄惊心。

在贾氏众多的赞美家乡篇什对比下，与《爸爸爸》同年创作的《古堡》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显得特别另类。这部贾平凹小说中不多见的以否定视角叙事的作品，描述了一个地处三省交界的小山村，道观、电影摄制组分别代表了传统和现代元素，加上象征大自然的白麝，现实中的村民们便在在三种力量的作用下载沉载浮。张家老大一心为村民共同致富，舍己为人却子丧家破最后被乡民误解判刑入狱，其中底层群体的自私贪婪冷酷卑劣一面被展示殆尽。传统的断裂使人心不古，面对现代文明却又冥顽不化野性蛮横，掠夺大自然遭到近乎疯狂的报复，村民们野蛮荒谬的生存状态确乎是《爸爸爸》的呼应之作。

贾平凹从不避讳自己的乡村出身，《我是农民》是他夫子自道的散文，他说农民的身份对他而言像是乌鸡乌到了骨头里。作家对于乡土的深深眷恋不仅表现在“商州三录”中的风物独特人情淳美，更体现在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强烈对比中。早期中篇小说《九叶树》中兰兰与农村小伙石根已经定情，却被城里来的靠给乡下人照相赚钱的何文清诱惑，怀孕后又被抛弃，最终是石根不计前嫌与之重归于好；《西北口》中安安与小四互有情意，被水文队的冉宗光始乱终弃，最后在小四的爱情中重获新生。可见，早期的城乡对比中，城市是现代、邪恶、贪婪、狡诈、欺骗的象征，农村则代表真诚、淳朴、守信、宽容，二者间作家明显地钟情于乡村，而对城市有着与生俱来的偏见与误解。

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探索各种机遇给人们带来希望，改革作为一个关键词，无时不在牵动着中国政治高层和普通百姓的思维与心态，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文学创作则几乎同步地反映着社会现实。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1979）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大门，贾平凹则紧随时代，刻画了乡村经济变革给人们带来的生活上的改变，特别是精神上的冲击。小说《鸡窝洼的人家》山山烟峰和禾禾麦绒两对年轻夫妻，因为生活态度及性格认识各不相同，在经济变革的年代经历冲击矛盾，最终各自离异并交换配偶重组家庭，改革者如鱼得水快乐富足，保守传统者不免拮据沮丧。《腊月·正月》则换一个角度，从退休回乡的老教师韩玄子看村里的改革新人王才，虽然自己坚持否定后者的“胡闹”，但以前受村人尊敬的威望地位却逐渐挪移了，改革已成人心所向，富裕起来才是硬道理，儿子媳妇背着他到王才的厂里上班给了老人最后一击，他既有不甘不服却也无力去改变现实。柳青曾经说过，“作品不是故事发展过程，不是事件发展过程，不是工作和生产过程，而是人物的发展过程，是人物思想情感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要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的人物，他们的关系的变化过程。”贾平凹的小说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相较于简单塑造雷厉风行的改革者的高大形象，他更善于描摹变革中普通人之间变化多样的相互关系及其纠结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恰是后者最能打动读者并更具时代的文学意义。

1986年的《浮躁》便展示了社会转型年代城乡间丰富复杂的生活画面。回乡复转军人金狗一心想造福家乡有所作为，却被村里的有着家族势力的干部阻挠，与小水的爱情也因为书记侄女英英的插入而未成正果，牺牲爱情做了州报记者，又因为据实报道而牵连入狱，被朋友石华救出后并未气馁，重新回到州河上要干一番事业。古老封建宗法势力的顽固统治、传统乡镇社会固有的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必将被现代意识所取代，人们开始寻求经济上的富裕和人格的自由，文本展示了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乡镇社会生活，艰难而又不可逆转地发生某种深刻变化的图景。这其中充满了挫折、混乱、痛苦乃至牺牲。金狗面对经济改革的新课题，既渴望置身其中又拳脚受束，周围种种不合理因素，使他深恶痛绝却又身陷其中挣扎无力。小说就是要刻画出民族传统文化这一“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浮躁”这个词，就是对时代情绪的总体概括。改革是新与旧的较量，相较于早期改革文学的乌托邦式一味赞美革新，贾平凹重在对于人们精神层面的把握，叙写他们灵魂深处对新的渴望和对旧的剥离，将隐藏其间的兴奋、希望、分裂和痛苦一一道来，今天重读能够更准确触摸到彼刻的时代脉搏。

