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轩

仕与隐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古代士大夫普遍思考的问题，也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按其发展顺序大致可分为道隐、心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壶天之隐七个阶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苏轼作为士大夫人格的典范，一生仕途坎坷，三次被贬，宦游十余年，对仕隐关系有独到的思考与理解，这种探索与思考于其词中随处可见，而且大多流露出隐逸情怀，可以称之为“隐逸词”。本文拟以苏轼的隐逸词为研究对象，以苏轼对仕隐关系的思考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中的情理结构，探究苏轼对仕隐关系的处理方式及从中体现的人格境界，以期探究苏轼对仕隐关系的理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独特性。

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隐逸与情理结构

干仕与隐逸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泰伯》有云：“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是孔子对隐逸的看法，孔子也因为这类话而成为隐逸文化的理论先导。孔子是依据“正义原则”而提出“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这实际上是规定了一个客观标准。这一理论的提出富于现实实践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究其实质，孔门仁学依然是教人积极入世的，孔子提出的隐逸“并非要人避世，而是要人避开无道的政治，以保持人格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