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杂文的杂与博

●梅桑榆

不知自何时起，一说到杂文，不少人都要拉鲁迅先生作大旗，称其是“杂文的鼻祖”。其实，“杂文”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干宝传》。后来，南朝文学理论大鳄刘勰先生提出杂文这一概念，将某些体裁的文章归类于“杂文”，并在其经典大著《文心雕龙》中特列“杂文”一章，作了精彩详细的论述。可见，杂文的鼻祖非某一人，而是一群人，并且是千年以前的古人。

何谓杂文？刘勰先生在列举了诸大家的文章之后，作了如下概括：“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译成白话则是：“详细考察有汉以来的杂文，名目繁多，或曰典、诰、誓、问，或曰览、略、篇、章，或曰曲、操、弄、引，或曰吟、讽、谣、咏，总括其名称，皆可归入杂文一类。”由此可以得知，早在汉代，杂文作者已是群星璀璨，杂文作品已是杰作纷呈，又加当时的文字狱尚不像后世那样严酷，杂文创作可谓繁荣得很了。被刘勰所列为杂文的文章的确很杂。这种“杂”，不仅反映了形式上的杂，而且反映了内容上的博。

说到杂文形式之“杂”，自古以来，有心的作者都在不断地追求与尝试。古代的杂文且不论，上世纪八十年代，杂文兴盛，许多作者在形式上多有尝试。论其体例，有对话体，有书信体，有语录体，有仿古体；论其样式，有戏剧式，有小说式，有自白式，有虚拟式，有荒诞式。这些作者，有的本身就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写起杂文，别出心裁，对于杂文的种种形式驾轻就熟。有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学问家，偶尔写一写形式别样的杂文毫不费力。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乱花迷眼，佳作叠出。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种种表现手法的创新，渐渐不受欢迎，载于报刊的杂文，形式渐趋单一。此后又有时评大兴，许多报纸都辟有专版，而刊出文字，不但形式上有其固定的程式，语言上也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将时评大师“有话直说，不能拐弯抹角”的要求奉为圭臬。至于杂文，也受到时评的传染，形式归于单一，语言趋于枯燥。一些报刊的编辑，似乎都是不苟言笑、严肃刻板之人，导向不正确的杂文撤掉，应该，只是形式活泼的杂文也要毙，幽默诙谐的语言也要删，结果发出来的文章，形式像士兵出操般整齐划一，致使识见浅薄，语言乏味之作大行其道。被称之为“文艺性议论文”的杂文，难觅其文艺性，只剩下干巴巴的议论。

我所说的杂文之“博”，并非指作者学识的渊博，而是指题材的广博。自有人把杂文比作“匕首投枪”之后，万人沿用，致使一提到杂文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那腰围革裙，傍炉临砧，抡锤打造兵器的铁匠，或是毫无生活情趣，整天板着面孔，手拈利器，寻找刺杀对象的武士。杂文之题材之所以越来越窄，乃是由于某些以“教师爷”自居者乱设框框、乱划界线所致。其实，即使是鲁迅的杂文，也不限于抨击政治，甚至并未以抨击政治为己任，所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与现实，乃至人生、人性的反省、揭示与批判，以及对未来的探索和思考。而当今的杂文，所涉及的题材越来越狭窄，似乎除了抨击弊端、揭露官场腐败，便无什么可写。一个杂文作者如果年复一年，只能写某一类题材的文章，那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很难像真正的专家那样博学专精。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杂文本应包罗万象，万事万物皆可入文，纷繁复杂的社会和丰富多彩的人生皆可反映。林语堂称他的小品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我范围”，此语应为杂文作者之追求。

以我之愚见，一个能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大胆尝试，多有变化，写作题材广博，有涉及历史、社会、人生，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之能力的作者，方可称之为优秀杂文家。