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时代记录员

从寻根和改革文学开始，贾平凹的写作一直紧随时代的步伐，与社会大潮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他自诩自己是“时代的记录员”，他的写作就是要让读者了解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相较于1980-1990年代的寻根和改革文学创作，进入新世纪后，贾平凹乡土长篇的叙事笔调变得沉重起来。随着作家写作经验的积累和人生体悟的加深，乡村生活一改早期作品中明净舒朗，变得丰厚驳杂，而作家对于乡土的态度也由单纯的高热度留恋赞美转为复杂冷静的审视批评。《高老庄》（1998）叙述经济搞活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回乡作家子路的视角展示了农民企业家的创业及富裕起来的生活，也洞察了经济繁荣下的隐忧，如钻政策空子、不诚信经营等等，混乱中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急功近利有着难以持久的先兆，还进一步书写了人们在追逐金钱时，精神层面传统美德的流失和匮乏。这些主题在《秦腔》（2005）这部书写乡村生活集大成式的作品中，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展示与刻画。细水漫流的散板叙事以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叙述了中国农村改革十年间的巨大变化，但是正如当年《浮躁》在改革大潮中描述的浮躁情绪一样，《秦腔》更注重于喧嚣热闹的背后，那隐藏着的一片哀伤与寂寥。这种注重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市场经济给乡村注入了活力，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随着经济开发步伐的加快，农村耕地在锐减，失去土地的乡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劳动力涌向城市致使昔日田园牧歌的乡间成为一个回不去的空壳；二是与经济繁荣相映衬的人们精神家园的丧失，在金钱利益面前道德底线轰然崩塌，书写秦人生命歌唱秦人魂魄的秦腔正在走向衰败，失去精神支撑的人们方方面面都显现出悲剧的感伤。

《带灯》（2013）《老生》（2015）和最新之作《极花》（2016），都是对于乡村题材的延续，《老生》时间跨度最长，用寓言式的的笔调讲述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四个山村概括最重要的四个时代，时空交错间展开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活画卷，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哲学意味。《带灯》和《极花》的文本及故事时间均较短，前者反映的是农村上访情况，中国老百姓的“清官”情结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高一级的领导，其间展示了乡镇干部和普通农民间的冲突与摩擦，也细致描摹了乡民人性中自私贪婪的一面。《极花》则通过被拐卖给人做媳妇的蝴蝶获救后又回到被卖家庭的故事，直击当下的乡村人口流失，特别是女青年的流失使得农民娶不上媳妇的严重现实，字里行间当然少不了作家对于人性复杂的种种思考。

贾平凹的乡村出身使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我也写城市，但是只有一些短小的散文中才有市民形象，主要还是写农村。咱国家现在还是个农业国，农民多，大事小事总会和农业、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自己就是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熟悉，感情也深，小时候的好多记忆又特别深刻，这样，很自然地一提起笔就是农村，就是农民。”其实，陕西作家普遍具有乡土情结，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高建群等等无不把关切的目光投向文化意蕴厚重的黄土地，乡土国族题材是他们的钟爱。贾平凹也同样，笔触所及首先总是他的商州。虽然成年后生活工作都在西安，但从未间断过回乡的步伐，特别是和乡间的亲戚朋友总时常保持联系，可谓身在城市心系乡土。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种种变化作家都了然于胸，对于商州这片写作“血地”的挚爱就是他乡村题材创作的最好注脚。

