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会侠

——周大新访谈

孔会侠

一、从南阳盆地出发

孔：周老师，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记得之前你说过这样的话：“故乡是作家生命和灵魂的根。她，永远是我创作的乐土，永远的精神栖息地。”记忆中您的童年生活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人事至今难忘并影响了后来的创作呢？

周：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欢乐的事情记得比较清楚。最深刻的是两类：一类，是跟着大人们去田野里，在大人们劳作时我与小伙伴们一起玩闹游戏。田野是一个太有诱惑力的去处；另一类，是母亲和村里其他女性对自己的爱和善意关照，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对田野和女性的这种记忆对我此后的创作很重要。

孔：相比你们同时代的作家，比如莫言、阎连科关于饥饿记忆的表达，您的文字好像很少表现这些煎熬和痛苦，也没有由此而产生与外在世界强烈而紧张的情绪力量，为什么呢？

周：我对痛苦的事情好像本能的不愿回忆，每当它要翻涌到记忆的表层时，我都想把它再按下去。这大概与我这一生遇到的苦难太多有关系，如果我不强迫自己忘记，如果我常去翻腾我遇到的苦难，我可能就活不下来了。也因此，我和别人不太一样。

孔：余华曾经说过，他每次写作都是一次还乡，即便是身在北京，也要放灵魂回到海盐的土地上，将人事虚构放进海盐的背景下。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周：我认同这种说法。我写人，只有写出生于南阳这块土地上的人，才能写得自如和自信，也因此，我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生活，但我会让其出生于南阳，这样我写起来方得心应手。每次写作，都需重新回望故乡。故乡，其实是我的写作资源存放处。

二、“原型的力量特别巨大“

孔：周老师，您是劳动模范了，我在《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那本书的后边，看到编者总结的您的创作年表，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您早期写了很多军事小说，后来开始写故乡人事，这期间是7年的摸索期。我觉得《汉家女》这个短篇意义非凡，内容上写得是汉家女当兵后的部队生活，可这个人物的骨血却是农村妇女味儿十足。这个人物有没有经历上、性格上的原型？

周：汉家女这种性格，我熟悉的很多女性身上都有。我是把好多乡间女性包括后来我在军中认识的女性的言行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才有了汉家女。我的一个远房嫂子，就有这种敢作敢为的脾性，我在想像中把她送上战场，让她经历一番血与火，她就变成了汉家女。《汉家女》的写作让我一下子意识到，除了我当下生活的军营和军人可作为我的写作对象之外，我还有更熟悉的乡村世界、有更熟悉的乡亲可写，我还库存有另一种写作资源。当这个资源库被打开之后，我觉着写得更顺心了。

孔：尽管小说创作是作家由着自己的性情、价值观、理想而虚构出的完整世界，但这个世界的砖砖瓦瓦一定还是从现实生活中来，这个世界的搭建还是扎根在作家现实经验夯下的基石上。由此，原型的力量就十分强大，它对小说世界的渗透是决定性的。原型不仅是熟悉的人，还有熟悉的生活场景和必然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趋势。您在写作过程中，原型的作用也挺大吧？您是如何将原型生活的某些虚构进小说世界的？

周：原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最初是真人站在那儿，然后我开始用笔朝她身上涂抹各种颜色，开始用文字当化妆品来打扮她，给她穿上各种衣裳，直到把她打扮成我喜欢的模样，让她立体地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人物与原型人物，已相差八千里了。原型活动的场所最初是真实的，然后我让其逐渐模糊，在我的想像中不断变化，直到变成一种符合小说美学要求的场景，并在读者的头脑里呈现出来。

三、“十分温暖的爱着”

孔：周老师您是特别让人敬重的一个人。无论生活给过什么，您都矢志不渝地坚持投射给世界和他人以爱。我知道您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和沈从文，我想，托尔斯泰对您的作用是让您感受并延续了他爱的精神，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您从写作上逐渐接受托尔斯泰、沈从文时的过程和体会。

