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延秀

救赎范型：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形象流变的独特视窗

谢延秀

在当代文学史中，没有一种文学创作思潮如现实主义一样拥有如此深沉的历史内容与如此活跃的生命力。从1950年代以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洪流，到1980年代以人道主义精神为主题的严峻的现实主义潮汛，再到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着市场经济的勃动而兴起的写实主义的声浪， 直至新世纪初新现实主义创作流派的崛起, 可以说，现实主义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基调。尽管在1980年代初中期，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开始出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也先后形成了以意识流小说、探索小说与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实验阵营。可细读之下，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一颗颗颇具现实质感的内核。这样来看，在整部当代文学史中, 无论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多么参差变异, 现实主义始终是当代文学发展流变中从未消隐的精神指向。这自然与文学的内在本质有关，即如别林斯基所言：“艺术是真实的表现，唯有现实才是至高的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流变并不是线性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导向，赋予不同阶段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不同的叙事规定，这就自然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共振”与“渐变”。共振，当然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与真实反映。而渐变，则指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氛围与文化氛围中形象生成规律与价值实现方式方面的变异。这种变异尽管在小说叙事的诸多元素中都有所体现，但更多在文本主体的流向，即形象的救赎趋向上体现出来，并随之形成了创作者在形象建构、情节延展、结构锻造、价值确立等一系列相关性因素的平衡与置换。因为，形象是小说的灵魂，“在艺术方面所有一般概念应当通过活的人而体现，应当通过事件和知觉而显示，而不是停留在干巴巴的一般概念上。”同时，“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即形象的命运必然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诉求。那么，形象的流向，即获得救赎的路径便自然成为暗伏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内部，并深度彰显时代症候的隐形线索。事实上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激昂的政治诉求为导向的英雄模式直接熔铸了形象的政治救赎趋向, 1980年代以鲜明的人文诉求为导向的理想个体模式直接引发了形象的自我救赎趋向，而1990年代以来以浓郁的民间文化诉求为导向的市井俗众模式，则直接启迪了形象的文化救赎趋向。故而，对形象救赎这条内在线索的审视和把握，便成为我们辨析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肌理，继而把握其发展流变轨迹的一扇独特的视窗。

一、政治救赎的革命英雄模式

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创作体制、叙述方式、审美风格方面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都可以视为战时文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自然伸延，并在其审美机制的政治化倾向方面，呈现出随历史场景的变化而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就文学叙事而言，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政治任务及文学理应承载的社会使命，使带有社会本质性叙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成为作家创作的唯一选择；而共和国建立前豪迈的征战历程与建国之后宏大激越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又使英雄范式逐渐成为当代文学形象塑造的主体内容，正如周扬所言：“创造新英雄人物，就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任务。”如此一来, 一种以政治救赎为形象发展指向的、以英雄群雕为形象组构模式的、以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为创作风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大潮汹涌而来，直接表征着以政治整合为总体原则的形象救赎趋向，在当代文学史第一个发展阶段开始正式形成。

细心梳理十七年文学史, 尤其是代表这一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三红一创, 保林青山”等经典性的长篇小说 ,我们不难看到一部壮阔的革命斗争史诗与社会建设史诗。无论是农村题材的《红旗谱》《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还是散发着浓烈硝烟气味的《红日》《红岩》《林海雪原》等军旅题材作品， 英雄的存在成为激活文本的主要审美动力。这些前赴后继的英雄形象，或者在血雨腥风中壮烈前行，或者在社会主义的和风丽日下高歌猛进，英雄的理想及为之经受的各种严峻的人生考验，并不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丝毫的不同，坚定的理想追求与时刻期待的精神成长成为每一个英雄面对生存困境的惟一选择, 这种惟一性往往以文本中政治标准的预先设立及形象向政治标准的动态式靠拢体现出来。这种创作思路不难理解, 因为政治标准的预先设立牵动着主体形象的发展方向，也不断强化着主体形象获得救赎的归位感。而形象向政治标准的动态式靠拢, 则直接导引着主体形象与边缘形象的分化，为的是通过救赎旋律中暗含的一些阻力性的伴音或辅音，为主体形象成长的复杂性作出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佐证,同时也可在艺术表现上回应社会主义历程的艰难性与豪迈性。