虽然在西安市居住了四十余年，贾平凹以城市为创作背景的作品并不多，而且他笔下的城市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乡下人来到城市，要么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的城中村，其中多半还是以进城乡下人的视角在观看和书写城市。从《白夜》（1985）开始，贾平凹进入城市叙事，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及他们的内心感受是小说的表现主题。主人公夜郎、颜铭及重要人物剪纸老太都是西京城的外来者，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却极难如意；城里人虞白带有神秘莫测的病态美，警察宽哥也整日地疲于工作。夜郎在城墙上吹奏的呜呜咽咽的埙声正是这群人的生活写照。

《废都》（1993）是作家真正的城市叙事，也是作家少有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文本通过对1990年代知识分子生存及心理状态的细腻写照，深刻地表现了这一群体在时代中的角色悲剧。西京城里以庄之蝶为代表的四大文化名人在世纪末物欲横流的环境中，浑浑噩噩，碌碌无为，沉溺于声色之中，功成名就却并没有志满意得，在满足了几乎所有的物质享受后，其内心却无比的空虚惶惑。围绕在庄之蝶身边的男人希望通过他而改善自己的境遇，女人们无一例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这位名人，却都以悲剧告终。文本中知识分子丧失追求迷失自我，在失去精神支柱后异化、堕落，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归路。“废都废人”的消沉抑郁的世纪末情绪弥漫全书。

《废都》是唯一一部与作家现实生活关系密切之作，之后贾平凹很快便重新回到对城乡矛盾的探讨。《土门》（1996）以村民梅梅的视角与立场叙写了城中村的改造，乡村传统质朴纯美而又落后保守，城市生活的现代时尚却又功利腐朽，主人公成义想方设法要阻止仁厚村被城市改造，不惜铤而走险盗窃文物最终被枪毙，最终还是阻挡不了城市化进程的脚步。《高兴》（2007）则讲述进城打工的刘高兴和五富，在西京城里作为城市最底层的拾荒者的生活和情感。文本在对这一弱势群体表达深深同情的同时，书写了城市的残酷和冷漠。作家的笔触深入到拾破烂者的内心世界，聚焦于他们独特的生命及情感体验，对于刘高兴苦中寻乐甚至以苦为乐的处世态度，在卑贱环境中保持完整人格的努力与坚持，倾注笔端的是深深的理解和博大的同情。可以说，作家一贯的悲悯情怀在《高兴》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文本中的刘高兴不是普通的城市打工者，而是有追求有向往的思考者。他的痛苦郁闷不是来自现实卑微苦难的生活境遇，而是来自自身的文化精神裂变，源于对于自我的追寻与叩问。渗透于文本字里行间的是作家对于小人物的关怀，其中的同情、怜惜、批评与热爱体现了他对普通民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追寻与叩问恰是作家将自己的身影融入到人物形象之中，是作家思考过程及结果的主观投射，是其悲悯情怀的文本化表现。

贾平凹的创作是具有超前性的。无论是对于时代脉搏及走向的把握，还是对已经逝去家园的追忆与呼唤，总是先社会众人一步。1980年代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1990年代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2000年代呼吁对于遭破坏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等等，均预先出现在贾氏的小说之中。而作家最为可贵的是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描绘与探索，在时代大潮中载沉载浮的底层民众，他们较少为人关注的灵魂在贾平凹笔下得到了最真实而深入的表现与刻画。

探索人生人性的哲学思考

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贾平凹小说创造意境美、反映现实生活之外，还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探讨。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作家的文笔变得深邃而蕴含哲理。

前文提到的《黑氏》中对生活和情爱有所追求的黑氏，在选择与被选择中身不由己，一直服从命运的安排，看似自己做出的选择，结果却与当初的愿望背道而驰、愈行愈远。其实这里揭示的不止是女人，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困境，它蕴含着对人生命运的某些课题的思考。《古堡》对于人性中劣根一面的揭示，在村民们的自私贪婪妒忌残忍面前，张家老大想要造福乡村的美好与善良显得那样脆弱。《废都》里的庄之蝶虽然带有时段性，但未必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拖延症、逃避症、抑郁症、浮躁感、空虚感等等，是今天身为现代人的我们仍然难以摆脱的精神病疾，人生目标的缺失，理想信仰的淡化是任何物质满足所无法代偿的。

