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艺峰

“他的欲望无条件地指向远方”：徐则臣论

党艺峰

一、到世界去：病孩子的欲望与现代性危机的表征

“到世界去”，是贯穿徐则臣全部写作的核心句子，也是他全部写作的基本动机。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文体，寄生于不同的人物形象，徐则臣不由自主地重复这个句子。一个句子，有时就是一个生存事件。这个被徐则臣反复叙述的事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鲁迅那里，如《呐喊·自序》所述，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鲁迅终于决定去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选择促使鲁迅那代人以超然的身份进入历史，他们创造并同时叙述历史，甚至把自己的历史观强加给后来者。然而，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鲁迅终究彷徨于无地，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蜕变为破落户浮浪子弟。抗战改变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一群现代知识分子重新回归土地，潜在的政治浪漫主义情怀也因之勃起。这构成1980年代重提启蒙的历史依据，也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化肖像。徐则臣用“革命的废墟，还有政治和灵魂的阴影”、“可以策动精神反叛”和“颠覆和反叛的目标和冲动”等词汇描述这一文化肖像的特征，但这一切都与“70后”没有关系，“70后是没有‘故事’和‘历史’的一代人。”没有关系，也许意味着某种更复杂的关系，因此，对于徐则臣来说，“到世界去”就只能是一个极其暧昧的生存事件，它与成长有关。

在徐则臣的成长叙事中，一边是一群“病孩子”。这些病孩子可能是被雷电吓傻的景天赐或者被猪踢坏了脑子的铜钱，但更多的是如《病孩子》中穆鱼那样的少年。穆鱼蜷缩在永安运河边的一个小镇中学里，即使有霹雳舞、社团间的斗殴、姜川的早恋和被犯罪以及卫青青的自杀未遂和退学……等，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故事，他们只是窥视着成年世界。福柯在全景敞视的圆形监狱构想中发现了现代制度的理念，他断定权力的窥视无所不在。然而窥视始终是双向的，窥视者也同时是被窥视者，因此反抗也无所不在。的确，穆鱼和那群病孩子从他们蜷缩其中的小镇中学就看到了种种世相——班主任贾一生因为女朋友在教室里裙带脱落春光乍泄而搅起穆鱼和卫青青早恋的谣言，小镇医院院长让自己的亲戚装扮病人侦查到副院长和下属在太平间私通的证据，司机宫强因为院长骚扰自己的女朋友制造出一桩车祸，还有镇长为保全自己的儿子嫁祸杀人罪于姜川……在这种种世相里，我们看到的是纳博科夫定义的“菲利士人”的影子，他们是“一群心智成熟之人:他们的兴趣所在皆具物质和平庸的性质，其思维由其所属群体和时代的既成思想以及保守理念所构成。”穆鱼和那群少年也看到了这些，于是，他们病了。

所有的成长叙事都需要有一个引导者。徐则臣似乎始终在犹豫，《夜火车》里的沈镜白终于只是一个失败的引导者，直到顾念章出现在《耶路撒冷》中，他是徐则臣成长叙事中站在另一边的引导者。顾念章的父母在文革之初就因为红卫兵运动被冻死在雪地里，他成为一个孤儿，他寄居在外公家，“也因为广大的世界——天大地大，他的确常常生出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感觉，这感觉让他无端就悲伤和忧郁起来。”在介入同样的暴力革命之后，他的感觉发生了变化，他跟随老姜学习俄语，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必须到世界去。

一个引导者，为一群病孩子指出一个方向，一条道路，一个出口，他们渴望“到世界去”，正如徐则臣所说，“最近的车站在百里以外，站多高都看不见，他从没去过。就这样歪歪斜斜生长的人，终年抱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到世界去。他想到外面看看，看什么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同样不知道。他就是想看，仿佛怀揣一肚子的邪火。他的欲望无条件地指向远处，远，再远，更远，无穷远；他把故乡之外看不见的地方统称为‘世界’，他要‘到世界去’。”