《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无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在经历了父亲吐血身亡、姐姐受辱自尽的个人家庭悲剧之后,他开始踏上为家庭复仇的艰难道路。创作者在塑造这个农民英雄时, 早已预设了一个导引形象发展的价值指向, 这个指向可以理解为农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路径:那就是只有投身于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只有成长为一个有先进思想与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只有将个人性的复仇诉求提升为整个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诉求，农民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依照这种逻辑,朱老忠的悲惨人生遭际便成为刺激他精神成长的契机, 他二十年的江湖闯荡生涯也可以简单概括为找寻出路、找寻党组织的精神苦闷期。那么, 以下的情节不难猜度, 如何使家庭悲剧上升为阶级悲剧,如何使个体复仇行为上升为阶级复仇行为,如何使一个嫉恶如仇的传统豪侠上升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无产阶级斗士, 便成为整部小说给予我们的政治警示。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 可谓朱老忠形象在社会主义阶段的继续演进。这个“积极、公道、聪明、能干”的社会主义新人, 虽然也讨过饭, 当过长工,萌发了过好日子的执着愿望。可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他的内心便豁然开朗, 毅然决心带领蛤蟆滩头的全体村民走一条“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康庄大道。与朱老忠不同的是, 当梁生宝完成了自身内在精神心理的社会主义启蒙之后, 形象救赎的政治规训并没有就此消失。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开是艰难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严峻的, 既有“党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郭振山的摇摆不定，也有富裕中农郭世富的志得意满， 更有富农分子姚士杰的蛊惑人心, 就连贫下中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为此, 梁生宝作为个体形象的政治归附, 就演绎成为全体村民的觉悟提升与意识觉醒。这种救赎模式随着政治权利权力的进一步强化, 到了“文革”期间更加趋于封闭与严整。萧长春、高大泉, 这两个活跃在《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中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 以一种“政治附体”的超验方式完成了对形象政治救赎的终极化诠释。这类形象的出现, 可谓从建国以来到“文革”开始政治极权不断严整、文化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最好表证。

非单正面形象如此, 即就是一些中间人物形象与落后人物形象, 依然体现出政治救赎的明显印痕。《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 曾经对儿子大搞互助组的革命行为好生不解, 与老伴急不择辞的大声吵闹， 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去麦地遐想。柳青将这个摇摆在公私两路上的中间人物刻划得惟妙惟肖，并且使这个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闪烁出人性的温暖光芒。然而, 在“十七年”颇为严峻的政治氛围中, 这个中间人物的一切举动不过是为了昭示社会主义道路的坎坷不平, 朴素的人性流露仅仅是小溪归于大海之前的一种孤独的狂欢。等到养子梁生宝的互助组初见成效, 并赢得村民的一致赞许时，这位倔强的老汉还是毅然纳入了合作化的大潮之中。《红旗谱》中，与朱老忠相对的传统农民典型严志和，与梁三老汉一样, 他精神阴影的清除以及投身革命洪流的最后抉择, 依然是政治救赎的前提下非主流形象存在的一种基本法则。当然, 由于政治救赎在阶级性方面的严格定位,这一时期的反派形象并不在政治关怀的领域之内， 他们作为与英雄形象、中间人物形象相对立的一面被无情否定。可他们存活的尴尬又恰恰是他们不能获得政治救赎的必然结果,这也在另一层面上为主流形象的有意义性与典型性作了最好的补衬。

二、自我救赎的理想个体模式

1978年，随着极左体制的坍塌，长达十年的文艺专制时代彻底结束，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一批直面 “文革”悲剧的现实主义作品应运而生，如“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与此同时, 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也使久经尘封的人文主义观念重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神原则。如此一来, 反映人的心声, 描摹人的情感, 透视政治压力下受难者生存环境的窘迫, 一跃成为文学创作的潮流。之后兴起的“改革文学”思潮 ,在一定程度上依然续接着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但不庸置疑的是, 无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还是改革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形象的救赎趋向依然桎梏在政治话语的范式之中，这种范式以一种群体性的人文抚慰呈现出来，并将社会体制的改变作为个体得以救赎的主要根源。对此，李建军曾称新时期初期“用某些政治化的概念进行概括的小说创作”并不具有真正的“小说精神”。但不管怎样, “文革”后文学所内蕴的悲剧意识与反思意识，使形象的救赎趋向开始脱离政治一唯指向下的逼仄状态, 并向生命状态和生命方式的自我抉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令人欣喜的是, 从1983 年开始, 一股洋溢着青春热血与个性化气质的现实主义文学大潮汹涌而来。以梁晓声、孔捷生、叶辛为主要代表的青年作家, 扛起了“知青文学” 的猎猎大旗, 一大批反映知青生活内容的现实主义作品随之出现。其间，那些时时跃动的既注重自我存在与个体生命感受, 又不乏理想追求的青年形象, 成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史形象画廊中继泛人性关爱的受伤者系列之后的又一道靓丽的风景。