周：最早看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在当战士时，看的是他的《复活》。后来把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及其它作品都找来读了，他书中弥漫的那种对人的爱意令我感动。他关于“要爱一切人”的主张被我逐渐接受。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读沈从文的作品是在我开始写作之后，他写的湘西乡间、小镇、小城里的人物，所表现的湘西那块土地上的生活，与我所熟悉的底层社会的人物及豫西南南阳盆地里的生活非常类似，他对小人物的那种同情和悲悯态度非常契合我的心思，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和他的作品。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教会了我该去写什么。后来读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方知道他也是一个感情丰富极易被感动的人，这一点的确与我比较相像。

孔：您心怀善意地写作着，让人感受到您温情脉脉地不断传送的“爱”的讯息。您常常让女性在“爱”的自然本能中去保护和奉献，从而形成一种感染力量和价值归向，却让男人在趋名逐利的生存中日渐异化而成为您对人性理解的反证。这种反差与对比是故意如此设置的吧？

周：不是故意设置的，是不知不觉间就这样写了。这大概因为我是男性，对男性太了解了，对男性的人性异化状况太清楚了，所以就写成了这样。在这方面，母亲的影响也起了作用，母亲一生都在无怨无悔地辛苦劳作，她让我觉得，女性一生所从事的建设性活动远比男性多，值得去赞美。

孔：您是男作家，却好像有着天然的“母性”情怀，特有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您跟女性的接触还是要少于男性，您还去过前线见过战争，这种经历与您文字性情的反差挺大的。您怎么看自己的这一点？

周：这大概与我认识到了人的生存真相有关系。这世上的每个人，不管他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在什么地域与国度，一生干过什么，有多么不得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周期也就百年左右，而且都要经历自身健康方面的、家庭的、族群的、社会的和自然界加诸的各种折腾、折磨、痛苦、烦恼，没有一个人是活得轻松、容易的。只要一级一级地走到人生真相这座山的高处，耐心向下看，你就会看到太多的人生无奈，看到太多的人生烦恼，看到太多的人生苦痛，你就会不由得在心里悲叹，你就会生出一种母性情怀：这些孩子们，哪个都活得艰难呀……

孔：您曾经多次表白自己的文学观点：“作家该用自己的笔对人类的完美状态做出自己的描述，指出什么是完美的人，什么是完美的人类社会，什么是完美的人类生存状态，从而去吸引人们向那个完美的境界迈进。”您将写作理想当成了文学使命。那您有没有担心过对理想的过于执着会限制了对作品意义空间的开掘？从而局限了一个作家的可能性？

周：那大概是我一个时期的想法。时值今天，我的想法是：让读者读了自己的作品后，能有助于他们认识到，人活着的最大动力和最后目标，是爱和被爱。爱和被爱的感觉与记忆，也是人在与人间告别的最后一刻能惟一拥有的东西。

孔：在您的研讨会上，李国平老师用一句话概括您的写作，他说您的作品“暖色是主调，底色却是忧伤。”这让我感到一种共鸣。您笔下人物的酸甜苦辣其实都是命运底板上的不同着色，这着色反衬出那底板的灰暗和质地的冰硬。可有意味的是：反过来，这命运的体验加强了您“爱”意的坚韧和贯彻于文本的信念。您自己如何看待命运？

周：命运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给我们划定的生命轨迹曲线。那只手是谁的手？造物主吧。一个人面对命运所能够做的，只是抓住命运给提供的一些修改机会罢了。即使你抓住了修改机会，命运的基本走向是难以修改的，能修改的，只是那条命运曲线的某些弧度。

四、一个态度分明的世界

孔：您文本意志态度分明，作品也相应是一个态度分明的世界。您对《湖光山色》表现出的乡村多方面的变化如何看？

周：如今的乡村在整个社会的变革背景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在的变化是水塘、水渠少了，水体脏了；耕地少了，土地被污染了；年轻人少了，村子变成空壳了；垃圾多了，村子逐渐被垃圾包围了……内在的变化是人们觉得生活在农村没希望了，人们对土地和田野的感情越发淡了，种粮食的真正热情没有了，原先支撑乡村社会的伦理和规矩逐渐消失了，农民的精神之厦坍塌了，他们的心里有了一种惶恐感，原来的那种自给自足的安宁感不复存在了……我在乡间的走动中生出了深深的忧虑，于是有了这部小说。我想通过这部作品，让读者感受到，乡村系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根脉，要关注这里的变化了。乡村的这种变化，是在向现代生活迈步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疼吗？我说不清楚。