问题的根本在于何谓世界，把故乡之外的地方统称为世界，世界就已经被对象化，而对象化的世界仅仅承载着人类的欲望，这正是现代性危机的核心。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已经设想出种种消解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其中关键性的要素恰好是历史和美学。徐则臣无疑熟悉这些方案，并且能够洞察其关键要素，不过，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历史和美学不应该是某种抽象的原则，它们必须转化为叙事伦理学。“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叙事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在叙事伦理学的意义上，我们需要遵循写作者的引导，从他的动机出发，发现在叙事现场可能隐含的复杂意味，在徐则臣那里，这就是他以及那群“病孩子”在世界之中如何生存。

二、在世界之中：伪证制造者和中国式的生存难题

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北京成为“世界”的空间符号。一群病孩子，渴望到世界去，于是，他们来到北京，如《啊，北京》和《我们在北京相遇》里的边红旗、《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敦煌和保定、《伪证制造者》里的姑夫和路玉离、《天上人间》里的周子平和表弟陈子午，还有《耶路撒冷》里的易长安，他们的职业就是伪证制造者或贩卖者。与他们身份相类似的还有《把脸拉下》中的魏千万那样的假古董销售人，《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旷山和夏小容那样的盗版碟推销者等。可以说经由徐则臣的发现和叙述，伪证制造者或者说假证贩卖者第一次出现在文学叙事之中。即使仅仅从经典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出发，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然而，徐则臣无意于塑造一种新的典型形象，他笔下的伪证制造者具有远远超出反映生活的寓言意义。

近乎全部评论者都注意到徐则臣笔下的伪证制造者身份的边缘性，并且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明确指认这种边缘身份，如李徽昭所说，这“一群‘假证制造者’形象充分显示出中国社会乡土现代性的典型而更为深刻的特征，在这里前现代似乎已经逐渐衰微，后现代在悄悄出现，现代还奔跑在路上。边红旗、陈子午们离开了原乡，却没有进入城市。他们来自乡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丧失了土地。他们不是农民，却被指认如同农民。他们身份不明，没有归宿，他们一直迷茫、模糊、焦虑、困惑。他们似乎面目不清，但又清晰可见。这些正是中国‘乡土现代性’发展中的独特特征。”这种身份指认未必没有道理，却也构成另一种遮蔽，用宏大叙事遮蔽了徐则臣的伪证制造者们所表征的中国式生存困境，或者说遮蔽了他们的生命感觉。

在易长安的故事里，有一个插曲，北京玉渊潭公园的周末相亲会按照学历分为两个层次: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的和本专科学历的，它们在时间上是错开的，易长安看到一个只有专科学历的女孩错误地撞入更高学历的群体时只能自卑地低着头。这个插曲和徐则臣的所有故事一样，是没有结局的。然而，在这个插曲里，某种中国式的生存困境得到简约的叙述。现代意识形态与现代技术是同源的，其哲学背景是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认识并改造世界。认识论的前提必须是存在的对象化，即马克思所谓“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此背景下，个体只能如齐泽克所谓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甚至更多时候是未必崇高的客体，其社会学表征是个体的仪式感。在仪式感越来越虚幻的世俗化社会里，证书就成为仪式的替代品。当代中国对各种证书的需求和盲目崇拜正是意识形态与现代技术合谋而塑造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之一，也是现实秩序之自我总体化和自我荣耀化的目标之一，它期望的是好公民的诞生。“一个‘好公民’，就实在已不再是一个正直而真诚的‘好人’:他/她熟练地运用‘高贵的谎言’制造迷惑，在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面前保持沉默、或直接采取‘政治人的语言’，以此不仅保护自己免受迫害，更重要的是，保护社会不受颠覆、保持它的连贯稳定，从而在那(伪)‘和谐’的社会中，做一个‘忍受’该社会之实定法的成熟的‘好公民’。”因此，作为仪式替代品的证书在本源意义上只能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伪证，那个女孩的自卑其实与仅有专科学历无关，正如相亲会上更多的是一群老头老太太举着孩子的照片和言简意赅的黑体字简介替代孩子们展示，替代孩子们谈恋爱，在各种证书面前，个体的生命感觉只能是卑微甚至卑贱的。