正是在此基础上, 1985 年, 现实主义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以悲剧情怀、理想化追求与个体生命意识的彰显为创作主旨的形象组构模式，开始成为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流, 随之形成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以理想个体为形象主体的自我救赎模式，而路遥、张承志、谌容无疑是这批现实主义作家中的典型代表。

作为将个体生命追求极限化的代表，张承志在他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中, 塑造了一个充满了朝气与热血、始终追求生命完美的个人奋斗者。这个形象与梦想中支撑其精神的黄河一样激扬勃动。为了特意安排形象生命的恒动性与冲撞性, 张承志并没有给读者指出“他”的追求目标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是否最终实现了这个目标, 但我们分明从他对女记者情感的拒绝，以及他对自己前途的种种个人式的设想中, 可以聆听到那颗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始终在不懈追求的自我灵魂的跃动。

如果说, 《北方的河》宣泄了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一个理想个体的生命呐喊的话, 那么,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则直接使这位西北青年从家乡的田园里奔突了出来, 在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去完成一次自我救赎的个人式行为。从整部作品的构思来看，无非展现的是高加林从农村到城市的梦想之旅, 路遥也在文本中留下了很多人为操持的空间以帮助高加林完成这种个人式的超越。作为一个乡下民办教师,高加林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偏偏命运多舛, 由于乡村能人的从中做梗, 他民办教师的社会性符号也被无情剥夺, 只能怀着一腔幽怨回到了故土。“文化人” 的光环一旦被消散, 高加林的心理自然是无语凝噎。这个时候, 偏偏又来了个刘巧玲, 那么温柔贤良,对文化人充满了同情与崇拜, 一下子使高加林本已在低调运行的生命，突然在这田园牧歌式的民间柔情下重新奔突起来。就在两情融洽之际, 偏偏又来了个在外省做高干的二叔, 底下人的热心张罗, 高加林终于跻身文明化的城市。到了县城后，县委通讯员的身份连同他谈吐不凡的才力, 又使故友黄亚萍对其欣羡有加。在经历了阵痛般的爱情抉择后, 高加林开始了征服城市的光荣之旅。没想到, 张克南母亲的一份弹劾信又使这位心高气傲的年轻人重新走回了土地。那么, 个人奋斗的悲剧与生命张扬中的现实阻力, 使这个形象在自我救赎的审美趋向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此，阎纲才称：“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雷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

与《人生》不同的是, 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直面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现实上，为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发出了热切的询唤。初看起来，这部作品无疑是揭示知识分子地位与时代要求的错位, 可陆文婷形象的理想性、悲剧性及其个体化的生命抉择, 正是延续着自我救赎的形象组构模式。文中的陆文婷是医院眼科的“一把刀”，技艺精湛, 乐于奉献, 按理说应该是受人尊崇的一个阶层。事实上，房舍简陋，收入微薄,怎一个寒酸了得？家中四口人共用一个小小的写字台,个中滋味, 不难理解。面对朋友们的出国抉择, 她心如止水, 一笑置之, 依然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信念与职业追求。直至病倒之后, 她想到的还是上班这个社会性的义务。当丈夫傅家杰在病床前再次向她吟诵起他们初恋时十分珍爱的裴多菲的爱情诗“我愿意是激流” 时,读者实在不忍卒读。这样一首如此虚渺不实的爱情诗, 竟然成为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坚守信仰与生命的惟一支点, 夫妻间相濡以沫的情感竟然成为陆文婷对抗生存重压的惟一砝码, 其间的悖谬不难理解。当然，谌容并没有给我们安排让陆文婷永远倒下的生命悲剧，可陆文婷“上班之后会怎样”，恰如“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 的诘问一样扑面而来, 事实上，生命消磨的长期性与无条件性比生命消亡的瞬间性悲剧更令人惊奋。与此同时, 一个为了工作甘愿清贫, 甘于忍受俗世侧视，却始终不放弃理想与信仰, 只能自我润泽生命、只能自我揩拭伤痛的鲜活个体跃然纸上。

三、文化救赎的市井凡人模式

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历史性变迁, 现实主义文学所坚守的人文精神开始淡出。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及其形成的娱乐产业体系，使文学自然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失重状态，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出现阿尔多诺所言的“艺术可能进入它的没落时代”。这一方面预示着信仰悬置、理想委地之后文学自身的危机，但也在另一方面刺激着当代文学观念和创作程式的快速流变,以及在此影响下现实主义文学形象救赎趋向的时代性更迭。当然，不容置疑的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所携带的部分良性的元素使民间意识的膨胀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民间意识中素来葆有的取缔形象等级、淡化阶层界限，以及认同生存抉择的无价值趋向便成为可能。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所导引的精神消解，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警觉， 这自然使传统文化的复归与张扬成为可能。此外, 工业社会的异化效应所诱发的“返朴意识”，又使民间文化中自然崇拜与神秘主义的盛行成为可能。在这种状况下, 一种以民间文化为主流的, 以市井凡人为形象基础的, 以文化救赎为形象指向的第三次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格局开始形成，喻示着在新的历史场景中当代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新变。

