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成金

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成熟的悲剧意识，且唐诗宋词是其重要的载体，而其中苏轼诗词文中的悲剧意识又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因此，在研究苏轼的诗词文时，探讨悲剧意识的源起及性质尤为必要。但历来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的源起、性质、特点以及作用的研究尚不深入，也不明确。兹从三个方面来简要论述这一问题。

一、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的起点和原动力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人和道的关系上，这句话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性质命题(直言命题)，“人能弘道”的思想不仅是孔门仁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更对中国哲学以及思想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人是什么？即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其意是说，相对于“好德”“好仁”，人更容易“好色”“恶仁”，其中的“好德”“好色”、“好仁”“恶仁”是两组对立的概念，又都同时存在于人的身上。

但对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历史上有这样的解释：

谢氏曰：“好好色，恶恶臭，诚也。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然民鲜能之。”《史记》：“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故有是言。(朱熹《论语集注》)

本章叹时人簿于德而厚于色。或曰：好色出于诚，人之好德每不如好色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