从这个插曲出发，作为伪证制造者的易长安的故事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理解。易长安已经不像边红旗或者其它人那样，游走在北京的街角，他被直接置入逃亡途中。在逃亡中，易长安始终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而跟随他的林惠姐弟俩近乎同时梦见三个影子抓走了易长安，或者易长安必须警觉的正是梦中的影子。这又回到鲁迅所设置的情景:看/被看，易长安看着那些影子，那些影子同时也看着他。不过，徐则臣无意于批判国民性，看/被看的情境中没有麻木，只有警觉。警觉也与逃亡和反追捕无关，它是伪证制造者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与伪证制造者对峙的是警察。如果说在现实秩序之自我总体化和自我荣耀化的过程中，建构“好公民”身份可能隐含的暴力或者暴虐因素都被抹去了痕迹，那么，伪证制造者在与警察对峙的游戏中始终警觉的状态就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它在某种程度上把抹去的痕迹重新复原。伪证制造者非常类似于拉康所谓的“歇斯底里者”，他们“看到了现实秩序中千疮百孔的不连贯与缺失”，但“拒绝牺牲自己来填补这种缺失与不连贯，故此，他/她会永远地担心与抱怨这个现实世界——往往被想像性地归结为某个(些)掌握权力的他者——会以某种方式来控制他/她、利用他/她、剥夺他/她最珍贵的东西”。

伪证制造者在世界之中演述着中国式的生存困境，但他们始终在北京之外，因为“在徐则臣的经历与印象，或者认知中，北京不属于外来的‘漂泊者’，遍地都是机会与金钱的北京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门槛’，这道‘门槛’最终无情地将‘漂泊者’挡在北京之外。”也正是在剥离伪证制造者与某一具体空间的对应之后，徐则臣通过伪证制造者的叙事发现并回归自己的历史，他说，“一个人穿过历史，历史因此带有个人的温度，身体的温度和精神的温度。一切历史也都是个人史。”这正仿佛“跑步穿过中关村”的敦煌。

三、耶路撒冷或者花街：徐则臣的文体追求

在世界之中，就是一个人穿过历史，这决定了徐则臣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也同时决定了徐则臣小说的修辞形态。“一个作家的写作,就是在呈现一部与他有关的‘历史’。因为写作是回忆, 正在发生的‘当下’,可能发生的‘将来’, 都需要转化为‘过去’才能进入小说。小说在本质上是一个完成的时态。”

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有某些不断重复出现的细节，比如说“夜火车”，陈木年始终保持着少年时代关于夜火车的记忆，也终于坐着夜火车出走，初平阳和易长安一样在回乡途中遭遇夜火车的故障和临时停车，另外还有如边红旗以诗人的身份出场或者那些在不同场景中如幽灵一般飘荡着的病孩子。这些细节暗示出徐则臣的小说写作始终保持着对自传经历或者记忆的习惯性依赖，这是徐则臣小说文体及其修辞形态的基础要素。徐则臣所呈现的记忆或者回忆不仅关涉过去，同时属于当下甚至未来，这塑造出其小说文本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具有明显的双重面相，它首先根源于生命体验本身。在谈到黑塞的《悉达多》时，徐则臣指出，“黑塞在小说里给了形而上充分的空间，形而下的世界则寥寥几笔，我看不到一个人在通往未知的征程中必将面对的无数的偶然性，也看不到他在众多偶然性面前的仿徨、疑难、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那些现实的复杂性被提前过滤掉了，生命的过程因此缺少了足够的驳杂和可能性。”其次则是小说家的文体追求，徐则臣说，“‘谜团’类的小说，是我多少年来的隐秘的方向，就是尝试开掘小说意蕴的无限可能性。我以为好小说在意蕴上应该是趋于现代的，是多解的、凡墙都是门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而我力求在比较古典的形式下实现这个意蕴的无限可能性的经营。”然而，问题在于从带有自传性质的生命体验到文体意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在《耶路撒冷》里，初平阳和所有人一起完成了一次返乡之旅，但沉潜在每个人旅程背后的是景天赐的死亡。徐则臣所建构的景天赐之死的书写方式意味着它是小说家自己记忆深处最隐秘的事件。