《怀念狼》（2000）中作家延续《古堡》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通过主人公为商州尚存的十五只狼拍照存档的离奇经历，书写人与狼的截然对立与和谐共存。在一个狼已销声匿迹的时代，呼唤曾经的野性和本真，希望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找回失去的自我。后来2004年姜戎的《狼图腾》虽然是以游牧民族与草原上的狼为描述对象，但主题与《怀念狼》如出一辙。

《古炉》是贾平凹最富哲理意味的“反思”小说。之所以称为“反思”，是因为其主题是对于1980年代反思文学的一个承续，但相较之下，作家对于文革发生的原因有更深入的思考，对其中的种种人事有更独到的表达。文本第一次从人性的深处追索挖掘文革的起因，现存分配制度的欠公正使被压抑者不平则鸣；中国乡村长期的封建传统使底层乡民的习惯于被操控，“卑怯是传统等级社会所造就的文化人格，它缘于人的权利和个性意识的丧失。”再加上自私自保心理便造成了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从众性。在文本情节叙事的背后，一条理性思考且带有某种预言性的线索隐约可见，常会使读者对照联想当下的现实。文革已经不仅仅是当事人的某种回忆叙事，而是渗透着作家以当下观念对这段沉重历史的理性思考，文本的哲理化视角更带给我们深深的思索，这不仅仅是作家一个人的记忆，更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整体记忆。

《老生》的思考视野最为阔大，以《山海经》为结构框架，陕南山村近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获得了深远广阔的哲学意味，善恶荣辱、名利主义、生死轮回、命运因果等等在阅读完成后都隐退为背景沧桑，卓然幕前而又涵蕴深厚的是历时久远至今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文化底蕴。

与其他当代作家不同，贾平凹艺术兴趣多样，仅是小说创作题材就极为宽泛。除了以上所论当代现实生活而外，作家还创作了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土匪题材小说，如《美穴地》《白朗》《五魁》《晚雨》等等。故事多取材于民国时期，上演有情有义的土匪和美貌坚强的女间荡气回肠曲折离奇的爱情悲欢。这里远离或回避了主流的正统话语，人们遵循的是民间的伦理规范，崇尚暴力、强者为王、鲜明爱恨、快意恩仇是其主要表现。中国人都有一份崇侠义与好传奇的情结，中国传统文学从《史记》开始形成了侠义文学一脉。贾平凹生长于秦头楚尾的秦岭山中，自有许多的民间传奇的土匪故事耳闻心铭。他笔下的土匪系列有行侠仗义的一面，但更多刻画的是土匪作为普通人内心最柔软的一刻，所谓剑胆琴心，作家所表现的是“琴心”。这也是他主体精神意象型创作气质所决定的。土匪系列是贾平凹多样才情的一种表现，占其小说总量很小的一部分，相较于众多的现实生活题材表现的深度和广度，只是作家的试笔小品了。

贾平凹小说的主旨意蕴是丰富而驳杂的。初入文坛与其他作家同步的共名写作基本上是创作雏形期，从第二个阶段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在记录描绘底层民众社会生活同时，敢于触及社会敏感话题，用作家的目光和责任不断第为我们揭示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其作品尤其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书写普通人甚或弱势群体在大时代下卑微简朴而绝不简单的心灵感受，深入刻画其内心的悸动与灵魂的震颤，使读者在感性触摸原生态生活的同时，准确地把握大时代的脉搏，又细致理性地思考人生人性的根本问题，表达出作家自己独到的理性思考与文学感悟。这种关注社会民生且侧重于人物内心表达与灵魂摹刻的创作特点，使他迥然区别于中国当代的其他作家，形成了贾氏底层写作独有的显著特征。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项目“陕籍艺术家地域文化性格与艺术创作关系研究——以张艺谋、贾平凹为例” （12J079）；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创新团队成果。

韩 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注释：

①柳青：《柳青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②贾平凹：《平凹病中答客问，贾平凹文集（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③张福贵：《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