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亮

1980年前后文学的语词逻辑与话语场域

孙国亮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举措，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藉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愿景为契机，利用政治舆论、文艺政策、出版机制、动员规训、互惠协商等策略对知识分子进行多维度的征用和改造，建立了文化领导权。而“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双重占有，表征着无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领导阶级将自有的“文化”以“知识”“道德”和“健康趣味”的名义秩序化，建构成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评判的“标准文化”“高级文化”，乃至“全民文化”，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象征符号，一种阶级区隔和边界；在文化宰制的实践中投射到文学艺术，形成了彼得·比格尔所谓的“文学体制”，指“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决定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既决定文学生产者的创作，又规定接受者的行为模式。”“个人性”笼罩于“真理”“革命”“人民”等社会“复数”之下，在反抗之前就已经被一种历史虚构的“知识原罪感”解构，即反抗者反抗本身的合法性遭遇了空前危机——外部危机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困厄。

然而，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出现裂缝，领导者的政治威权和文化领导权一度陷入非同步不协调状态。知识分子利用历史发展中文化素养上的先天不足和“左”的“道德罪感”，把“自由”“解放”“发展”“进步”“富强”“人性”“平等”“公正”等话语建构成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概念通道，试图找回丧失已久的“文化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