景天赐之死成为所有人不可摆脱的梦魇，他的姐姐秦福小总是通过梦境回到景天赐的死亡现场，这个梦境越来详尽，越来越清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梦境始终是借用第三人称方式叙述第一人称的现场，于是，梦境的视角是全能的，它预知那唯一的结果，又无力改变，景天赐终于以每个人记忆中略微不同但一律恐怖的方式死去。这个梦境是宿命的，宿命既意味着一种不可改变的力量和秩序，意味着一个人如同黑塞的悉达多一样奋不顾身向抽象的真理狂奔，同时也意味着无序和混乱。即使在景天赐死去多年之后，在记忆里，易长安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他制造出一场本来不会有的游泳比赛，景天赐因此被那个叉状闪电击中；杨杰始终不能忘却的是景天赐割开自己动脉血管的那把手术刀是自己从姑姑那里拿来的；初平阳始终不能忘却那个太阳亮的可以杀人的午后，他看着景天赐血流满地而噤声不语；还有秦福小的梦境。这些记忆中的细节未必是真实的，但它们可以促使整个生活世界的秩序坍毁，因为所有的细节都与景天赐之死有关，但又无法建立一种明确的逻辑关系。生活世界秩序的坍毁暗示出个体生命的无力和无助。如果说《耶路撒冷》又一次显示出徐则臣对自传经历或者记忆的习惯性依赖，那么这种状态就意味着他的记忆与乡土世界无关，或者说徐则臣的记忆是根基于城市的。根基于城市的记忆缺乏美学天赋，正是因此，徐则臣必须建构起自己的乡土叙事。

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在叙事上有足够的时间长度，也仿佛有现实的地理空间前提，但它是属于“一个人的乌托邦”，如徐则臣所说，“这个乌托邦容纳了我所表达出的一切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触摸到的，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和虚构；包括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囊括了我的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西绪福斯；还有我将要表达和永远也表达不出来的属于我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徐则臣的乡土叙事是虚构性的，其本质正如他对“耶路撒冷”这个词的发现。与一个词的相遇，对于徐则臣来说，其实是寻找一种美学形式，同时是赋予自己全部记忆以美学形式的努力。

这种努力在《耶路撒冷》的写作中得到清晰的表现，它在结构上以景天赐为中轴，两边以完全对称的序列向中轴线逼近。这种结构特点显示出作为小说家的徐则臣已经拥有越来越明确的文章学意识。虽然徐则臣也谈到信仰，但“耶路撒冷”的确与宗教无关。在记忆已经丧失美学天赋的今天，文体和修辞或者是我们抵抗虚无主义的更有效的方式。

党艺峰 渭南师范学院

注释：

①徐则臣：《70后的写作及其可能性之一》，何锐主编《把脉70后：新锐作家小说评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3页。

②[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309页。

③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28页。

④徐则臣：《到世界去·自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⑤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⑥李徽昭：《假证制造者的乡土现代性确证——从系列长篇〈天上人间〉看徐则臣的中国解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9页。

⑦⑧吴冠军：《一把插向心脏的刀——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第47页，第48页。

⑨傅逸尘：《没有结局的小说与“漂泊者"的命运及状态——读徐则臣中短篇小说记》，《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第32页。

⑩⑪徐则臣：《历史、乌托邦和文学新人》，《黄河文学》，2008年第5期,第34页。

⑫徐则臣：《孤绝的火焰——重读黑塞》，《把大师挂在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⑬徐则臣：《区别，然后确立——徐则臣答傅小平十七问》，http：//biog.sina.com.cn./xuzechen. 2007年5月17日。

⑭徐则臣：《自序：一个人的乌托邦》，《午夜之门》，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