孔：您写暖暖为了救丈夫而被詹石蹬玷污，写汉家女为了成全要上战场的小战士而主动献身，写二嫂与任实忠偷情，这些都是超逸出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但是却那么动人那么美。一方面，您在一些老人身上寄寓了对传统文化良性因子的钟情，另一方面也并不拘谨于此，让这些女性的魅力在社会伦理道德之外熠熠闪光。您写这些情节的时候，并无顾忌地随着故事发展和性格的自然流淌吧？

周：是一种自然流淌。生活中究竟该发生什么，有生活的逻辑；小说中该发生什么，有小说美学的逻辑，我按小说美学的逻辑来作选择。人的哪种作为最美，哪种作为最能引起我的心灵悸动，我就怎样写。当那些女性的作为被我写出之后，首先会感动得我自己热泪盈眶。

孔：《曲终人在》这部小说，为何取这样一个名字？欧阳万彤这样一个人物，寄托了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理想？

周：最初的书名叫《曲终》，出版社的朋友觉得这个名字太沉重，后来就改成了《曲终人在》，它大概有两层含义吧，一是生命之曲终了，听众其实没有走远；二是生命之曲终了，逝者的精神还在。社会不管采用哪种制度运行，总是需要社会管理者的，这部分人的素质和境界，关系到社会上所有人的利益，我们有理由对他们进行关注和监督。不管哪种制度下的官员，如果他不自设做人底线，其实是都可以贪贿的。欧阳万彤这个人物，由于多种原因，算是中国社会里活得清醒的一个官员，与我心目中的政治家有些接近了。人们组成社会推出社会管理者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活得更好收获更多的幸福，一个人一旦不再承担社会财富的创造而只是进行管理，就应该倾其全力为众人谋福祉，而不是利用管理平台只为个人谋利。

孔：作家面临这样一个时代，面临这样一种生活，它超出了作家的想象，怎么写呢？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曲终人在》二十多万字却写了两三年的原因，就是要考虑该如何恰当处理这些五彩缤纷的东西，生活有时比人的想象精彩得多。我这次写的东西就是想写一个有关高层腐败的问题。书中记录的是人在社会中的管理变迁，它经历几个大的阶段，最初是氏族和部族，主要靠血液来建立威信和管理的权威。随着社会生活范围扩大，人数增加，社会管理开始有一些靠强势力量发展，从部族长老到氏族长老夺过来的权利，皇帝、奴隶主都是这样的。这种靠单个家族来管理的是世袭管理。它的弱点和缺陷很快就被人们意识到，在中国就是一两千年的事，太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然后开始进展到由一群社会精英或大家来推举，这样管理和精英人物的素质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管理者的素质不行，就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生活质量。我希望通过它能呼唤更多的高层管理者，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能从老百姓的前途命运考虑，呼唤这种意识，改善这种社会管理水平，大家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谁也无法逃脱这个社会，那么社会管理者的水平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大家都想远离政治，但是政治其实你离开不了它。那怎么来改造和完善这种东西，我自己也拿不出更多的主意，我只是把现在，我理想的、想象中的东西表现出来，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孔：有人说您是真正的“文如其人”，是“好人”写出了“好文”。但12年在南阳开文鼎中原颁奖会的时候，行者说作家在年轻的时候要不怕犯错误，要敢于做坏事，我想他其实是在强调丰富甚至芜杂的生命经验的重要性。您对这点怎么看？

周：我不赞同“文如其人”这种说法。为人要谦谨，为文可放荡。不要把人和文划等号。人写作时应该完全施放自己的想像力和生命经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体验到的东西，我再写几本书也写不完，只是有些东西不愿写罢了。

孔会侠 河南大学

郑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