其实, 从1990年代开始显现的现实主义形象救赎的文化趋向不难理解。早在1986 年, “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 已经预示了民间文化的兴起, 而韩少功、王安忆、钟阿城、贾平凹等作家的寻根作品, 也明确宣示了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对于形象救赎的现实意义。如韩少功的名作《爸爸爸》，分明就是楚文化的美学呈现。而王安忆和阿城的作品，则让我们痛快淋漓地领悟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一个是深受礼乐文化滋养的小鲍庄, 一个是徜徉在道家玄境中作逍遥游的王一生。如此看来,寻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对1980年代中期所盛行的“探索文学” 的单纯反击, 也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简单表证。其实，寻根文学直接成为1990年代民间文化大潮兴起的一个契机, 也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审美机制转换的一个重要中介。正是在此基础上, 以谈歌、何申、关仁山、李沛甫、贾平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在特定的现实层面上, 通过一些林林总总的市井凡人形象为我们展现出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文化救赎模式。

谈歌、何申、李沛甫同为1990年代以来书写官场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 可李沛甫与前两者大不相同。 谈歌、何申撷取的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在这个背景下，着力对官场文化本身进行深刻透视。如谈歌的《无根令》,写的是一个没有仕途根基的县长在个人前途上的忧虑与困惑。何申的《年前年后》, 写的是一个既有为民请命的决心, 又有私进退人打算的农村乡长在春节前后的尴尬与窘迫。而李沛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及《羊的门》, 则将形象融汇在土地与生命的对立、交融之上。如《无边无际的早晨》写的是一个农村少年“国”的成长历程, 即他由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乡干事、乡长，最后到县长的自我超越过程。尽管这位深受土地恩赐的“ 国”不愿意回忆过去, 那怕是曾经甜蜜的童年对于他目前的地位也似乎是一种莫名的嘲弄。为此, 作者在很多细节上展露了形象与土地的割裂。可土地的精神与土地潜在的召唤, 却不时在他的耳旁响起。我们从他一个人多少次站在村头向那熟悉的炊烟眺望的场景中, 分明可以感觉到乡村文化已经成为他灵魂的根系, 一种难以割舍的生命情结, 一种对抗仕途阻力的精神霜刃。到了《羊的门》，李沛甫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根性意识。

作品的主人公，依然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呼国庆, 这样一个县级领导干部, 每当在个人前途上遇到挫折,他都要下意识地去故土拜访一下一手策划其命运前途的农村能人呼天成。而每当这时间，呼天成则或在舞剑, 或在对弈,一副散淡旷达的模样，可呼天成的一个眼神,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 甚至是根本不顾呼国庆转而径直离去的一个料峭的背影, 都能使呼国庆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欣悦, 一种精神淘洗后的洞悟。在此，呼天成无疑已经成为乡村文化的化身, 成为始终照亮呼国庆灵魂暗角的一盏明灯。由此可见, 谈歌、何申只是在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对形象进行文化的单支救赎, 可李沛甫则在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融于一体的前提下，对形象进行了文化的整体救赎。

与李沛甫类似, 陕西作家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高老庄》中, 也为我们呈现了文化救赎的现实主义。作品中, 他精心营构了一个深具传统文化底蕴的意象——“高老庄”，借此来完成有关族类繁衍、文化承传的寓言式解读。不同的是, 贾平凹对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沉浸,相反对之实行了一种巧妙的审美反拨， 通过西夏与菊娃的形体错位及子路返乡前后的精神错位, 宣泄出世纪末知识分子对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热切渴望。

鉴于此,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完成了形象流向由政治救赎经自我救赎到文化救赎的三重转换, 也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深化提供了一个宏阔的背景。在此, 我们无法断言现实主义将朝什么方向演进，以什么样的新的状态呈现出来，可我们深信, 在新的千年里,现实主义的劲歌不衰, 现实主义的道路依然广阔而辽远,现实主义形象将更加璀璨夺目。

谢延秀 延安大学

注释：

①别林斯基：《玛尔林斯基作品全集》，《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6页。

②车尔尼雪夫斯基：《现代美学概念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

③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④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5页。

⑤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88页。

⑥阎纲：《关于小说〈人生〉与作者的通信》，《阎纲短评集》，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244页。

⑦转引自张器友《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