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辉

一、和陶——文学背后的文化动因

苏轼和陶是苏轼出于对陶渊明生存哲学及诗学风格的追慕而与其穿越时空的对话，是在宦海浮沉的背景下对历史、现实及人生诸问题的深刻反思，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苏轼和陶并不只求与陶诗在风格上的趋同，而更是借以传达旷放淡泊的文化精神，如果仅仅从文学层面来追究苏轼和陶诗与陶诗似与不似，便不可能抓住苏轼和陶诗的本质。

苏轼之追慕渊明，导源于苏轼被贬黄州、躬耕东坡。《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劳动固然艰苦，苏轼却从中体味到难得之乐，在给友人的信中，苏轼写道：“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东坡八首》其四云：“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诗人从春到秋辛勤劳作，分秧、管理、收获、归仓，事无巨细，全程参与，不仅不见愁苦之态，反而将劳作过程称为“乐事”而一一列举，其间又描写庄稼生长的情形及田园景象，“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透露出诗人亲事稼穑而产生的欣悦之情，这与陶氏拥有近似的文化心理。陶渊明站在朴素的唯物立场肯定劳动的价值，将劳动视为人生的应有之义，“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在身体力行的劳作中体味到四体不勤的士大夫难以体味的乐趣，“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